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史研究综述

摘 要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概况、学校管理及建设等方面予以较为具体而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这不仅丰富了抗战史的研究，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但从整体上而言，学术界的研究仍注重于整体性概括，而缺乏对内在机理运作的分析，为此应在个案研究、区域特色呈现、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创新以及史料的挖掘上精耕细作，以期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关键词 抗战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4-0011-10

一、研究的基本状况

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服从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需求，因而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短时间内大部分沦陷，而职业教育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则成为国民政府依靠的大后方，这种战前职业教育的不均衡所引发的人才与区域社会发展的矛盾在抗战的压力下显得尤为沉重。因此，如何解决大后方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国民政府面临的重要命题，而加速发展职业教育是国民政府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选项，是确保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出版了一些职业教育史的专著，仅笔者所见最早出版的是台湾学者周谈辉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1985年版），九十年代后又相继出版了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1991年版）、张正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1993年版）、李蔺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1994年版）;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专著，主要包括徐家林等著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论》（2009年版）、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2009年版）、谢长法《中国职业教育史》（2011年版）、俞启定《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2012年版）。上述论著主要探讨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注重整体史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论性的著作，如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1987年版），该书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了中华职教社的基本理论与发展脉络，并对该社所容纳的老知识分子作出的贡献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而1997年由刘桂林撰写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则以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前后三次思潮的演变。作者认为，虽然三次演变的时代背景、口号以及实际措施有所不同，但为国民谋求生计，为国家增进生产力的基本任务是不变的，追求实用的精神也是始终如一的。最近由吴洪城出版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2012年版）着重从制度角度入手，以职业教育制度自身的历史演化为主轴，在制度与思想，尤其是制度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把握职业教育制度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制度、思想和实践三者的内在逻辑。

上述论著都是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讨论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没有就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作出系统、独立性的探讨。而真正以独立的视角来系统研究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学术成果则主要是以论文（包括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形式呈现的，且出现时间较晚，直至1995年冯学垒发表在《教育与职业》的一篇抗战时期的回忆——《抗战时期的福建职业教育》，才把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专题来探讨，但在整个九十年代并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直至21世纪之后才逐渐引起学界的青睐，进而呈现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2005年后，一些硕士生也开始尝试把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着重从区域史的角度来探讨抗战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历史作用。从学术研究的历程看，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近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不仅是抗战史研究逐渐升温的结果，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必然选择。当然也与学术界对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关怀而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所具有的学术自觉有关系。但必须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此关注度仍然不够，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关于抗战时期职业教育研究的专著，这与其在职业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二、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抗战爆发后，基于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对职业教育更多的支持，包括在资金投入、政策制定以及学校建设等方面加强了建设力度，使得职业教育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逆势而上成为职业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抗战史研究的不断升温，职业教育的相关内容开始进入到学界的研究视域，其关注点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职业教育发展的概况、特征及作用以及职业教育的制度建设等。本文尝试对目前研究所关涉的问题进行初步梳理，以期能够让研究进一步深入与发展。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

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当然是国民政府莫属，但其表现并不尽人意。实际上，抗战爆发后，“依据教育与社会之间供需法则的逻辑程序，作为一种应变措施，国民政府理应在教育政策上及时作出相应调整，无论在学校设置上抑或在教学内容上，都必须依据现代战争对知识人才的需求进行方向明确的设计和变更”[1]。令人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在1932年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教育之决议案》强调“应注重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 [2]，从实质上来看，国民政府并未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对教育政策作出切实的调整，直至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并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之后，国民政府的抗战教育政策才大致确立。余子侠虽然对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期间做到力保教育事业的发展加以肯定，但对其“在强敌深入国门的窘境下置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依然不作出积极应变调整的对策，招致民族教育事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提出批评 [3]。陈杏年也指出，“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带有很强的应急特色，反映了国民党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严重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未能在战前的正常教育中培养战时因素，以致于进入抗战阶段后，为适应战时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种种应急措施”[4]。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种政策的调整有应急色彩，但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政策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此予以积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