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流人物琐记（下）

张学良痴迷故宫书画

张学良是东北地区的领袖。蒋介石说服张学良，共奉青天白日旗，加盟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统辖东北、华北地区。张学良进入北京，在中南海设司令部，坐镇东北、华北地区，并被聘任为故宫博物院理事。

每年春末夏初，当年慈禧命人栽种的太平花在御花园绛雪轩盛开。故宫博物院便发送请帖，邀众理事、军政要人和社会各界名流赴御花园赏花。故宫理事张学良每次都欣然前往，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在太平花盛开的御花园合影。

故宫博物院当时是面向世界开放。除特别安排之外，任何大人物都不特别安排接待和陪同参观，都是自来自去，自由游览。

张学良先生喜欢故宫，对这恢宏巍峨的宫殿和阳光照耀下别具一格的红墙碧瓦充满了兴趣，尤其是对荡漾在宫室殿宇间的那种霸气更是心仪而神往。所以，张学良一有空闲，便驱车来到故宫，在宫殿间闲游。

张学良喜好书画，对古书画的鉴赏有相当的造诣，故宫东六宫之一钟粹宫的书画陈列室自然成了张学良时常留连的场所。张学良细细观赏这里的宋、元、明书画，还看中路的清画陈列室和郎世宁作品陈列室，对书画渐渐着迷，并开始出资收购古书画。琉璃厂古玩店博雅斋、吉珍斋、德宝斋等都与张学良做过古书画的买卖，他们虽然有些害怕这位青年将军，但很高兴与他做买卖，觉得他痛快，一口价，从不费口舌。张学良买了古书画后，就观摩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真品，反复对照鉴赏，确认真伪。

张学良收藏了大量的古书画，宋、元、明、清时期的都有，有一部分十分珍贵。有时陪同张学良游览钟粹宫的北平市市长周大文也渐渐迷上了古书画，并开始收藏，名贵珍稀的古画品也为数不少。

鲁迅偷偷游览故宫

鲁迅的原名叫周树人，字豫才，是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本是学医，因感于国民性的缺憾便愤然弃医从文，企图以文来改变国民精神。他生长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热衷于进化论，后以敏锐的思想和尖刻的文字投身于孙中山的革命派阵营中，成为反封建、反腐败、反落后、反愚昧的一代斗士，他的如匕首一般锋利的文字令对手们胆战，他以魔术师的快捷和太极拳变幻莫测的手法从他那取之不尽的武器库中掏出一把把形态各异的匕首扔向他的对手，有时连对手也为之倾倒和喝彩。

为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言论，他毅然地站出来展开大论战，发表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令文圣康有为和才子梁启超为之钦佩。1909年，他从日本回国，先后任教于杭州、绍兴。辛亥革命后，他先后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还兼职于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他在政府机关中虽只是些“小职员”的职务，但他心志高远，未处庙堂之高，依旧忧国忧民，不忘以文改变和改造国民精神。1918年5月，他第一次以“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这篇小说对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抨击，影响深远，奠定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时期，他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震憾时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从1918年到1926年，他发表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引发和推动了文化革命和文学运动，也掀起了一次次大论战的高潮。他的《阿Q正传》是文学史上的杰作，他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完善统一、诗与政论有机融合的散文的范本；他的《论费厄泼赖》是篇情理并茂的杂文精品，把痛打落水狗的道理讲得极透彻、极生动，让人明白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鲁迅这位思想领域的一代巨人和文化运动的好健将，多次以文化名流跻身于官场，但似乎总是被“小视”，总也跳不出“小职员”的身价。这一点，鲁迅先生不知道是否心里痛快?就常人而言，会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但鲁迅先生不是常人，起码在他的精彩文章中，没有见到他的委曲和不平，即使有，也许也不便说。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名声远播的鲁迅以文化名人受聘；但因名流太多，鲁迅又是一个“小职员”的角色，只聘为故宫博物院助理员。

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924年12月19日，善后委员会委员易培基给委员长李煜瀛致信，开列故宫物件清查干事名单，聘为顾问，共30人，都是社会名流，包括蒋梦麟、胡适、钱玄同、陈垣、马衡、吴瀛、朱希祖、周树人等。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故宫博物院的聘任名单中。但奇怪的是，“顾问”的活动中，一直没有鲁迅的名字，鲁迅的名字第二次出现时，不是什么顾问，而是助理员。

“助理员”实际上不过是政府部院的“小职员”派驻故宫的“小办事员”。按照《组织条例》，政府各部院各派助理员2人轮流到善后委员会办事，各有专责，既补清查物品时人员的不足，更为了让社会公开监督以示公正。但各部院往往没能如期派助理员到任办事，以致于善后委员会不得不致函内务部，请求加派助理员2人。1925年1月14日，内务部复函，同意加派助理员，并附上12部院增派助理员名单，其中教育部所派2人是范鸿泰和周树人。这一年，鲁迅先生44岁，他在教育部的职务是佥事。从这时开始，鲁迅先生正式列名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之列，在会员职名册上也清楚地记着“助理员，周树人，教育部，住八大湾十一号”。

“助理员”的名份实在是太低了，也许与部院的“佥事”相称，但鲁迅先生是否愿意接受?事实上，鲁迅一直都没到善后委员会报到办事。1925年5月23日，善后委员会致函内务部，列出不常到会的助理员有12人，其中8人绝未到会一次，鲁迅就是其中之一。鲁迅虽未以助理员身份参与点查古物，但从他的日记和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录中可知，鲁迅确实到过故宫多次，至于到故宫干什么，不得而知。

