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历史·理论·挑战

［关键词］ 现代性；反现代性；发展思潮

［摘 要］ 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是在反思和批判全球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否定现代性为基本理论取向的社会思潮，它既包括以解构和终结现代性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也包括以固守传统、拒斥现代性为取向的文化守成主义。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既孕育有积极合理的因子，也涵括某些消极颓废的成分，在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理论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亦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合理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图分类号］ B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7）02-0042-06

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是在反思和批判全球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否定现代性为基本理论取向的社会思潮，它与现代性发展思潮的激荡与交融、冲突与整合，不仅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观嬗变的内在张力，而且直接决定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基本趋向。深入研究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从理论上讲，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趋势与规律，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汲取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从实践上看，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厘清现代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论域，增强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一

作为现代性发展思潮的“对立物”，反现代性发展思潮的兴起是“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走向自己的对立面”［1］（P785）的必然结果。

尽管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和现代性发展思潮均发轫于启蒙运动后的理性觉醒，但在20世纪以前，反现代性思潮微弱的呼声一直为现代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强音所湮没。在近代西方“较为正统”的学术语境中，“现代性”即“发展”的代名词，不论是马克思、迪尔凯姆，还是韦伯、帕森斯等思想大师，几乎都把现代性当作可欲的价值目标予以追求。在他们眼里，现代性不仅意味着高度发达的工业、服务业和较为完善的市场化经济运行模式，还意味着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的高度分化与流动、高度发达的专门化社会组织，意味着个性自由、开拓进取、效率至上、能力本位等观念，还意味着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和理性化、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

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之所以能够进入西方主流学术语境，首先应归功于20世纪初的社会批判理论。进入20世纪，人们发现，现代性并非是人类无须质疑的自明之规定，这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于是，西方的一些社会批判理论家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先后从“科学意识形态”、“工具理性猖獗”、“单向度的人”、“物化”等这些畸形社会事实出发，发动了对传统现代性工程的反省和批判。然而，由于仍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的一项“未竞的事业”，这些社会批判理论家并没有真正走向反现代性的立场，他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与其说是一种“批判和否定”，毋宁说是一种“反思和重构”。

第一次以一种具体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新现代化理论。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接踵而至的核阴影以及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新现代化理论发动了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和整体批判。在新现代化理论家看来，人类有理由而且必须相信，倡导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已经而且继续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指出，按照传统现代化理论设计的现代性路径走下去，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缺失和生态危机。他们强烈主张重新审定发展的价值和目的，认为发展本身不是发展的目的，不再具有无可置疑的“第一位”的价值地位，惟有“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旨归”的发展才是发展的宗旨和目的。

继新现代化理论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以“对现代性的整体理论颠覆”而把反现代发展思潮推向高峰，使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与现代性发展思潮相抗衡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延承了社会批判理论和新现代化理论对传统发展观现代性诉求的批判性质疑，而且以一种疾风暴雨的态势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中的各种弊病。在他们看来，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进步观念其实只是“制度化的社会至上论”，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在这种权力机制下，历史并不是朝向博爱社会进步，社会发展更多地意味着人文精神的沦落和缺失。现代性梦想的实现，同时也是现代性梦想的破灭。由于“现代派含蓄而不容更改地相信，自己就是终极时代”，所以“它被固定在一个黯淡无光的线性进程中，它能看到的只有终点无限的推延，而没有任何新鲜事物”。 ［1］（P824）基于此，后现代主义者从“解构”理性出发，强烈主张否定作为发展主义目标的“现代性”、“现代化”以及主导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整个西方工业文明，要求摘除科学、进步头顶上的光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反现代发展思潮迅速从欧美发达国家蔓延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在它的影响和冲击下，世界范围那种长期以来追求现代性的热望开始为一种新的反现代性的后发展思潮所取代。如今，以超越传统现代性的视角来探寻本国家、本民族的新的发展进路在全球范围内可谓是方兴未艾。不论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抑或是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中几乎都能窥见反现代性思潮的踪迹。

二

在20世纪这样一个以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时代“强音”，主要是其内在的思想锋芒使然。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孕育着诸多积极合理的因子，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现代社会客观现实的嬗变，反映了人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种应然生存状态的价值诉求。

在历史观上，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是对传统发展观现代性诉求的一种必要的矫正或纠偏，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 ［2］（P16）作为现代性发展思潮的对立物，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虽然是以对现代性的质疑、批判为逻辑主线展开的，但这并非仅仅表征着它与现代性社会发展思潮的对立，相反，它是后者内在的逻辑延伸，既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创造性诠释”，也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创新性批评”。两者同时诞生、并行发展、相互批评、不可分割，共同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认识。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与现代性发展思潮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实然生存状态与应然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矛盾的具体体现。

在价值观方面，反思现代性发展思潮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蕴。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一部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而不断扬弃发展目标和发展价值、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历史。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人”的觉醒，那么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则是对“人”的发展方向、人应该如何“解放”与“自由”的进一步觉悟。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对现代化加诸于“自然”、“社会”、“人”的破坏性本质不仅有深邃的洞察，而且对人的“精神”、“意义”、“价值”、“心理”等亦有精辟的分析。像霍克海默对科学意识形态的质疑、马尔库塞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猖獗的担忧、福柯对权力和知识的批判、德里达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德勒兹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理论、鲍德里亚的媒体社会理论、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等，都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向度。他们对现代化的批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后文化应有的自觉、独立地位。

在方法论上，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对当代发展问题原因的解析大多是从制度维度、精神维度及二者冲突的视角展开的，力图对人的“理性”和操纵“理性”的能力予以“理性”的思考和再认识。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在解构中心和拒斥绝对的同时，倡导多元平等和相对主义，要求以一种“主体际”的多元视角重新省察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力求还事物以本来复杂、多元的面目。

