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儒家文明

打开文本图片集

自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国难深重，人们自然要追究传统文化的责任，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强大，我们民族的自信心逐渐增强，从官方到民间，均出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可喜变化。今天我想谈的是，从传统、从历史来看，儒家文明有什么优势与弱点？

从地理环境看儒家文明

方水土养方人，每个民族都是在适应自身环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明特色的。什么叫文明7文明和文化的概念非常相近，大体上我们所说的文明就是个民族长期形成的，脱离了野蛮状态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民族开始都处于蒙昧阶段。当这个民族开始使用金属，发明了文字，并有了定居的城市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它开始进入到文明的阶段。这是因为金属使生产力提高，由此而创造的剩余产品可以发展出精神生活。而文字的发明与定居的城市，则使人类的集体经验更为丰富，可以记录下来并代代传承下去，这样，一个民族就形成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更精致的、脱离了蒙昧与野蛮状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称之为文明。这是种更高级的文化状态。

大家都知道，人类自古以来，除了华夏文明，还有希腊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这些都是在不同环境下逐渐形成并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我们的华夏文明并不是最早的文明。然而作为华夏文明的后人，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的文明是迄今为止所有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文明经历了两千年，仍然保持文明性格的贯性，确实是世界上持续力最强的文明。

为什么在二十几种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国的文明持续存在下来？这首先与华夏的地理环境有关。从地理上可以看到，华夏的中原地区远离地中海。古希腊、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这三种不同的文明可以通过地中海进行频繁的交流，形成此起彼伏的文明大合唱。印度离他们稍远点，但是印度和地中海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所以印度也很容易参与到这种文化交流之中。

然而，我们古代的华夏则处在遥远的东方，它虽然得不到其他文明互动碰撞出来的文化成果，但是也避免了其他蛮族对我们这个新兴的农业民族的侵扰，破坏，干扰，挑战和压迫，使我们这个民族在远离地中海风暴的港湾中休养生息，并独立生长出来，直到华夏民族发展生成个古代泱泱大国。

此外，由于环绕在我们与其他文明之问的严酷的地理屏障，也使我们与其他发达的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先秦的典籍可以说汗牛充栋，然而在《山海经》、《论语》，《庄子》、《荀子》里，都找不到有关其他古代文明的记载。外部的文明世界，希腊、罗马、埃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古人根本不知道。

我们的古代文明，主要是靠华夏祖先的智慧，在极度缺乏外部文化营养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以儒家思想大统为特点的帝国。文化的相对封闭和独立，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得以持续下来的重要因素。

古代超级帝国的规模效应

大家都知道，文明是很稚嫩的，很难抵挡文明程度更低下的游牧部族的挑战与征服。在古代华夏地区，我们的北方就有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族对华夏民族的挑战。所幸的是，华夏文明发展成强大的秦汉大帝国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才逐渐兴起。秦汉大一统以后的儒家文明绝对可以说是古代文明世界中的超级帝国。它的总面积要超过希腊、巴比伦、埃及等文明的总和。

这个超级帝国为什么能够形成？这种超级帝国的形成与我们文明的持续性有什么关系？这就要谈到古代华夏各地的小共同体的同质性问题，中国古代的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出现了很多支流，适宜农业的发展，在整个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起，就密密麻麻地、星罗棋布地散布着无数先民生活的遗址。这些文明遗址的陶陶罐罐都差不多。这也说明，先民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屏障，这些广泛散布在黄河中上游到下游地区的，从事早期农耕经营的，生产形态与生活方式大同小异的，同质性的小共同体，在后来就形成很多不同的国家，但这些小共同体都从事农耕经营，彼此在价值观、语言、风俗与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上也比较接近，正因为彼此相近，又没有巨大的地理屏障使之相互隔绝，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同质性很容易汇合成

个同质的大板块。到周灭商时，群起从周的有八百多个诸侯国，到春秋时就只有百多个国家了，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七个国家了，到秦汉则发展为巨大规模的超级帝国。