徐志摩的故宫情愫

我悄悄地去，

正似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再别康桥》

徐志摩是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从新诗开始的。当时的文人们喜好小诗和无韵诗，好矫情吟唱或无病呻吟。在这个时候，徐志摩发表了他新颖热烈如行云流水般的西洋体新诗，第一首便是《康桥，再会罢!》，引起了文坛的骚动，从此，新诗如雨后春笋般地勃发。

徐志摩是于192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时开始写诗的，时年26岁。那里的“康桥”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曾这样写道：“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就是这么一个敏感、多才、充满智慧的和热情的诗人竟在36岁那年(1931年)11月19日于济南号飞机失事之变中遇难，令文人们哀痛不已。

梅兰芳先生写下挽联：“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看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笑貌；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韩湘眉的挽联是：“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的诗人。”杨杏佛的挽联：“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爱新诗双不朽；小别竟千秋，高谈犹昨日，共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犹飞还。”

胡适之追忆徐志摩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理想，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就是这样一位单纯的诗人，很少有人知道在他36岁的生涯中曾留下过一首诗默悼紫禁城——这就是他的《残诗》：

怨谁?怨谁?

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

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滑，

赶明儿，

唉，

石缝里长草，

石板上青青的全是霉!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

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

谁给捞草?

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

是那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

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

喂食一迟，

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

您叫去，

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这首《残诗》收录在1925年出版的中华线装本《志摩的诗》中。这是徐志摩出版的第一部个人诗集。他当时任《晨报》编辑，时年30岁。此诗集出版后，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好评如潮。周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评<志摩的诗>》一文中称：

我读志摩的诗，使我感表欣悦，也使我感觉得苦闷。自然，多面体的人生，是无奇不有的。我在这五十五首诗中，领略到人生的复杂的味儿了……《落叶小唱》这一首，尤其是表现得蕴藉温柔，一幅秋凉与离合的景状，无端吹动了人生如梦的怅惆……还有一种咀咒与恐怖的作品……还有受了自然主义和平民文学的影响所产生的写实纪事诗……这些作品，刺激性实在锐利，几乎使我再没有读第二次的勇气，但是我认识得这些都是现代的病的社会里应当产生的作品。

《残诗》应是他的一首写实纪事诗。当时，1924年11月，溥仪被驱逐出宫。皇宫内厚重的一扇扇宫门都紧紧的关着、锁着，汉白玉石台阶在荒凉的长满杂草的宫院中寂寞地瞪视着苍天。最为寂寥的是，当年繁华的宫殿已经油漆斑驳，屋檐下依旧摆放着青玉鱼缸，游廊上还挂着当年宫室的主人爱恋不已的鹦哥鸟笼。军阀混战，国破民穷，宫闱的繁华远渐，仅留下这空空的院落。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好友，生平中最得意之作便赠志摩联句，生动地勾勒出了徐志摩的诗人气质和个性：

临河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樟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吴梦窗高阳台，姜白石点绛唇。陈西农秋霁，辛稼清平乐。洪平齐眼儿媚，陈简斋临江仙。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挽徐志摩联：

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俞平伯的故宫情

俞平伯先生于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自幼在家习读经书，没进学堂。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20岁自费赴英国留学。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受聘为教授、研究员，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 俞先生的文学功底甚厚，中国古典诗词方面造诣很深。他的散文写得别有情致，先后有多本散文集出版：《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杂拌儿》又名《梅什儿》，是俞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于1928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时年俞先生28岁。

在俞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集《梅什儿》中，收有两篇记叙故宫的亲历见闻随笔，轻松记叙所见所闻，将紫禁城中的如烟往事娓娓道来，如身临其境。

逊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俞平伯虽仅25岁，但以社会知名学者应邀参与故宫古物点查工作。他被分组在故宫景阳宫点查，3天后，即1925年4月13日，他便写下了他亲历故宫的第一篇随笔《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

景阳宫是东六宫中位于最东北角的一处宫院，位于钟粹宫东，明代时称为长阳宫，是明世宗嘉靖十四年改称为景阳宫。这里是东西六宫中最为偏僻冷寂的宫院，明万历年间失宠的皇长子生母王氏就曾被“屏居”在这里，就是被“打入冷宫”。王氏在这阴冷的地方日夜忧哭，最终哭瞎了眼睛。她临终时，太子闻讯，坚决请求父皇允许自己前往探视。太子发疯似的冲向景阳宫。宫门紧闭着，满院的杂草疯长，门窗上的油漆剥落。太子悲愤交加，哭喊着踹开门锁，冲进宫室。破旧潮湿的床上正卧着奄奄一息的失明的王氏，太子泣不成声。王氏摸着儿子，拉着他的衣服，欣慰地说道：“儿长这么大，我死何恨!”

阴气一直笼罩着景阳宫。到清代，这里便成了重要的藏书处，主要是收藏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的御制诗文集。清康熙、乾隆皇帝常流连此地。乾隆皇帝曾与景阳宫前殿题匾：柔嘉肃敬。每逢年节时，此宫西壁照例悬挂《马后练衣图》，东壁张挂乾隆撰写大臣张照敬书的“马后练衣赞成”。景阳宫后殿称为御书房，房内悬挂着乾隆亲书的匾额“学诗堂”，匾两边是对联：古香披拂图书润，元气冲融物象和。东室对联是：生机对物观其妙，义府因心获所宁。西室对联是：蜃窗日朗兰喷雾，鸡树风清玉蔼春。这些都是乾隆皇帝弘历的御笔。

景阳宫所藏的明代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