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治理研究的新议程

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①新概念》。此后中文世界中关于治理的文献开始陆续出现。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其中收录了Stoker、Kooiman、Jessop、Rhodes等人关于治理理论的作品，并呼吁在中国实现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引起了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治理理论的强烈关注。孙柏瑛（2004）对纷繁的治理及地方治理理论脉络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这些引进工作本质上充满了对中国治理愿景的关怀。俞可平等在引入治理理论的同时，便立刻将先前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与治理研究进行了“合成”，体现了作者在中国政治制度演化路径和公共管理变革方向方面的见解。

随着治理理论的引入，一些研究者试图对治理理论进行适应于中国语境（context）下的诠释，他们分别为等级（hierarchy）、市场和网络寻找中国经验中的所指，并探讨三者互动、协同的可能性。（娄成武、张建伟，2007；杨庆东，2002；郭道晖，2006等）。而由于人们认识到网络是治理的必备要素，因此对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俞可平、何增科、徐秀丽，2006；Wang Hsin-Hsien，2006等）、与网络有关的政策工具（王诗宗，2007）、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等研究陆续展开（陈剩勇、吴兴智，2007；何包钢、郎友兴，2008）。可以说，治理理论的引入显著地刺激了这些领域的知识增长。

治理理论虽是一个舶来品，但自其进入中国，便成功刷新了中国学者及部分官员对治理一词的理解。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概念在中国国内学术界被广泛采纳，而且逐渐渗透到地方政府的话语体系中，这或许是由于治理概念所具有的包容性。然而，包容性往往意味着内在的矛盾。应该注意到，从被引入开始，治理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使用便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概念冲突，即治理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冲突。

对于产自西方国家的治理，存在难以胜数的界定如“协同治理（co-governance）”（Toonen 1990），“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Huxham 2000），“多元治理”（Hupe and Hill 2006）等等。。为了在最简洁的意义上澄清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回到早期的倡导者那里。罗茨（1996）作为盎格鲁治理学派（Anglo-Governance School）参见Marinetto，M.（2003）.的领袖，曾归纳了治理的六种形态：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social cybernetic system）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与罗茨比较类似地，赫斯特（Paul Hirst）提出了治理的五个“版本”（Hirst，P.，2000）。其一是善治，主张开创有利于私人经济行为的有效政治框架来提升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此一框架包括稳定的政体、法治、与政府应有角色相适应的国家行政体制、强大的且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其二是国际组织和制度领域的治理。其三是公司治理。其四是与1980年代新公共管理战略有关的治理，它开创了不同于经典公共行政模式的另一种公共服务模式。最后一种是通过协调网络、合作关系、协商论坛等建立在没落的集权化（centralized）等级制（hierarchy）的社团主义代表之上的，和新的协调活动实践有关的治理。

剔除显然不属于治理理论的公司治理，也暂且将国际事务领域的治理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善治搁置，西方倡导者所讨论的治理已经呼之欲出。与罗茨和Hirst相比，Kooiman（1999）更为简洁明确地将治理界定为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新的互动形式，以应对不确定性、多元化和社会与政策问题动态变化的增加。这一界定可从斯托克（1998）以及Peters（2000）等众多代表人物的论述得到支持。例如，彼得斯（2000）认为，具有国家中心倾向的“旧治理”（old governance）的核心概念是“掌舵”，关注政府的核心机构如何对政府的其余部分，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加以调控。社会中心倾向的“新治理”（new governance）按彼得斯（2000）的陈述，新治理（或现代治理）概念出自Kooiman（1993）及罗茨（1996）。的核心关注是政府的核心机构如何与社会互动、达成彼此能接受的决策，或者关注社会如何趋于更加自我掌控，而不是受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指令。

上述论者强调了社会自治、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合作，这使得治理理论有别于过去任何“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流派。同时，善治也被这些研究者作为一个有别于治理的概念加以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