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论析

摘要：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关键词：封建；封建制度；专制政体

中图分类号：K252/258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２－００87－０7

在汉字文化圈，以汉字古典词“封建”对译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开始使“封建”具有普世意义的有两种人，一为来华西洋人，如长期定居香港的英国汉学家李雅各（1814-1897），他将《周易》译成英文时，即以feudal译“封建”；二为最初“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如林则徐（1785-1850）在《四洲志》中、魏源（1795-1857）在《海国图志》中也有类似译法。日本人也于19世纪70年代以“封建”对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至19世纪80至90年代，“封建”已在日本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它是这一汉字词古典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与feudalism西方义（封土、采邑）相通约的产物。而恰在此时，中国人开始注目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借用包括“封建”在内的日译新名也自此开启端绪。经过一段消化汲纳，清末民初一些先进的中国学人形成自己的封建观，并以之表述、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段落。

一、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中国人最先称日本前近代社会为“封建”，并介绍明治维新“废封建”举措的，是清朝驻日本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的诗文。

1.《日本杂事诗》的“封建”用例

黄遵宪是中国深入考察、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人。1877-1882年，他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身份，在日本度过四年多，直接观察、感受明治维新，并留下史志体的《日本国志》，以及吟咏日本政事、民情的《日本杂事诗》。两书的重点都在已进行十余年的明治维新。1882年春，黄氏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时译“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离日时写诗云：“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海外天。”所称“明治维新史”，指《日本国志》（因该书重点在介绍明治维新史）；所称“吟到中华海外天”，指《日本杂事诗》，此一诗集多有述及“封建”的处所。

《日本杂事诗》初版于光绪五年（1879），纵议日本国史、政情、民俗，关于日本政体在“封建”与“郡县”之间的起承转合，多所涉及。

《日本杂事诗》卷1第6首，有“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之句，黄氏自注云：“源、平以还，如周之东君，拥虚位而已。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①讲的是自源氏、平氏形成武门政治格局、导致封藩林立以后，天皇成为类似东周天子那样的虚君，直至明治间废除德川幕府（1603-1867），才由六、七百年的封建制复归王政（中央集权制）。

《日本杂事诗》第31首有“国造分司旧典刊，华花莫别进贤冠。而今指令诸台省，押印唯凭太政官”之句，讲的是明治维新改变武门柄政，集权于中央的太政官。黄氏对这段诗句作注曰“犹变封建为郡县也”，此为画龙点睛之笔。光绪十六年（1890），黄氏在伦敦改订《日本杂事诗》，上述诗句变为：“国造分司旧典刊，百僚亦废位阶冠。紫泥钤印青头押，指令惟推太政官。”大意略同，而变封建制为中央集权制的含义更加明确。黄氏对这段诗作的注文曰：

上古封建，号为国造。奉方职者，一百四十有四。后废国造，置国司，犹变封建为郡县也。天智十年，始置太政大臣（三公首职，犹汉相国）、左大臣、右大臣，相沿至今。然自武门柄政，复为封建，太政官势同虚设。明治维新后，乃一一复古，斟酌损益于汉制、欧逻巴制，彬彬备矣。曰太政官，有大臣参议，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②

黄遵宪此一诠释，用语古雅，然其历史观念却相当先进，对日本从古代到近代政治体制的变迁，梳理得十分清晰：日本古代由封建变郡县，中世又从郡县复为封建，明治维新参酌中国秦以下的郡县制、欧洲各国近代政制，建立起以太政官为主官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日本杂事诗》光绪十六年（1890）改订本，对原本删7首，增53首，所增之一为：

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③

明确指出，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废藩置县的要领，是改变职官世袭的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进而形成近代政党政治。黄氏将近代政党与汉唐宋明之党社相比拟，担心因政党政治引发党争之流弊。

《日本杂事诗》运用新名不少，据统计约120个，源于日译欧美的新名约70个，如“国会”、“政党”、“民权”、“解放”、“自由”、“共和”、“改选”、“中学”、“记者”、“博物馆”、“警视厅”、“火轮舟”、“窥朦镜”等；取自日本固有词语约50个，如“国学”、“国字”、“权妻”、“艺妓”、“太政官”、“伊吕波”等。黄遵宪所用“封建”、“封建制”，既是对日本当时流行的新名的采取，也是对汉语旧名的沿袭。

2.《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除上举《日本杂事诗》各例外，黄氏的《日本国志》（该书虽1896年出版，但1887年已经撰成）也论及“封建”，称日本古代各州遍设朝廷任命的国司、郡司，“一变而为郡县”。至镰仓幕府（1192-1333）时期，“裂地以授家臣”，“地头往往世袭，国司不复赴任，于是封建之势渐成。”至足利幕府（1378-1573）时期，这种分权态势更加明显：

分国郡而封家臣，称为守护，三管领四职以下，皆以地传之子孙。……于是形势一变而为封建。……关原役毕，德川氏统率诸氏，分封其子弟功臣；其后加削增减，颇易旧封。④

在介绍镰仓、足利、德川三个幕府时期的封建制以后，黄氏论述明治维新在“复古”名义下，变封建为郡县，文曰：

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复为郡县之治，凡五畿七道七十三国，二京三府六镇三十六县。⑤

