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

赫姆林·加兰指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因民族性、区域性和本土性特征在世界文坛大放异彩。乡土文学透漏出中国文人的乡土情结，讲述了文人当今的生存及精神状况，更是一种之于存在的哲思，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处境①。从鲁迅为对乡土文学进行界定开始，中国乡土就与家国故事、民族精神以及道德伦理等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②。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文化批判范式、30年代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政治派后，80年代随着西方文艺观念和哲学的流入，乡土文学进入文化反思的“新时期”乡村回归。1985年前后的先锋乡土小说具备了批判国民性的理性视角，现代乡土叙事具有解构乡土美学的特征，实现了乡土文学自身叙事及美学风格的第二次嬗变③。90年代后，中国乡村“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重文化并存”④的现实土壤催生了乡土文学的再一次变革。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最大特征就是传统乡土叙事的终结与现代乡土叙述的开始⑤。乡土小说的想象域主要向“直面现实、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和家园守望”⑥四个方向拓展。

中国乡土文学经历了八十多年的跌宕起伏，在海外的译介和接受塑造了海外中国文学的形象。本文集中考察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和接受情况。日本社会按照其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和审美情趣来审视中国乡土文学，研究范围已超越了单纯的文本翻译，而延伸至文学的社会传播领域，需要从译介学的研究视角多维度考察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一、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论和翻译操纵论

世界文学指那些流通范围超越了自己文化的“原产地”并“活跃地存在于”其他文学体系的作品，以及体现于这类作品的“流通模式及阅读模式”，“翻译是所有非通用语言文学作品突破地域属性、在国际文坛赢得一席之地的必由之路”⑦。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隐喻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是“因翻译而增色加分的作品”。民族文学穿过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介质，在椭圆形空间中折射出的第二个焦点，形成了兼具东道文化和源文化特征的双焦点。译本体现的不只是文本的遗失和变形，更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以及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移植和重生⑧。具有民族性烙印的作品在扩散过程中，其民族文学的特征会“发生淡化、折射甚至变形，但是这种淡化或折射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其异域民族身份……发生在椭圆形折射语境架构中的翻译，让译文有了兼具异域文学的新奇性与东道文学的本土性、源文化印迹与东道文化特征的种种可能”⑨。

20世纪70年代，佐哈尔以文学和翻译为中心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打破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研究陈规，将研究视角转向外部政治，内容上注重考察翻译文学的“并存系统”。90年代，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操纵理论，认为翻译这一语言转换行为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翻译所树立起来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接受文学中的主流诗学。他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系统阐释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外因素：内因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外因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也就是赞助人。

椭圆形折射论和翻译操纵论为研究中国乡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提供了相互关联而全面的视角和方法。本文借助“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操纵”等核心理念，探讨当代中国乡土在日本译语多元文化系统语境中的存在形式、运作状态，目标语社会对中国乡土文学的接受特征等。

二、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研究

（一）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译介的系谱

“文革”结束后80年代后期开始，当代新乡土文学陆续传到日本。井口晃于1988年4月在同仁翻译杂志上发表莫言的《枯河》译作，被认为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真正意义上进入日本大众视野的最早作品⑩。本文以作家单独出版的译著或个人合集为统计对象，从1989年德间书店出版莫言的《红高粱》为起点，至2018年12月已有六十一部11乡土文学译著在日本翻译出版（含再版的六部作品）。从作家分布来看，莫言遥遥领先，有二十部译著（含再版的《丰乳肥臀》和《檀香刑》）。残雪紧随其后，有十部译著，是在日颇受瞩目的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此外，余华和阎连科各有七部译著。苏童、迟子建（含再版的《亲亲土豆》）各有五部译著，贾平凹三部，陈忠实和路遥各一部译著。从1989年按每五年一个周期统计，第一、第二周期的十年是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译介的起始期。1989年至1993年的第一周期，日本读者只知莫言和残雪的七部译作。至1998年第二周期，随着贾平凹的《废都》和《土门》、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离婚指南》等八部译著的翻译出版，更多中国乡土作家陆续进入日本读者的视野。1999年至2003年第三周期仅有六部译著，余华的《活着》、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在日本引起不小反响。这段时间不管是从作家还是译著总数来看，中国乡土文学在日本相对沉寂。当代乡土文学进入日本最初的十五年，译著数量总体较少，但期间不断有新作家在日本崭露头角。从最初的莫言、残雪，到贾平凹、余华、苏童、迟子建，基本都是在21世纪前后陆续走进日本读者的视野。21世纪后，2004年至2008年第四周期共有六位作家的十一部译著在日出版，译著数量大幅度增加，经历了沉寂之后中国乡土在日本迎来的一个小高峰。2009年至2013年第五周期受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锁反应的影響，共有十七部译著出版（含再版的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兄弟》、迟子建的《亲亲土豆》、苏童的《离婚指南》）。2014年至今已有十二部译著（含再版的莫言的《丰乳肥臀》）。通过上述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译介的系谱分析，当代乡土文学在日本经历了介入期、沉寂期，21世纪后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译著总量呈显著增长，且该趋势还将继续保持。值得一提的是，阎连科在日本的七部译著中，有三部是在2016年刚刚翻译出版的，在同一年中日本的不同译者和不同出版社出版同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实属罕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