另外，由于对现代化采取了“反”的态度，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又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消极因子：

第一，反现代性发展思潮虽然看到现代性之困境问题，却把高度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种种弊端归结为科技理性的泛滥，从而仅仅希望诉诸于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在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经济不平等现实仍然显著、社会分化并没结束、国际间的剥削关系仍然深刻之时，仅仅强调批判的文化向度是软弱无力的，仅仅一般地否定理性主义只是对现实的粉饰”。 ［3］（P287）

第二，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崇尚差异性和倡导多元化，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一切都是差异、流变的，人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把握什么东西，追求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是虚妄的。它以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形式否定唯物主义传统，消解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统一，推崇世界观上的主观性、内在性、相对性，否定真理与价值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否定现象背后的本质的存在、否定历史的规律性与进步性。因而，它不可能也不会向人们展示一幅完整的现代状态下的社会图像。

第三，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往往是一种形而上的批判，缺乏对现代化本质的正确认识，对现代化不能采取一种公允的态度，对现代化的进步作用常常认识不足”。它们“对现代化常采取一种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批判方式，这就有两大失误之处：一是对现代化弊病认识不清和矫正不利，往往只能起隔靴搔痒的作用；二是对前现代化社会的完美性估计过高，往往将传统社会视为人类的理想社会”。［4］

最后，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严重销蚀和冲击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价值的合理性。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对现代性的排斥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强烈印象：现代性以及由现代性所标识的现代化运动本身存在着价值合理性危机，现代化是一个有待否定的价值主旨及其历史过程。这对于那些仍处于对现代性“饥渴”状态之中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反现代发展思潮一旦在这些国家泛滥，很容易诱发其现代化价值合理性危机，造成一种对现代性焦虑的社会文化心理。

三

虽然所有的反现代性思想家都以否定现代性为基本理论取向，但他们对现代性否定的文化心理向度又是迥然有别的，这大致可归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否定和解构现代性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思潮；一是以固守传统、拒斥现代性为主旨的文化守成主义发展思潮就其多元的人文关怀而论，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无疑是一个十分庞杂的观念体系，任何试图将其予以归类的做法，都难免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简化。本文对当代反现代性发展思潮的文化归类，旨在厘清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在各个民族国家的真实文化语境，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发展思潮是一种“从内部反省资本主义发展之问题的典型思潮”。作为当代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最典型最主要的一种形态，后现代主义者大都把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困境归咎于现代性，认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使人的自然生活受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破坏，人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支撑的是一个“物质丰裕、精神痛苦”的畸形社会，现代性的建构“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现代性还生产了一整套规戒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和控制模式合法化” 。［5］（P3）现代性由于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自由、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等，已成为一个乌托邦的字眼，失去了任何立足之地。

在否定和解构现代性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者极力倡导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发展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否认“中心性”，主张人应该平等地对待自己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用合作代替竞争，提倡“异质性”、“宽容性”和“开放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发展思潮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这种反现代性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仅意味着对已有的现代化方向、目标、价值的批判，尤其意味着对一种新历史观的考虑和对一种新文明方式的追求。

就理论演进的内在关联性而论，文化守成主义可以说是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在非西方国家的一种畸变形态。与力图全面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思潮不同，作为后发展国家反现代性发展思潮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文化守成主义是一种试图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抵抗现代化的实质的发展思潮，它虽然认同现代化的目标，却主张只实行现代化而不培育现代性，在具体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方法上，认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走出一条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路。

文化守成主义发展思潮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形成本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本土文化对一种外来异质文化的心理拒斥。按照现代化理论的一般分析范式，后发展国家启动现代化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一是必要的大规模的现代性（文化）引借。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更多时候两者则表现为不相容。因此，对于那些现代化的后来者，就有了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悖论：一方面，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民族文化认同，所以必须维持和强调本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启动现代化又必须引进现代性（文化），而这又必然导致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否定。面对这种两难的“囚徒困境”，文化守成主义自然便成了一些人“舍鱼而取熊掌”的最佳抉择。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铸就了其思想中“与生俱来的是一系列紧张与矛盾，如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与文化主义（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认同，必须排斥西方）、共相（本国文化具有普遍的精神优越性，可以且必须拯救世界）与殊相（本国文化有特定的本土渊源，是本国民族文化认同的有效的独特的载体）的矛盾”。［2］（P224）因此，文化守成主义者的发展观，要么只知道现代化而不知道现代性；要么把现代化看作是第一性、现代性是第二性，认为只要完成了现代化，现代性就自然有了；要么认为应实现现代化，而现代性是西方的则应予以拒斥。

问题尤其在于，欧美之外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之原则、过程并非孕育于自身社会内部，它主要是由外界植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性与本土文化（传统）的碰撞和冲突。面对大量异质性文化的涌入，它们的选择只能是或宣称其本土文化之“体”有普遍价值（高于其他文化）；或声称其本身文化之“体”与较现代化文化之“体”是平等及相当的；或宣称其本身文化较现代化文化没有“体”只有“用”；或暗示其本身文化较现代化文化之“体”就是“用”。尽管文化守成主义者有时也提倡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作“选择性的引借”，甚至否定、摒弃某些传统文化中不适合现代化社会的因素，但由于其基本的理论着眼点是要把本土文化改造成为具有“普适” 价值的“世界”文化。所以，总体而论，文化守成主义发展思潮只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它并非仅仅意味着要扬弃“现代性之恶”，更多的是对民族危机与社会变迁的本能性回应，是出于对传统难以割舍的情结而对一种异质性文化的心理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