秦朝统治者建立起统治以后，利用国家强大的力量，强行推行文化普及，书同文、车同轨，形成巨大规模。

大帝国的形成，对中华民族长期生命力的延续，功不可没。游牧民族从北方下来最后到达南方，这个过程往往要几十年，在这漫长过程中，游牧民族的文化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华夏民族的破坏力大大减少，后来，华夏文明的巨大规模效应形成的虹吸力，使这些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都参加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成为我们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其形成种“焖锅效应”，逐渐形成超级大帝国。而这种秦汉以后的超级大帝国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反过来又具有调动各种资源强大国家的能力，使民族的文化生命得以进

步的保障。

儒家的天道观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国是没有什么国教的，但是中国人有个代替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是相当于宗教中上帝样的最高存在。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根据儒家的哲学预设，统治者天子之所以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天命所赋予的。然而，只有当天子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的时候，他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保持下来。天人相应，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古代的天命观。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天命无常，唯一道是处。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儒家的人伦道德的体现。这样，儒家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人君只有顺应天道，才能具有统治的合法性，而天道即圣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统，即圣人之道是高于君统的，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的观念。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体的地位，以此来约束王朝的统治者。儒家的天命观认为，道统是无条件高于君统的。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受到上天的惩处。如果统治者不悔悟自新，天命就会以改朝换代的“革命”，来进行王朝更替，因此，只有统治者以儒家的道德来进行统治，用圣人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对自己的信任。

正是儒家的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的力量。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恶势力斗争，就是天道的召唤，就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种殉道精神。这种道德的自主性，使士大夫阶层有了思想武器，从天道观中找到抗衡和制约皇权的立足点。正是这个立足点，使得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种以德立国的立场和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生命力的双重影响

自隋唐以来，中央帝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举制度，这套制度极大地强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质性，因而也对儒家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文化生命的传承起到重要的贡献。

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大家知道，中国在传统王朝时代，存在着相当频繁广泛的横向流动，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层的流动同样十分频繁。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对流是前现代人类社会中极为少见的。这个对流是怎么实现的？主要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因为在中国古代，任何人，除了贱民以及少数规定人群外，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秀才、士绅等地位：士绅又可以通过进步的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官僚到定时候要退休，退休后虽然还有士绅身份，但已经是介平民了。同时，在中国还有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均产制。如果个地主有百亩土地，他有五个儿子，他的财产定要平均分成五份，从百亩到二十亩，就是代时问。均产制是使社会阶层往下流动的个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性非常频繁。在古代，一般都是贵族社会，包括日本、印度和欧洲，阶层与阶层之间是非常封闭的，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开放程度非常高。这对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首先，统治阶层直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其次，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使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面大大高于般的贵族社会。最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够广泛地被大众社会接受。中国成为儒家文化为主流的统天下。

但是，科举要求的是求同思维，久而久之，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重守成而轻创新，甚至把切变异都看作是对儒家经典的背叛，这就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社会文化缺乏活力，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20世纪近代化挫折的重要原因。梁启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书铺，想买张世界地图，居然没有找到。而那时候，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为什么会这样7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认为学世界地理没有用，科举考试不需要考世界地理。有人做过统计，在甲午战争时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写过一本小册子，是介绍西方文明的，一年时间里销量达到25万册。但是在中国，洋务运动派在江南制造局印行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书籍，三十年只卖掉万多册。这些数据非常深刻地说明，科举制度给中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士绅阶层对西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尽管西方那时候已经强大到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产生的儒家文明形态，具有特殊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也同样是种潜在的缺陷。中国文明的保守和儒家文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因此，“五四”运动开始逐渐形成对儒家文化强烈批判的思潮。

我想，如果我们民族方面保持着华夏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规模效应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多元的竞争机制的发育成熟，促进文明进步的社会与个人的微观活力能持续下去，那么中国文明的复兴就有极为广阔的前景。也许这正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