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验的升华与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

面对纷乱的当下文学，一些批评家似乎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就像一个不大高明的医生面对复杂的病症难下明确的判断。可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与其是难下判断，不如说是判断标准的缺失。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对文学价值的判断。正如一位大师所言：“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工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所以无论是“选择”，还是“确定”，必须依照普遍的标准，这样的批评才是“公允之批评”。那么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标准进行文学批评呢？其实答案也简单，那就是真实的人生（人性）内容。在我看来，凡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真实地写出一定的人性内涵与生活内容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否则，无论文字多么华美，技术多么新巧，也都不过是空虚的稻草人而已。以此标准来看《江门文艺》1～12期“本刊推荐”栏目推出的十来篇打工文学，我觉得尽管他们的文字不那么漂亮，形式也没有那么玄妙，但他们以自己的真诚，自己的生命体验，真实地写出了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的喜怒哀乐，打工生活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面对如此鲜活的文字，作为一个喜爱文学的读者也不能不为之击节叫好，同时也不能不说说自己的阅读感受。

有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打工文学”，就是写打工人生活的文学。看了这十来篇“打工文学”作品，我对这种大得无边的概念有了更深的质疑。文学是有限制的，经验就是一种限制。尤其是小说，因为小说说到底是经验的产物。这经验首先是个人的。因为个人经验通常是独特的、新奇的。我十分信服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主张：“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因为“一个小说家只有在依赖于他个人经验的前提下，才能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一种确切的感觉。当他沉浸于个人的经验之中时，一切都会变得真切起来，并且使他感到实在，毫不心虚。这些经验保证他在进行构思时，免于陷入虚妄与空洞，免于陷入生疏与毫无把握。那些曾经浸润了他灵魂的爱、恨、忧伤、狂喜以及种种存在的体味，都将使他在行文过程中，保持着一种自信心。”我们从王十月的散文《此心安处是故乡》、白连春的小说《和你一起回家》、肖建国的小说《看你能坚持多久》等作品那从容、自然的表达中感受到了这样的“自信心”。因为他们曾经是打工人，打工的经历已经沉淀为一种独特的经验，成为他们生命内涵的一部分。一旦诉诸于文字，就会犹如泉水一样汩汩而出了。王十月的散文《此心安处是故乡》就是写作者居住的深圳31区亲嘴楼群里的生活的。作者把浸润了他的灵魂的爱给了和他一样生活在这里的异乡人。他感同身受地理解着这些异乡人的叫卖声里所包含的全部人生意义，包括他们的希望、失望与无奈。这么真切、鲜活的文字，如果没有切肤的体验如何写得出来呢？还有小说《看你能坚持多久》，写的就是作者自己的一段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他写得“很轻松，也很顺手，几乎是一气呵成”。漂泊在异乡，一种对故乡及亲人魂牵梦绕的思念总是撕扯着他们的心。正是这种情感把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和你一起回家》中主人公带着两位老人回归故里了。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似乎也强化这种个人经验性。其实作者白连春也实现了一次精神性的回归。相比而言刘万能的小说《今宵梦醒何处》明显地表现出个人经验的不足。在一般人的思维里，农村的姑娘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嫁给城里人。作者显然是从这一习惯性的思维出发来写打工妹徐彩凤这一形象的。徐彩凤为了实现嫁给城里人的梦想，用尽了心机。她那么善于表演（眼泪说有就有），面对真相被戳穿的尴尬境地，她是那么地从容不迫，甚至有点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味道。这些似乎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农村打工妹的心智条件，让人难以置信。

个人的经验作为我们创作的基础固然重要，但小说绝不是个人经验的简单复制，而是个人经验的超越与普遍性的升华。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小说产生于您个人的激情，但是，只有当您割断了与您生活的脐带，并开始探询生活本身而不是您自己的生活时，小说才能真正的充分发展。一名小说家描写嫉妒，就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存在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个人的问题来理解，即使他生活在嫉妒的氛围中。”有人说“打工文学最大的桎梏在于仍然没有出现一个代表打工文学最高水准的文学典型形象”，这话是不错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超越与升华得不够。众多的打工文学多是个人经验的表面处理，没有升华到某种形而上的普遍高度。也就是没有把个人的经验“当作一个存在的问题”来理解。打工文学绝不是打工人发发牢骚，出出怨气的载体，也不是简单地书写城乡的差别与对立，而是透过种种的生活现象挖掘出一些普遍的，特别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给众多的读者以更深的思考和更持久的感动与灵魂的安慰。

我很喜欢小说《陷阱深深深似海》的作者杜易瑾说的这句话“思想决定境界”。但我想说的是“境界决定态度”。这里的“态度”我更愿意理解为“心态”。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创作心态直接影响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影响他作品的境界的高下。“愤怒出诗人”，对于打工文学作者来说，他们大多都是高考的失利者，当他们带着失利的伤痛，怀着种种的梦想走出穷乡僻壤来到都市时，确实都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委屈、太多失望、太多的无助与无奈。也许他们最初的文字只是一种发泄，甚至是一种病态的发泄。发泄固然痛快，但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狂热的痛快，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平和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一种巨大精神慰安。因为真正的文学，绝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发泄物，而是以深邃的反省或怀疑精神，将人导向理想之生命的载体。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很多打工文学作家经过多年的生活与文学的历练之后，他们获得了这样的一种自觉。王十月“当初的计划，用三年的时间闭关修炼，让自己离文学近一点，近一点，再近一点”。其实我们从这十来篇的作品中也能感觉出，不仅王十月在努力，其他的几位作家也在努力。因此，他们不再那么敏感而自卑、不再那么烦躁不安、也不再那么“恨恨而死”地愤世嫉俗，心态变得平和而明朗。平和而明朗的心态造就他们强大而坚强的灵魂。于是他们的“思维突然像利剑一样，迅速刺开打工生活的那层表象，直抵其内在蕴含的生命质体。”

