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国际政治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为使人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泛伊斯兰主义与中国穆斯林的关系，使西部大开发中的穆斯林各民族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祖国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就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精神、新泛伊斯兰主义的要旨、中亚“新瓦哈比”运动与沙特瓦哈比教派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做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对泛伊斯兰主义及其产生的缘由存有不大相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疯狂侵略、奴役的产物，是穆斯林对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一种反应。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宗教上的墨守成规和故步自封严重地束缚着穆斯林的思想，使封建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落后。故“一度强盛的伊斯兰统治中心奥斯曼帝国到了18世纪业已风雨飘摇，全面衰退。”因此，伊斯兰教的思想家们感到伊斯兰教有被西方基督教取代的危险从而纷纷寻求解脱办法，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公正体制。于是，穆斯林学者们为复兴伊斯兰教信仰、振兴家园和抗击西方殖民掠夺则以“天下穆斯林皆兄弟”，“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经典要求为据，号召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西方的进攻。另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有广狭之分。广义泛伊斯兰主义系指伊斯兰教由阿拉伯民族宗教转变为世界宗教进程中所形成的泛伊斯兰文化，即确立认主独一的宇宙观、正教合一的国家观、族教一体的民族观、宗教律法的指导作用等，其特征是“突破部落、部族、民族、血缘、语言、地域等限制性因素，使伊斯兰教成为超越性、普世性的宗教。”他们还认为，泛伊斯兰文化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世界各民族穆斯林文化的总和就是泛伊斯兰文化的构成。离开文化的民族载体以及民族文化的个性，共性的伊斯兰文化便失去生存条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狭义泛伊斯兰主义则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使伊斯兰世界在外族统治F陷入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信仰与民族认同危机，亟待寻求出路。由于伊斯兰文化曾是世界穆斯林民族的主体文化，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它自然要以传统文化、方式来同应时代挑战。所以“狭义的泛伊斯兰主义，以实现穆斯林民族的独立自主为政治目标，期望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以加强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结成了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还有人认为，它是“近现代流行丁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它的产生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政治衰落，主要是奥斯曼政权的衰落而引起，曾是穆斯林各族人民反对外强侵犯，捍卫信仰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

学者普遍认为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已无人问津，而作为一种传统的宗教观念其影响力仍不容忽视。尤其在近代伊斯兰教史上产生深刻影响，发展至今它仍然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冈素。而阿富汗尼的思想则最具代表性，他“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人帝国。为了反对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进攻，伊斯兰教国家必须实行改革和自强……提倡对‘现社会幸福生活’的重视，并建议通过纯化宗教、用理智巩固信仰并对群众严加管教等几种途径去获得。”

从现实性上看，泛伊斯兰主义与穆斯林群众的实际生活、社会和现实相差甚远。一是“某些具体的行动纲领，仅限于一般性地号召穆斯林团结和实现宗教复兴，并且把宗教和社会的改革寄希望于伊朗国千纳绥尔丁、奥斯曼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等封建君主身上，这正好迎合了这些统治者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来维持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二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强调的伊斯兰教共性实际上“掩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有碍于日益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进程，不利丁民族团结进步。伊斯兰世界内的非穆斯林不可能赞助泛伊斯兰主义，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民族的，而不是宗教的新形式米体现尔方的统一和对西方侵略的愤恨。而泛伊斯兰主义则是用现代政治形式以重现古代伊斯兰教社会的理想。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正因为这样，泛伊斯兰主义虽有反帝反殖的一面，却又极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把它们作为分化和削弱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为他们的侵略和奴役政策服务。”三是奥斯曼苏丹重申哈里发制度，“企图借助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宗教情感来凸现自身的地位，以增强帝国的内聚力，并对抗咄咄逼人的欧洲列强。然而毕竟时过境迁。古代哈里发制的理想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覆灭，而泛伊斯兰主义也遭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冷落。”由于奥斯曼苏丹“早已不是虔诚无私、德高望众的哈里发，而是以世俗权力压倒宗教权威的专制主义者，被改良派斥为‘万恶之源’。”四是正当“哈米德二世宣称自己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时，其地位极其虚弱，不仅什叶派和阿拉伯半岛新兴的瓦哈比派拒绝承认，即使在帝国境内，也难以得到逊尼派穆斯林的有力支持。为改变这种不利处境，哈米德二世曾多次同宗教界的亲信秘密策划，向各地派遣代理人，不惜以重金来收买各宗派、教团、圣地、陵园的宗教首领，还从印度、阿富汗、苏门答腊、爪哇、伊斯坦布尔等地收罗一批伊斯兰王公贵族的子弟，进行专门培训。据说，他把国家一半的税收耗费在泛伊斯兰宣教活动上，但收效甚微。”因此，随着1924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哈里发制度彻底结束，随之兴起了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如泛奥斯曼、突厥、都兰和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民族主义。事实上，各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抑制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继续，使“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活动开始滑坡。”

