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秘史新说”之十

　　曾国藩和李元度作为两个历史人物，他们的身影且行且远。今天，我们广大秘书工作者，是否能够从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呢?职场范文网小编整理了雷霆和雨露 一例是春风——“秘史新说”之十范文，欢迎查阅。

　　李元度是清末名臣曾国藩的得意下属，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然而，这二人之间也曾产生过很大的矛盾，甚至到了撕破脸的地步。曾国藩和李元度之间有着哪些恩怨，事情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要弄清其中的原委，还得从头说起。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县人。他4岁丧父， 18岁中秀才，23岁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县学的教官，主管文庙祭祀、教诲生员等工作）。在此期间，李元度阅读了大量书籍，写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才子。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时值曾国藩在湖南组建团练，李元度化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言兵事，曾国藩阅后大加赞赏。在曾国藩的热情邀请下，李元度来到衡州，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

　　李元度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不久，曾国藩即奉命率领新组建的湘军出师东征。其间，湘军虽然一度攻占岳州城，但由于缺乏实战磨炼，曾国藩本人也是书生带兵，缺乏军事经验，加之遇上恶劣天气，湘军在太平军的猛攻下一败涂地，损失十分惨重。随后太平军挥师南下，接连攻克长沙附近两个重镇湘潭和靖港，长沙形势岌岌可危。

　　在时局不利于己的形势下，曾国藩不听别人劝阻，执意率领少量部队向靖港进发，结果遭到太平军痛击，几乎全军覆没。羞愧之际，曾国藩欲投水自杀，幸亏李元度早有防备，暗中派人在其身边保护，曾国藩才没能为朝廷“尽忠”。若非如此，恐怕曾国藩就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靖港之败后，曾国藩遭到湖南地方官僚的一片指责，昔日的一些好友和幕僚也纷纷借口离去。众叛亲离的曾国藩心情坏到了极点，密令其弟曾国荃买好棺材，准备再次自杀。然而患难之际见真情，此时的李元度对曾国藩不离不弃，一有机会就反复开导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因一时遭遇挫折就悲观失望，曾国藩这才放弃了自寻短见的想法，重新鼓起了勇气。

　　朝廷虽然对曾国藩免治其罪，却给了他一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戴罪自效”的处分。看似保留了曾国藩的兵权，实际上却把他原有的礼部侍郎一职撤销了。自从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以来，礼部侍郎虽然只是一个虚衔，但如果没有这个职务，曾国藩的专折上奏之权就被剥夺了，也就是说与皇帝的专线联系被切断了。这样一来，曾国藩不仅不能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工作，别人打了什么小报告，自己也无法申辩。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对曾国藩意味着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地起草了一份“请示”，准备上奏朝廷。这份以曾国藩本人名义上报的“请示”，其核心内容是向朝廷申请“专折上奏”之权，理由是军情变化万端，必须随时奏报，所以特请朝廷加恩授予自己这一权力。一开始，曾国藩怎么也不肯冒这个风险，经李元度反复开导、劝说，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最后才勉强答应试一试，但要求李元度必须反复斟酌词句，千万不能再次激怒朝廷。

　　此封“请示”上达后，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反而破格准许他专折上奏。曾国藩喜出望外，对李元度的超凡胆识十分欣赏，对他的信任程度也越来越深。从此两人卧同室、行同舟、饭同席，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凡草拟奏折信缄之类事情，曾国藩大多交给李元度完成，幕中一般事务也由其全权处理。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9月，李元度由曾国藩保奏为候选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从此步入仕途。

　　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和兵员补充后，曾国藩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到咸丰四年年底，湘军先后攻占岳州、武昌、黄梅等地。由于湘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成功，曾国藩决定改攻湖口。结果，湘军水师在行进途中被太平军截为外江（长江）与内湖（鄱阳湖）两部分，太平军焚毁湘军战船一百余只，曾国藩的座船及文书档案也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感到无脸见人，再次投水自尽。李元度拼死力才将其捞上来，继而护送他退守南昌。

　　在南昌，李元度帮曾国藩认真总结了湘军东征以来几次失败的教训。他说：“岳州之败，水陆各师尚未集中而遇到大风，被阻于洞庭湖，太平军觉察到这个不利因素，立即大力加以围攻，这次失败可以说是天意。靖港之败就不同了。我军临时改变主意，以少量兵力进攻靖港，自然必败无疑。湖口之败问题更严重。水师不与陆军配合，不为自己留退路，冒险突入鄱阳湖，最后遭致失败，也是必然的事了。”李元度说得句句在理，曾国藩听了深受启发，感到李元度才识深厚，不仅熟读兵书，而且能把所学知识与军事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此以后，曾国藩用兵特别注重“稳”和“退”两个字。

　　在幕府做了两年多文字秘书和军事参谋的李元度，看到曾国藩兵力比较单薄，在江西的处境十分危险，便主动请缨，要求回平江老家招募兵勇，以保卫曾国藩的安全，同时也能牵制一部分太平军的兵力。曾国藩开始怎么也不肯答应，极力加以劝阻。他认为，一者李元度自入幕起，就是一个处理公私文书的好帮手，是一个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好参谋，幕府中实在少不了这样的人才；
二来李元度的最大特长在于文字，“唯战阵非其所长”，让其带兵打仗无疑是舍其长而用其短。后见李元度态度坚决，曾国藩才无奈地同意他回籍去招兵买马。

　　李元度带兵后，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他毕竟是个文人，善处文案而非统帅之才。他的部队经常打败仗，始终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夏，当曾国藩邀其重回幕府时，投笔从戎三年多的李元度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一年多后，经曾国藩保奏，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五府道台），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歙县）。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同时也是当时湘军主帅曾国藩祁门大营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然而，在太平军进攻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命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

　　李元度兵败徽州后，没有及时回祁门大营禀报实情。曾国藩不知其生死，以致日夜惦记，通宵难眠，“殊为凄咽”。过了二十多天，李元度虽然回到了祁门，但他见到曾国藩后，竟然连个错都不认，继而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向湘军粮台索取欠饷，擅自回平江老家招募新兵去了。曾国藩恼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弹劾李元度，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

　　但曾国藩对李元度毕竟是十分了解的，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贤者。后来，曾国藩对自己的做法颇为自责，觉得对不住李元度，总想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弥补。当湘军攻占金陵，一干人等加官晋爵后，曾国藩特意呈上密折，建议朝廷重新使用李元度。他在密折中说：“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唯战阵非其所长。”只是因为自己“强之带勇，用违其才”，才导致他“身名俱裂”。曾国藩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又主动提出与李元度联姻，结为儿女亲家，让两家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对于曾国藩的真情悔过，李元度深为感动。他本来就没有怪罪曾国藩的意思，后来更觉得曾国藩是一位难得的忠厚长者和良师益友。他不仅请曾国藩为自己撰写的巨著《国朝先正事略》作序，在曾国藩去世后，还含泪撰写了《祭太傅曾文正公文》和《哭师》12首。其中第9首写道：“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这首诗不仅描绘了李元度对曾国藩生死相随的往事，更表明李元度将曾国藩的严厉参奏（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都视为对自己“春风”般的呵护。

　　曾国藩和李元度作为两个历史人物，他们的身影且行且远。今天，我们广大秘书工作者，是否能够从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