在这十来篇的打工文学中，有写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有写农民工讨薪问题的，也有些外来工普遍的生存状态的，还有写打工人情感纠葛的。这些作品在或多或少一定程度上都达到一种普遍的升华。

小说《和你一起回家》最令我感动的是主人公向前看和老人抱在一起痛哭的细节。在这里“回家”已经不是简单的具体生活内容，而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漂泊者普遍的精神诉求。

陈建的小说《守灵》是写农民工讨薪问题的。但他突破一般讨薪题材的贯常模式，不是过多地渲染劳资冲突，而是展示劳资冲突背景下的两代打工人的冲突，确切地说是两种人格的冲突。一种是逆来顺受的奴性人格，一种是在现代文明培植起来的健康理性的独立人格。正是这种不同的人格，使他们在讨薪的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一个以委曲求全（为老板的狗守灵，博得老板的好感）方式，把希望寄托在老板的恩赐上；一个以理性抗争的方式，把希望抓在自己的手里。他们代表了打工人的未来和希望。

周崇贤的小说《弄死那只狗》中的主人公王二，先前是那么渴望自己能变成那美丽而高贵的女人（二奶）怀里的那只雪白的狗啊！甚至后来不惜降低要求，只求能变成那只狗的狗毛。最后竟恼羞成怒地想弄死那只狗。作者以近似黑色幽默的轻松笔调，给我们创造这样一种巨大的艺术反差。正在这种巨大的艺术反差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欲哭无泪的无奈与沉重。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是否让主人公弄死那只狗。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不关狗的事”。他的意图是让读者作更深层的思考：在一个权利与金钱维系的病态社会里，一个民工，一个小人物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他们除了弄死那只狗，还能做什么呢？

一位作家说得好：“艺术，对于社会人生是一种责任方式，对于自身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世上最沉重的是责任。所谓的责任就是把同类的事自动地扛在自己的肩上，不托付给任何人。只有那些富有良知的作家才能以此为己任。但是，在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中国作家普遍缺乏一种对社会人生的责任。他们只是对自己的欲望负责。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们鄙视社会话题，对人类的苦难充耳不闻，他们只是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充满兴趣。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当下文学卑猥的精神姿态。正如一个批评家所描绘的：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普遍告别了思想启蒙走向结构与逍遥之途。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较为普遍地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或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或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走向个人欲望的人性放纵。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由于自现当代以来，人们受到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哄和伤害，对于号称神圣的东西心存厌恶，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便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从小说究竟应该务实还是务虚的角度看，小说或被迫或主动地有审美理想转向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甚为普遍的精神姿态。作家这种社会人生责任感的缺失说到底就是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所谓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是以客观的态度真实地反映生活；以怀疑批判的精神思考和回答时代最艰难的问题；以文化启蒙的价值立场从精神上改变人、提高人和解放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文关怀。

我们从这十来篇的打工文学中看到的不仅是他们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表象，对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而且我们更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责任感与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因为他们“以一种尖锐而又未经粉饰的存在，恰恰在人文关怀这个严肃的文学意义上保持了质问与求索精神。”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精神指向。

洪永争的小说《有人死了有人活着》，讲述了一个叫石友三的农民工为生活所迫进城打工，把两岁的儿子托付给年迈的伯父照看。由于打工生活几经变故，石友三跟家人疏于联系，以致造成了他伯父与儿子死掉一个月才被人发现的悲剧。作者“试图通过这一悲剧来反映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日趋严重这一客观事实，从而将底层人背井离乡的辛酸和血泪真实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以期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使得小说在客观的呈现中，暗含着对现实的总总追问：什么人死了？什么人活着？为什么死？为什么活？为什么有人活得好，有人活得那么艰难？

肖建国的小说《看你能坚持多久》同样给人以震撼。这种震撼力量不仅在于它以貌似轻松实则沉重的笔触挖掘出了一个自愿堕落的弱女子“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一份对真、善、美的渴求”，更在于它向人们展示这种人类最宝贵的真、善、美精神价值在巨大的社会异己力量面前的脆弱与无奈。

杜易瑾的小说《陷阱深深深似海》讲述的是几个人性陷阱的故事。他的创作也同样充满了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感。正如他自己说的：“讲几个身边随时都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故事，披露一些身边时常上演的社会现象，描绘某些身边人的性格命运，然后，警示读者，亦警醒自己，去恶、扬善、励志。”

卫鸦的小说《蝴蝶风筝》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但它以一颗闪闪发光的灵魂给我们带来的感动是巨大的。这份感动也许更能抚慰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因为那些在种种艰辛和困苦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人们比任何人更需要爱的温暖和抚慰。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有些作者（周崇贤、王十月、白连春等）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作品的结构能力以及文体的把握能力都已经相当成熟了，但也有欠火候的。比如仅愚的《面对孤坟，我长跪不起》在文体的把握上有些不清。从开局来看，她是想把它作为小说来写的；但，作品的主体却是散文的笔法。还有刘万能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写得有些拖沓。像“项捷对徐彩凤的印象其实错了，她的率真单纯是假的……”这些文字完全可以在人物行为的叙写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不必作者跳出来介绍。何仁勇的小说《离开那座城市》写得似乎有些简单平面。

尽管有些作品也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还是真的很庆幸自己能阅读到这么多鲜活的文字，在我匆匆写下这些浅薄的感受之后，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对这些打工文学作家的由衷的敬意。

（李荣合：作家、评论家、文学硕士，五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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