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与民族独特性

在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 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全球化模式鼓吹文化的同质化或普遍主义，宣扬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文化一元论，压制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对其他民族文化和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应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实现自主发展？通过追寻并激活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不断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重建共同体的文化主体性，构建更加健全的中国文化当代形态。重思文化主体性问题，为理解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何为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旗帜。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出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1]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一个文化立场和态度问题，而且是文化上的自觉能动性，表现为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创化。

文化主体性包括两个层次的意蕴：一是文化认同中的自我意识；二是文化建构中的自主能力。前者指在文化选择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对自己文化的来历、构成、特征和发展趋势有自知之明，通过批判性反思达成某种程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后者指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并加以保护和发扬，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才有深厚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民族，将或被消灭，或被全盘同化。[2]建立文化主体性，就是在不断发展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起自身文化的自主地位和自我调适能力，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沟通融合，建立一个相互认可的基本秩序和相互促进的共处原则。

“中国”与“西方”：文化主体性与民族自性

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凸显总是与文化认同危机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在中国古代，没有文化认同的紧张，文化主体性基本不成为一个问题。古人所讲的天下，主要不是一个空间概念，也不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更多的指涉一种文化和价值。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花，推向未开化，中国自诩为文明中心，遂建构了中国与四邻的朝贡制，以及与内部边区的赐封、羁縻、土司诸种制度。”[3]所谓的中原、中国，基本上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的标识。只有相对的“我者”，没有绝对的“他者”，所谓的蛮夷狄戎，都是相对的，是可以通过教化成为“我者”的“他者”。他们遵从的是天下主义的伦理秩序，服从的是同一个文明尺度和价值，只有中心与边缘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主体性的焦虑。

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了国人的天朝迷梦。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浸染，强烈地冲击着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世界，彻底颠覆了国人赖以理解世界的历史观和宇宙观，天下不再是我者的天下，深刻的国族和文化认同危机由此产生。现代西方文明对华夏文明的优越感形成了巨大挑战，催生了族群民族主义者的种族意识。他们强调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体性，致力于打造一个既持守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又能与西方文明接轨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日趋深重的民族危难面前，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空前的文化认同危机。文化主体性的焦虑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交织。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通过寻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由启发国族意识转换为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文化主体性”的焦点是民族自性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每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性。“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则，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4]梁启超区分了自性和他性，从自性开始反思国性，国性包括国语、国教、国俗，以回答中国何以自立的问题，追问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之所在。不同于晚清以来流行的以文明野蛮为标尺的文化评判思路，章太炎重视以国性为标准的文化价值取向。“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5]，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6]章太炎把中国的语言文字视为最富有中国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依自不依他”、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文化亡则国家必亡，即使一朝国破，但文化血统流传在国人心中，那么复国也就指日可待。章太炎特别提倡历史之学，“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萎黄也”[7]。历史主义观念逐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对国族历史的追思转变为建构对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觉的努力。

梁启超以中国何以“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发问，就是寻求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文明意识和文明态度。因此，独特性是他们所追求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和着力点。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传统的国度，理应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张君劢曾在中华教育改进会上发表题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讲演，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8]所谓“当由我自决”，梁启超在为《改造》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理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9]通过追思国学和国族的历史，强调对于国族的历史记忆是认同现代中国的文化根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自觉，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自我启蒙和自我建构。

因此，近代以来文化主体性的焦虑，就是对如何建构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表现为中國本位文化和西化的持续论争。当西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相遇，使得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焦虑变得更为艰难，更加复杂了。因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的一体化，反而是差异化、多元化，刺激催生了更多的矛盾。我们所谓的“文化崛起”应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主体性？

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形态

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坚持以现代化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主体性。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价值观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体现了民族的理想追求、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对制度和行为产生持久而稳定的影响。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形态，其载体是核心价值观。通过构建并践行核心价值观，来重树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重建国人对现代中国认同所必须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

其一，在建立文化的、政治的、价值的自我认同基础之上，强调民族理想和国家价值观。如何赋予核心价值观以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表达与阐释？习近平在北大五四讲话中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反映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理想与追求。一个民族对核心价值的解释，关乎它的文化传统、社会理想、行为秩序，构成了它的文化优势与特性，能够体现“国民精神”的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既是民族自信心的表征，也是一种对世界文明负责任的心态。

其二，加强民族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反省。通过对民众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培养，形塑一种国家层面上的伟大人格。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也特别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10]当今的中国人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历史使命，如何全面提升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感和文化主体性，在相互竞争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使國人尤其是知识群体有意愿为自己的文明提供辩护，有能力论证自己文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捍卫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时，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其三，正确认识和理解自身文化、他者文化和多元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第一，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是文化之“根”，既要看到民族文化构成的独特性，又要看到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价值要素。第二，尊重理解他者文化的经验和长处，自觉吸收他者文化精华，尊重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认同的文明准则、价值观与理想信仰，将它们作为建构新价值共识的重要资源。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尊严和发展的特殊性，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应当受到强烈质疑和批判。

其四，持守开放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既理性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摸清家底，认清方向，又不崇洋媚外，亦不盲目排外，自尊而不自封，自信而不自大；还要认同文化的多元性，宽容对待异质文化，摒弃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即将本民族的利益、文明、价值观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既看到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性，又要看到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共性和对话的基础，拒绝文化优越论等霸权观念。审慎处理多元文化问题，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再生。面对多元文明的冲突，必须不断强健自身文化的体魄，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才能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护住文明进程中的必要的张力，与其他文明对话互补、共生共荣。

传统的真正价值在于传统的不断主体化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和接续传统，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通过重释和激活传统来反思我们的当下，同时建构我们的未来。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社会主义共同文化观的充分涵义是，应该在全民族的集体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整个生活方式，而不是把别人的现成意义和价值拿来进行被动的生活体验。”[11]中国的现代性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他者的西方文明只能是我们建构自身文化的参照系，只有顺应人类文明发展主流，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才有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未来。在可见的将来，中华文明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新的文明类型再度崛起。

[本文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核心价值与文化观念”课题成果，并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2PJC028）和上海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3ZS035）资助。]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张岱年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64.

[2]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光明日报，2006.12.14.

[3]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20.

[4]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17.

[5]章太炎.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1.

[6]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

[7]章太炎.章太炎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71.

[8]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82：246.

[9]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44.

[10]马克斯·韦伯，阎克文译.韦伯政治著作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2.

[11]特里·伊格尔顿，马海亮译.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