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弦一家人

一

我和小说家张弦第一次见面，大约在1978年底、《十月》创刊不久的时候。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改完电影剧本《苦难的心》，回宁路过北京，在《十月》当时办公的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搭伙。张弦身体清瘦，脸色憔悴。可能因长期农村劳动、经济拮据、营养不良所致。早在1956年，我就读过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甲方代表》，后改编成剧本《上海姑娘》，拍成电影公演。他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便在吃饭时约他坐在会议室一角交谈。

我向他介绍：打倒了“四人帮”，坚冰融化，文艺春天可能要到来。1957年后散至各地的作家们正从新疆、山西、辽宁等地陆续回京。我们估计王蒙、从维熙、邓友梅们平反归队后，必然会把基层生活积累多年的体验、感受，熔铸成文学作品发表出来。因此我们紧抓机遇，创办了一个大型刊物，迎接文学井喷时期的出现。刊物取名《十月》，是因为本世纪几个重大转折事件，如1935年长征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76年“四人帮”覆灭，均在十月发生；同时还想表达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大地丰收的喜悦之情。我送张弦一本《十月》创刊号，请他以后多给《十月》写稿。

张弦向我诉说他的经历。他说：我从小就爱写作，在上南京五中高三时，主编过《五中文艺》。第一期墙报竟在市大中学校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于是心里有了想当作家的念头。看到苏联工程师阿扎耶夫，投身于火热的经济建设之后，写出了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成了著名作家，于是我报考了工科大学。1951年夏，我考上了华北工学院冶金专修科，第二年院系调整，并入清华大学。大学时期是我读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作品最多的岁月。毕业后我分配到鞍钢。1957年春我写了中篇小说《苦恼的青春》，被定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安徽农村干活。我车过水，插过秧，挑过粪，赶过马车，在马鞍山市电影院里当过扫地的、引座的、看门的……1977年秋天回宁后重新创作。这次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心情振奋，准备大干一番。

张弦从1979年到1981年，短短三年里，接连发表了《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名篇。《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荣获了1979年、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当时《十月》缺乏精彩的短篇，故我每当《十月》出版之后，首先向住在南京上海路25号的张弦寄赠样刊，并附上热情洋溢的约稿信，切盼他赐稿。这件工作我整整坚持了九年。

二

1982年初夏，我到南方组稿。到了南京，首先去拜访张弦的家。我从市中心新街口走了很长的路，探问着寻找到上海路25号小院。我见院子里晾晒着一竹竿衣裳，像阔叶似的争探出低矮的■头，去迎接被附近建筑物挤窄的阳光。这时小屋里正有个中年妇女提着一只擦得锃亮的水壶走出来，到院子里自来水龙头上接水。我问她：“这儿是张弦的家吗？你是……”她微笑道：“是张弦的家。我是他妻子张玲。”我问她：“张弦在家吗？”她说：“他老不在家，不是到外地参加笔会，就是去电影制片厂改编电影文学剧本。你是？”“我是《十月》杂志编辑，来向他组稿。”张玲白■的脸上戴副眼镜，苗条的身子穿一套素净的短袖夏装，胸前系条镶边碎花小围裙，伸手道：“那你请进。”

他们的小屋很暗，里外两间，外间小，里间大，中有门相通。在里间坐下后，张玲给我沏了一杯茶，笑道：“你大概是张守仁先生吧？”我吃惊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持续不断寄赠的《十月》，还有你写的约稿信，我们都按期收到了。张弦不在家，信都是我拆的封。我都为你坚持不懈的编辑精神所感动，觉得张弦早应该还你们文债了。他写作认真，数量不多，应付不了众多刊物约稿。但你专程来了，我就催他给你们写。”我说：“那就谢谢你了。”张玲说：“我也要谢谢你。你寄来的刊物和书张弦没时间读，正好成为我的精神食粮。”

我和她谈起近几年文学界对张弦复出后发表的小说交口称赞。《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拍成电影后，观众爱看，还推出了一位优秀女演员沈丹萍。张玲指指靠墙的小桌子，说：“他平时就埋头在灯光下写作。深夜，他常把我从睡梦中摇醒，硬要我听他念刚写下的得意段落。我经常给他泼冷水，指出他作品中的毛病。”

我为张弦高兴，他有懂文学的妻子作高参，使他的作品如虎添翼，更加出彩。趁张玲给我削水果之际，我环视小屋，发现张弦的家虽小，光线不足，但窗上挂的、桌上摆的、床上铺的，都精心，品位高雅。水泥地擦得发亮，一尘不染。张玲显然是个懂生活、爱整洁、善理家的主妇。

桌上摊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我问她：“你在看？”张玲说：“儿子张远、女儿张为上学去了，闲着无事，欣赏欣赏。”

造访不遇，感到遗憾。临别时我托张玲转告张弦：“下一篇小说，写完了务必寄给《十月》，别再投沪、宁刊物了。”张玲送我离开小院，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转告他。”我得到主妇的允诺，欣然离开了她的家。

1985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由王蒙、陆文夫主持会议，在春暖花开的南京市隆重颁发中篇、短篇、报告文学奖。群英荟萃，记者云集，举城欢腾。会议间隙，张弦夫妇特地要了江苏作协的车，邀请王蒙、谌容和我到新街口附近新开张的一家西餐厅用餐。当晚在中山东路307号俱乐部（原国民党励志社招待所）有一场舞会。舞场气氛热烈。先有一位南京歌舞团女演员表演独舞，作为开场。那女子身材细高，两腿修长，舞姿奔放。大家在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裙边飘扬，欢声笑语，如痴如醉。但我很少见到张弦带领张玲进入舞池。她独自戚戚地默坐一边。我便走过去邀她跳舞。不知为什么，张玲眼神忧郁，似有什么难言心事。我不便问，又带她跳了两支舞曲，见她不像往日那么健談，就离开了舞场。

三

1987年秋，我听说张弦在离我北三环路住所很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红楼招待所里改编电影剧本。一天晚上，我骑了自行车，兴冲冲去了北影厂区。走进红楼214房间，张弦正在跟人打电话，已摁下免提，声音较大。从他们交谈中我获悉对方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邵燕祥。燕祥原是写诗的，但那时主要写针砭时弊的杂文。燕祥说：“你近十年的小说、剧本，写的都是女性的性格和命运，她们的受害、受骗、失望、绝望，或者沉沦，或者默默死去。善良、软弱的性格，导致悲剧的命运，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