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事大布局“80后”成县处级主体

党史了解不多，受外来思想影响较大，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在宗旨意识上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谈宜彦表示。

调研发现第二特点是，“80后”干部中“三门干部”多，较少了解国情，对中国社会现状、地方发展差异、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别等知之不多。不大熟悉基层，主要从地方报告和报纸上获取信息。

另外，数据也证明机关干部的选拔模式固定、“体内循环”现象突出。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

年轻干部呈现官僚化和机关化特征。中共官方网站今年4月推出的针对年轻干部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93.6%的网友认为“目前大多数年轻干部工作经历偏单一”；43.1%的网友认为应“树立注重基层导向，坚持多岗位、在基层一线的实践中培训锻炼年轻干部”。

综合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基层历练的缺乏等因素，使得在山东省无棣县委组织部工作多年的牛云才得出一个判断，部分“80后”干部的权力欲、占有欲和攀比心较其他年龄群体更为强烈，走上工作岗位后，极易产生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个别年轻人把心思用在快速升官上。

而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近年来贪污腐败与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凸显。广州市司法局最近公开的信息显示：85%年龄在30岁至45岁。其中30岁左右更占四成。广州市纪委调查后更是声称：45岁以下年轻干部成腐败高危人群。

针对“80后”年轻干部的“先天不足”，选拔标准作出重要调整。

198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并长期执行的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总标准是“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在实践中，更为突出的是年轻化、知识化。

此次因“知识化”和“年轻化”已经不再成为问题，“革命化”和“基层经验”开始重新成为考察干部的关键性指标。

今年3月底，在时隔9年再次召开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提出选拔首要标准，一是强调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二是强调树立注重基层的导向，重视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在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中识别和使用优秀年轻干部。

“这个旨在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政领导人才培养链条的思路，有着建国初期的特点。”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年轻化”波折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先后8次对后备年轻干部进行全面考察和集中调整。但对年轻干部的选拔、管理工作有过一波三折。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表达不满，认为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之后，陈云写了一份建议，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陈云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

根据陈云指示，青年干部局于1982年3月成立，工作任务是确立后备干部名單，进行跟踪培养，对一些问题进行大规模调查。

中组部青干局由于致力于在组织部系统内搞改革，推动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并以中组部名义编选和出版一批如《代议制政府》、《论自由》、《现代政治分析》、《论民主》等“中青年干部理论学习推荐书目”，开一时之风气。

然而，随着中组部青干局1990年8月被撤销，论资排辈成为选拔官员的自然标准。在这种官场陈规之下，机关大量人才积压，年轻干部开始熬日子混资历。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党政机关年轻公务员颇觉政途渺茫，纷纷下海。

到2000年，为使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各项工作都有人抓、有人管，中组部在干部调配局设立青年干部处，各地也相继成立。

但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一个共同的倾向，把干部“年轻化”片面地理解成“低龄化”，进而对凭借资历等待提拔的干部形成了冲击。在基层干部任用中形成了“三十当官，四十靠边，五十赋闲”的现象。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表示，“文革”后干部老化，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如果今天某个地区还以运动式进行，就要质疑其合理性、持久性。

6月底，《人民日报》联合人民网开展的调查显示，57.9%的接受调查者担心破格提拔的年轻干部身后有背景，选拔任用不透明；42.9%的人担心年轻干部经验不足；对破格提拔年轻干部持赞成态度者仅占14.2%。

据了解，今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干部监督工作会议上提及，去年进行的首次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显示，全党对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满意度为67.04%，人民群众对整治用人不正之风的满意度为66.84%。李源潮要求到召开“十八大”的时候，争取这两个满意度都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