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三次民族大融合

摘要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互相离不开”，这是中华民族在民族关系的发展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的所做出的结论。曾经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往来，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当今我国56个民族事实上是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长期融合的发展结果，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

关键词 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

一、中原华夏和蛮夷戎狄的融合

周秦时期中原华夏族和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之间的相互交融，很大程度上是以华夏族的礼仪文明为纽带的。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与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等都有他们各自的活动生活区域。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在华夏族的西部和北部是游猎畜牧区；在南方和西南山地，则形成了南蛮特有的游耕区域；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稻作区域。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和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冲突。

世世代代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族，有着重农的传统，他们倾注所有的力量在农耕经济生产和礼仪文化的发展上。周朝天子所封的齐国、鲁国、燕国、晋国等地，是华夏族和东夷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等族交融之地。通过各个小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弘扬礼仪文化、发展和开拓农耕经济，以及对夷人、戎狄小国的进攻和兼并，也推动并促进了周围民族的不断华夏化。

发生在春秋战国是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通常是中原华夏族在政治上以周天子为号令，以大一统为他们的目标。在经济上，凭借较为发达的农耕生产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他们相互联合，“尊王攘夷”下的诸侯关系，他们互相救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华夏融合蛮夷戎狄小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文化上，周朝的各个诸侯更是奉行冠冕服饰的礼仪制度和文化传统。这些措施不仅维护了周朝天子的统治，也巩固了华夏族的强大，而且吸引并吸附着周边的少数群体的不断融入，使蛮夷戎狄逐步华夏化。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与民族大融合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战胜民族优越感及与汉族相比自卑感的制备下，一方面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对其他民族采取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仰慕汉族文化，尽快促进汉化。因此对不同的民族、部落、阶层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大致来说，对本民族保留原有的统治方式，不断学习汉制，逐渐汉化，以适应统治中原的要求；对于汉族官员委以重任，以汉治汉；对其他少数民族因俗而治，以夷治夷；对反抗者，无论是谁，坚决镇压。在实行这些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各个少数民族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进行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便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北魏统一中原之后，与汉族地主阶级相结合，开始了政权的改造的过程，经过了整整一百多年的光景，一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才完成了这一改革，实现了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氏族的完全结合，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汉化体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北魏孝文帝（公元467——公元499）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转变落后制度，巩固其统治，孝文帝在前代汉化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汉化制度。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经济上，颁行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这些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均田制将包括鲜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束缚在土地上，直接编户，以保证政府的租调收入；通过租调制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三长制来检查户口，催督租调。这些制度的实施对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和封建化。

迁都洛阳。平城地处偏北，既不利于控制整个北方，也不利于其军事统治。而洛阳的位置适中，自东汉魏晋以来一直为京城所在地，是文化中心，有利于汉化运动。迁都洛阳的成功为推行汉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革官制和推行百官俸给制。魏初，管号杂用，大都有部落的性质，没有俸禄，他们靠剥削和贪赃枉法来牟取暴利。这些都不利于北魏对于中原的控制。在迁都后，他启用汉人王肃，完全按照汉制来改革官制，规定给官吏颁发俸禄，以减少贪赃枉法，缓和民愤。

在以上改革初见成效之后，他还实行了禁胡服胡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建立门阀制度，禁止鲜卑同性通婚，提倡鲜卑人和汉人通婚。

如上所述，孝文帝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敏大力推行汉化，其目的是为了使北魏政权进一步封建化，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的融合，以巩固其统治。各项改革经过多年的认真执行，实现了孝文帝的改革初衷，北魏基本上成为一个汉族政权。北魏完成了封建化和汉化的过程，特别是定姓族，表明了北魏从此纳入了以汉文化为价值核心、融合多民族文化特点的中华大文化发展系统中。孝文帝的改革是西北各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的斗争、融合的一次总结。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民族融合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孝文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习俗，冲破层层阻碍，毅然的进行改革，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激荡的时期，最重要的历史成就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民族融合。内迁各民族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原建立政权。中原汉族又向周围各地辐射，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间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民族大融合取得了极大地社会效应，它扩大了中原文明的范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吸收了新鲜的血液和活了，使之更加发展壮大，生机勃勃。

三、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中国古代第三次民族融合

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的民族交往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历史证明：民族的发展总是与民族间的融合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新民族的兴起，无不以民族间的融合为先河；部分民族的演变和消失，也无不以新的更广泛的融合而结束。凭借着先进的农耕文明，汉族在民族杂居过程中不断地扩展着汉文化，使其成为了汇聚各民族的中心，同化了进入汉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然而，较早之前二次的民族大融合，汉族虽然在族体上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其政治和军事实力却不断地衰落。相当一段时期内，几个政权鼎力下的各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还有自己的活动区域，一定程度上保持者自己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特点，他们的文化也一再地内聚到中华文化之中。各民族间在政治上和平交往，经济上互相补充，文化上互相吸收，血统上互相融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民族杂居——汉族外迁与胡人南流

民族融合的一般过程，总是以丧失单独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杂居地开始的。五代十国时期以来，战患连绵，汉族的外迁十分频繁，辽太祖阿保机趁机大量吸收汉族军民。与此同时，辽朝的移民政策和屯垦政策也是促使大量的汉人不断外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族的外迁和胡人的南流带来的民族间的杂居，为民族合作、发展，乃至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如辽代各少数民族就有契丹、渤海、铁离、吐浑，高丽，鞑靼，女真，回纥等族。民族融合的过程是民族间彼此取长补短的过程，民族杂居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完成。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在这条历史规律的作用下，基于民族杂居，开始了高文明对低文明的征服，同时也开始了各民族融合的进程。金元两代，契丹人越来越多的改用了汉姓。除了耶律和萧两个原有姓之外，还有刘、王、李、郑等姓。到元末明初，契丹人已经大部分和汉人融合，小部分被蒙古人同化，从这时起，“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民族杂居同样对于女真人的影响同样深刻，他们也该金姓为汉姓，大致有王、商、高、杜、郎、雷、刘、张、李等等，同时他们还学习汉俗和文化。由于民族区域的分布差异，以及民族经济之间不同的特点，宋朝一直是各少数民族政权交易的主要伙伴。在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汉人农耕文明冲击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一种结果。正是因为这些交易、交流、交往，汉族的经济与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得以不断地加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融合得以不断的发展，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

四、结论

历史证明各民族在经济上联系的加强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有些从事农业，有些民族从事畜牧业，社会分工使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交流势在必然，56个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最终形成了各自的文明，也创造出了我们璀璨的大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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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晓晓，女，（1985年12月—），西藏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