黄氏《日本国志》的上述文字，精要地概述了日本封建制从成长到消弭的全过程，反映了日本政制变迁的实况。

黄遵宪在诗文中并未对“封建”一词重新下定义，然考其语境，他的“封建”，古义与近义、中义与西义贯通无碍，实属高明之语用，是清末民初眼看世界的士人使用新名“封建”的先导。戊戌变法前夕，中国报刊常称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为“封建”、称明治维新为“废封建”，如《时务报》1897年7月29日载文曰：“日本既废封建制度”，“当是时民间风气大开”；《知新报》1898年7月9日载文曰：“善夫，日本之维新也，……削大将军之权，移封建为县郡，知县以亲王领之，故下情无不上达。” 此种“封建”用例，都与黄遵宪诗文一脉相通。

二、梁启超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中国人较自觉地将“封建”作为表述历史时代的新名使用，开端于黄遵宪的友人梁启超（1873-1929）。

1.“封建世卿之世”

梁启超先生以“封建”一词用之于划分历史段落，始于1896年撰写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该文仿公羊传“三世说”，将历史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阶段，这种划分显然参酌了西方史学的古代“多头政治”、中世“君主政治”、近代“民主政治”的三段划分。梁启超又将古代的“多君为政之世”区分为前后两阶段：

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⑥

“酋长之世”，即氏族制时代；“封建及世卿之世”，即实行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的封建时代，他解说道：

封建者，天子与诸侯俱据土而治，……

诸侯与天子同有无限之权，故谓之多君。⑦

以“多君”释“封建”，点化出“封建”古义的精髓，又明确地将“封建及世卿之世” 视作一个历史时代，上承氏族时代（“酋长之世”），下接专制帝制时代（“一君为政之世”）。

该文还比较中、日、西洋封建制的变迁，指出“封建世卿”制难以退出政治舞台，表明梁氏已将“封建”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梁氏说：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国，自中土以外，罕有能变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后，政柄下移，大将军诸侯王之权，过于天皇。直至明治维新，凡千余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议院，乃至法人既变民政，而前朝爵胄，犹潜滋暗窥，渐移国权。盖甚矣变之之难也。⑧

梁氏1898年秋开始流亡日本，其后所撰论史文章，继续在“分封”、“分权”的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参考日译西方历史分期专词，采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短语。

2.“封建时代”

梁氏1899年在《清议报》第17册（6月8日）、第26册（9月5日）连载（后又于9月在日本刊物《太阳》第5卷第20号发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论及中国与欧洲的国体相同之处：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封建时代。他指出：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

彼此皆列国并立。⑨

梁氏把中国周代国体与古希腊国体相类比，又将“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作近义短语并列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排除在“封建时代”之外。文曰：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⑩

梁启超区分了狭义封建与广义封建，指出秦行郡县制，已结束狭义封建制，而此后封爵建藩虽持续不辍，但为时不久均告破灭，并未构成列国并峙的封建局面，故秦以后已告别“封建时代”。梁氏将“封建时代”的特点归之为“贵族政治、列国并立、阶级之风”，兼合“封建”古典义和西洋义。至于“秦汉至今日”，梁氏则名之为“统一时代”，并认为“是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11}。又称秦以后为“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是又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12}这一论述表明，梁氏既采用来自西方的术语，又能区分中西历史的差异，不以西方史序列套用中国史。

1901年，梁氏著《中国史叙论》，其第8节“时代之区分”，参照西洋人所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划分，将中国史分为“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世界之中国”。在论及上世史时，指出此一阶段的特点：

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13}

将周人东进，实行封建制，作为中国上世史最主要的标志性内容。至于中国的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梁氏则称之“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14}，而决不冠以“封建时代”。

总之，梁启超将“封建时代”视为中国古史的一个阶段，并不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衔接，在“封建”与“近代”之间，有一漫长历程，梁氏或名之“统一时代”，或名之“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他还致力于探究中国封建制的特色，并由此追究中国历史走向的原由。

3.“封建制度”

1902年梁氏撰《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其第2章为“封建制度之渐革”，内称：“封建何自起，起于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又论及春秋战国至秦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显然是从“封土建国”义上谈“封建制度”的，明确地称周制为“封建制度”，秦以后则“封建之迹一扫”。

该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提出并试图解答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15}

梁氏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这一论述卓有见地，却又稍嫌简单，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词，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日史学术语的通约，其关于中、欧、日封建制历史演进路径的思考，又显示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4.“封建社会”

旅日十余年的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及其艰巨性是深有领悟的，他1910年撰文曰：

日本当维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会一旦破坏，而天子无尺土，府库无一钱，其艰难为如何？{16}

这里使用的新短语“封建社会”，指日本中世及近世，既是对古典词“封建”内涵和外延的延申，又是对日制新名的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游历欧洲，其所见所思，书之于1920年3-8月连载《晨报》副刊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在论及欧洲近世文明的三个来源（封建制度、希腊哲学、耶稣教）时，梁氏对“封建制度”所作界定，吸取了西欧史学界的观点，又与“封建”古义保持联系。

综观梁启超论著，可以发现，以观点多变著称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运用上，却做到了概念首尾一贯，坚持了古义与西义的统一。而且，梁氏是中国较早使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名的学者，从梁氏使用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义相当准确。梁氏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者。

三、严复以“封建”译feudalism

严复等从事中—英翻译的中国学者，将feudal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义上加以对接，这虽在日本以“封建”翻译feudalism之后约20年，但并非转用日本译名，而是直接从西语译来，故仍可视作中国富于中西文化通识的翻译家的独立制作。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形态、历史时段的新名，其内涵略指贵族政治、领主经济。而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合理引申。这种引申义又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贵族制、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