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做农民群众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摘要：党在历史上卓有成效的农民群众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为农民群众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现阶段的农民群众工作要借鉴历史经验，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必须从执政的高度看待和做好农民群众工作；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必须从农民群众角度看问题；必须以教育干部为重点：必须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群众工作；必须积极推动农村公共治理模式的改革，不断赋予党的群众路线以新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群众工作；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8-0018-03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建党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做好群众工作。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党做农民群众工作的成效，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相呼应，党的农民群众工作也经历了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认真回顾建党以来党的农民群众工作的历程，科学总结党的农民群众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凝练其对当代农民群众工作的启示，对于我们党做好新时期农民群众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党做农民群众工作的历程回顾

(一)在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民主改革、革命纪律、政治理论宣传、农村经济发展获得了农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支持，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23年召开的党的三大提出了拥护工农利益和把领导工农参加革命作为中心工作。大会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工农联盟问题。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党通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识字扫盲运动等形式，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素质，有力支持了北伐。毛泽东曾说：“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到大革命失败，农民对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但是，在大革命后期，由于“右倾”路线错误，农民群众工作出现了偏差，党自愿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为彻底纠正党内错误，党中央果断召开了“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而且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群众积极支援革命战争，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农民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同盟军。“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我们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在当时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发动农民群众并团結一切抗日积极力量，党在土地问题上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虽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的组织形式，基层政权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农民获得了政治地位；在生产上，党领导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关系明显改善；在文化教育领域，党通过发挥报纸电台等媒体的宣传作用、创办学校、召开群众会议等形式，启发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调动农民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党同根据地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农民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此期间曾经概括地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是农民的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谈判破裂，国民党试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时，开展土地制度改革成为党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军的重要举措。刘少奇曾说：“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转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平均分配土地，并给予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土改的执行权。大部分解放区土地问题的解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参军的积极性。党获得了农民群众高度的信任与支持，最终使我们党赢得了执政地位。

建国以后，党继续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法律形式规范土改运动。到1953年，党领导的新解放区土改使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土地。除此之外，党和国家还从减税、推广技术、发放贷款、兴修水利等方面帮助农民，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同时，党还领导农民进行了民主建政，建立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了具有民主自治功能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化初期，我们党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尊重农民的愿望，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对暂时不愿人社的人耐心等待，说服教育。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民主改革、革命纪律、政治理论宣传、农村经济发展获得了农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支持，而土地改革是党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激发了农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农民群众工作严重受挫

八大以后，在左倾思潮膨胀的情况下，盲目求快的思想打破了正常发展的步骤，在“大跃进”运动发展到高潮的同时，全国农村出现了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变动，抛弃了八大前后的正确设想。人民公社运动不仅使农民交出了刚刚领到手还没有捂热的土地证，而且还由于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使公社社员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农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在农业方面制定了《农业十六条》，要求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把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直到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农民群众工作恢复并不断发展，农民勤劳致富的热情得到全面激发，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农民群众工作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农民群众工作进入恢复发展的新时期。在经济领域，党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

制度逐渐解体，农民重获自由，生产积极性得以极大激发，农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在政治领域，政府对农民经济活动和农民行为的政治控制随着公社的解体逐步消失，几百万在阶级斗争年代被视为“异己”分子的农民，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使农民被赋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农民群众可以通过村民委员会直接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农村基层社会事务，农村治理主体由过去单一的党政部门转变为党政部门与自治组织共同治理。

1994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加大了中央财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出现财政短缺问题。为了解决地方财政短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加重农民负担。在一些地方，“三农”问题凸显，新老问题交织出现。有调研报告显示，这一时期，农村弃耕、撂荒现象比较严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粮食价格低迷，种粮出现亏损；农民负担沉重不堪；乡村债务日益严重等等。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关注“三农”问题，重视农民群众工作。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我国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真诚帮助农民的政策措施又相继出台。

二、中国共产党农民群众工作的几点启示

第一，必须从执政的高度看待和做好农民群众工作，高度重视农民的执政认同。建党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农民在中国社会占绝对多数，中国的事情如果不靠他们的支持、援助和参与，是不能成功的。在革命时期，党通过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人手，使农民心向共产党，无私地支援革命战争。在建设时期，农民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力量，失去农民的支持，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邓小平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改革初期，我们党顺应农民意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实现第一次飞跃，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农民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由于我们党同农民共同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农民对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他们对党是发自内心的支持和认同。有了这种执政认同，做好农民群众工作就具备了基础条件。

第二，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利益。群众工作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和关心群众生活相结合是党的群众工作的特色和优势。群众工作不单是思想问题，更是利益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农民群众工作的历史，不难看出建党以来在农民群众工作的历程中，利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强调“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泽民同志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保持同农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靠的是什么?就是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靠不断地给农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靠对农民的坚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还靠加强对农民的教育”。胡锦涛总书记也曾指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利益，更是成为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最现实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第三，必须从农民群众角度看问题，怀着深厚的感情去做农民朋友的群众工作。革命战争年代，党创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军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拉近了和老百姓的感情距离，广大农民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密切联系群众也因此成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多次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时常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拉家常、交朋友，替老百姓着想，确实把群众工作做到了农民的心坎上。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政策，想到了老百姓最想解决的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信访工作能力，热情帮助信访群众排忧解难，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贡献。”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纯朴的中国农民，党员干部要想听真言、察实情、求良策，必须放下架子，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到群众中去，面对面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心声，体验和感悟他们的所思、所盼、所忧。

第四，必须以教育干部为重点，切实加强黨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党员干部用自己高尚的人格、无私的行动、公道正派的形象发挥了榜样示范的作用，为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前提条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持续提高。现阶段。一些农村基层十部不能适应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习惯于用传统的强制手段对待群众。有些群众观念淡薄，不屑做群众工作；基层条件艰苦，不愿做群众工作；工作本领缺乏，不会做群众工作；过分依靠现代通讯工具，不去做群众工作；解决问题手段少，不敢做群众工作；工作不出问题，不主动做群众工作等等，反映出一些基层干部的能力和水平与群众工作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基层党员干部要加强自身学习和道德修养，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意识和本领，树立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做农民群众工作的实效。

第五，必须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群众工作，确保农民群众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群众工作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基本规律。大革命时期，党的农民群众工作围绕着启发农民觉悟、武装农民反帝反封建这个中心展开；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农民群众工作始终围绕着提高民族意识、实现民族解放这一中心任务展开：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农民群众工作始终围绕着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和支前参战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民群众工作围绕着经济建设和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中心工作，体现了为党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服务的特点。

第六，必须积极推动农村公共治理模式的改革，不断赋予党的群众路线以新的时代内涵。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价值理念和领导方式。但坚持群众路线并不是不要发展。尽管党的群众工作有着宝贵的传统，经验也十分丰富，但由于客观环境、以及党开展群众工作的主体和客体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决定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念、方式和方法也必须不断创新。建国以后，党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对农村实施了自上而下的高度控制，农村公共权力的运行无需农民的认可和同意。这种治理方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改革开放后，原来被压缩在一起的利益开始分化出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利益。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强烈要求实现由“替我做主”到“我要做主”转变，而现有的公共治理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农民的这种需求，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渠道明显不畅或相对狭窄，群众心存怨气。对“包办代替”行为充满抵触心理，导致基层具体工作难以推动。

总之，只有以史为鉴，把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民群众工作的理论、成功经验与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密切联系中国农民的思想实际，才能不断增强新时期农民群众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