但是，“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团结精神”对中国穆斯林却产生过正反两方面影响。譬如各地回民彼此往来，形同一家，这对加强穆斯林间的联系，促成同民的团结起了有益作用。另外，在我国历史上也起过消极影响。譬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疆喀什一带的人民起义，当地回民头领金相印所以把阿古柏请来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同教，结果引狼入室，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转战陕甘、顽强不屈的陕回领袖白彦虎，到新疆后所以投附阿古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同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结果认敌为友，踏上错误的道路。这些教训都是沉痛的。”中国穆斯林中具有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空前发扬。清真寺成为宣讲抗日的课堂，《古兰经》成为抵抗侵略的最高训示。中国穆斯林高呼：遵照古兰经的指示——反抗侵略!遵照穆圣的训谕——爱护生长的土地!打倒侵略的恶魔——日本帝国主义!爱国不忘爱教，爱教不忘爱国!‘争教不争国’的口号被摒弃。一首名为《迈进》的穆斯林歌曲中唱道：‘全中国的穆斯林，大家要奋起抵抗日本军阀的欺凌。我爱我宗教，更爱我祖国，国若灭亡教安能独存’；一首用维吾尔文写成的《中国穆斯林进行曲》中唱道：‘我们爱教，更爱祖国，用我们的热血发扬穆圣精神，用我们的热血教训敌人，用我们的热血捍卫祖国’。

这首歌响彻西北大地，为西北穆斯林青年所歌咏，有人将其译成汉文。爱国教长阿訇纷纷投入抗日神圣斗争，达浦生教长拒绝敌寇威胁利诱，离开上海到近尔各国宣传抗战，在埃及写成《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印制五千册散发：王静斋阿訇撰写长文《穆罕默德怎样战胜他的困难》，鼓励中国军民抗日，文章结尾说：‘我们由当年穆圣的艰苦卓绝而致得到完全成功的往事，深信我们这次对日抗战，于度过重重险象之后，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星期五的聚礼成为揭露日寇、激励穆斯林同仇敌忾的例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穆斯林抗日更是轰轰烈烈。”由此来看，无论是伊斯兰教中关丁“大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还是泛伊斯兰主义中相关“穆斯林的团结精神”，对我国穆斯林从正反两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

二、新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新泛伊斯兰主义是在沙特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伊斯兰组织推动下，在伊斯兰世界陆续建立的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同战前泛伊斯兰主义相比具有多中心的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富有广泛团结与合作精神。

1、世界穆斯林大会：它是在土耳其革命后，伊斯兰世界由于失去统一领导中心，故战后伊斯兰世界亟待建立新领导中心这一需求之外召开的。在沙特阿拉伯国千伊本·沙特带领下，于1926年在麦加召开首届世界穆斯林人会，原计划推举新的精神哈里发，但因意见分歧未能达成协议，只泛泛强调世界穆斯林团结问题。其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扬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主义，维护与增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互助、合作，抵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西方世俗化倾向。”

2、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于1955年在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发起并成立的团结穆斯林人会，是非官方组织的民间活动。其任务是“研究全世界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掌握与穆斯林的宗教、社会、民族有关的问题；对一切伊斯兰国家或团体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财政关系；加强关于教法和立法方面的协作，以教法为基础，实现法规的统一；巩固和建立穆斯林之间的教育、文化关系；定期召开旨在加强穆斯林之间联系和增进福利的会议，以提高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对世界的观察力，并搞好穆斯林个人之间的关系。”

3、伊斯兰世界联盟：于1962年5月建立在麦加的第三个新泛伊斯兰主义组织，是当前最活跃的泛伊斯兰主义国际组织，是沙特利用朝觐机会在麦加召集各国穆斯林代表并通过协商后宣告成立的自称代表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联盟。该国际宗教组纵，“在常设秘书处下设有许多办事机构，主要有组织委员会与会议部、伊斯兰文化部、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部、伊斯兰天文台部、图书与文献发行部、伊斯兰法律部、伊玛目与宣教学院等。”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息和教义，在伊斯兰教各国建立伊斯兰中心；消除反伊斯兰教的虚假宣传在穆斯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维护与增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协助各地的穆斯林团体的宣教活动，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支持建立在正义、平等基础之上的国际和平与合作。”其活动方式：一是利用朝觐机会在朝觐者中举行各种会议，交流信息，讨论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二是明确要求要维护伊斯兰教原则，从事多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传，鼓励穆斯林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根据，遵循伊斯兰生活方式。三是印发《古兰经》、“圣训”和散发宗教宣传品，组织各种专题讲座。四是除一般性宗教活动外，“尤为重视从宗教角度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包括维护伊斯兰国家间的团结、互助、合作，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向各国穆斯林提供资助，维护世界各地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益等。”

新泛伊斯兰主义主要向世界表明，“它不仅没有因为氏族主义的兴起而一筹莫展，相反却以它超越民族个性的泛宗教文化继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作既有有利于稳定世界政局、维护世界和平的一面，也有因不适当地从外部干预而使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或某一地区性问题复杂化，甚至引起某一主权国家抗议的情况。此外，由于‘伊盟’各成员组织皆以维护本国利益为重，加之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的影响，泛伊斯兰团结的呼唤也有诸多局限性，成员组织之间也时常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它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并不明显。从特点上看：第一，它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和统一。第二，新泛伊斯兰主义既有来自官方的白上而下的倡导，又有教界和知名人士以及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支持，这是战后伊斯兰世界颇有生气的社会思潮和活动。第三，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明显的宣教性质。它积极支持伊斯兰世界各国宗教事业的同时，也热衷于非伊斯兰世界的宣教活动。第四，“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从社会作用上看：一是调整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关系。“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在涉及某一伊斯兰国家内政问题、或是双边(或多边)关系问题，往往采取调停，磋商而不作出偏袒任何一方的仲裁。”二是捍卫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和穆斯林少数的“合法权益”。在“对待非伊斯兰国家内部涉及穆斯林问题时，或是给予各国穆斯林少数以政治的、经济的、道义的支持，资助他们发展伊斯兰教事业，抵制当地的‘基督教化危险’：或是公开、直率地表明捍卫穆斯林的‘合法权益’的立场，支持其各种形式的、直至武装的斗争。”三是强化信仰，向非伊斯兰世界宣教，发展伊斯兰教事业。因此，从总体上看，首先新泛伊斯兰主义集中向非洲地区宣传伊斯兰教。其次则陆续向西欧和北美地区的移民当中宣教。由于“在泛伊斯兰思想的指导下，伊斯兰教当前在两欧、北美的一些国家(如美、英、法、德、意等)已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第__二人宗教，在上述各国的人数已超过百万人。”在亚洲地区，“泛伊斯兰组织除了以大量资金援助马米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外，还以马来西亚为基地，向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缅甸、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伊斯兰教。苏联解体后，它提出了‘绿化中亚’的战略即通过宣教活动使中亚伊斯兰化。”四是“新泛伊斯兰主义的活动不仅在无形中为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它本身也“是某些伊斯兰国家自上而下复兴伊斯兰教的一种官方活动形式”，它“己不单单是世界范围内流传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成为一些伊斯兰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利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川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尤其明确提出“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要求。因此，在政治方面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构不成影响。倘若新泛伊斯兰主义对中国穆斯林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那只能从其宣教方式和内容上分析。在朝觐期间，沙特除给中国穆斯林“舍散”(赠送)马坚译《占兰经》外其它材料仍朱见剑。即便有部分宗教宣传品散发却以阿文写成，中国朝觐者人多既不懂阿文义不予关注，由于中国朝觐者对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存有抵制情绪，拒绝接受他们的说教。随着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