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中人物的艺术表现

摘要：茅盾、吴组缃等人的“社会剖析派” 受西方现实主义思想影响，关注于对社会的分析。其乡土小说既充满着鲜活的农村生活气息，又显示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他们用文学作品表达政治观点，将社会科学与小说艺术结合。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深度表达，人物的复杂性、矛盾性等艺术表现对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人物；艺术表现

一、社会剖析派的形成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受西方现实主义思潮影响诞生的现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茅盾、吴组缃、沙汀等。顾名思义，社会剖析派的小说主要是对社会进行分析，在社会生活进行分析时，运用到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通过理性的分析去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通过典型的环境，戏剧性强的情节，解释和创造出典型人物，并突出人物的性格及人物的成长史。

社会剖析派形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受西方现实主义思想。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尤其喜欢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等人的作品为茅盾创作《子夜》带来了众多启发和借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剖析了法国社会现实，集中于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描写。茅盾受其影响，聚焦上海这一金融中心，从经济关系中表现社会和人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中国的社会矛盾激烈。作家的社会使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立足现实的社会生活，不再对文化进行批判，创作方向纷纷转向分析社会，其中也包括了社会的理性剖析，还有对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而表现自身的政治观点。正如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茅盾作品《子夜》的评价“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并将其流派归为“社会剖析派”。

二、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特点

茅盾在进行作品创作时融入农村生活的相关素材，于是出现了“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作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理性剖析，还有对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让其乡土小说有许多特点。

（一）作品成为政治观念的载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处于社会矛盾冲突激烈的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民族工业开始兴起，私人经济发展迅速，自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情况的混乱，造成了农民阶级的贫困。

《春蚕》中，老通宝从开始养蚕用“四洋一担”的叶到最后卖完茧子还不了买青叶的债，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地主、高利贷的层层盘剥。蚕叶涨价，丝厂茧厂关门，迫于生计到远处的茧厂，却遇到挑剔的厂家，就像老通宝所说的“世界越变越坏”，一层一层让我们了解到阶级的压迫。揭示了在3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村破产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

“社會剖析派”的作品通常含有作家的政治理念，表达出自身对当下政治的观点，而且他们对政治有热情，大量的寻求并阅读社会科学的相关作品。拿最具有代表性的茅盾来说，他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翻译《美国共产党宣言》，积极实践无产阶级革命。[1]通过一系列小说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林老板、老通宝、多多头都是鲜明的人物。世界的急剧变化，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现代文明冲击都给农民带来恐惧，底层的农民生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只会越来越贫困。

（二）社会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

社会剖析派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通常对社会现象进行综合性地考虑，与巴尔扎克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一样，社会剖析派的作家们也将作品主题集中于当时的经济问题，反映社会时代，真正读懂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且，在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时，运用到了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将社会科学与小说进行结合。

与前期作家小说创作主题以文化批判为主，而社会剖析派作家的创作主题转向了对社会的批判。茅盾在《我怎样写<春蚕>》中一文中表示，《春蚕》的构思首先是看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国内政治混乱，浙江蚕丝业破产，养蚕为生的农民“春蚕愈熟，蚕农俞贫困”的现实。[2]《林家铺子》中，从一个小商店里就能看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政治、城乡经济以及战争的缩影。这些创作除了源于作家的生活基础，还得力于作家对政治经济的思考。

三、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中人物的艺术表现

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中，除了反映出当时社会大量的经济问题，对人物的描写也具有独特性与艺术，乡村人物支撑整篇故事情节。

茅盾说，“人——是我写小说的目标”，但有人还不够，必须要有人和人的关系，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成了一篇小说的主题，由此生发出人。从其所创作的人物形象，也能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思想固化，备受压迫。这种压迫最终也变成了意识觉醒，开始反抗。

（一）人物性格深度表达

在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中，人物具有深度是其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主要原因。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是“受封建旧意识毒害很深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他虽然忠厚老实，但保守固执，又奉行经验主义。他讨厌“洋种”，“恨洋鬼子”，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像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什么都做得，自己这样也能什么都做的。今年跟“发”的那一年情况相似，所以今年养蚕也会“发”。禾苗就要干死仍不肯用“肥田粉”，“洋抽水机”，老通宝说世界变了，世界真是越变越坏，从不反思世界为什么变了，勤劳外表下其实是愚昧无知从其所创作的人物形象，也能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思想固化，备受压迫。

（二）人物复杂性表达

与之前的众多文学作品不同，茅盾等社会剖析派作家在塑造人物上不仅性格有深度，而且善于选择和截取一段时间、环境和事件表达人物的复杂。

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一文，宋氏封建大家族争夺一千八百担谷子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两小时，地点是宋氏家族的祠堂中，仅仅对宋氏家族开会前的场面进行详细描写，就表达出了这个封建大家族内部成员的贪婪、腐败、丑恶、自私等复杂的丑态。

“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中对人物复杂性的表达还体现在作者对“人”本身的挖掘当中，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内心等方面进行主要塑造。老通宝不断感叹“真正世界变了”，听到有“三十多九水路远”的茧厂可以收茧，但路程太远“虎起脸，吵架似的嚷”。 从特定情景和行动以及表情的变化可以看出，老通宝朴实能干勤劳俭朴，但其迷信保守迷茫顺从。

（三）人物矛盾性表达

老通宝其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首先他个老实本分勤劳的农民，他认为只要辛勤劳作，老天爷开恩，自己就会有吃有穿，一个月忍饿失眠养蚕，蚕茧收获就一定能卖出去，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固化封建，思想不开化的人。与老通宝形成对比的是多多头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显得豪爽、热情、乐观”的人，经常帮助乡亲们义务送东西，“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子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3]是一个新型农民形象。与老通宝不同，他虽然也生活在农村，在思想开化却早于其他人，是农村人们觉醒的开始。

农村人物的活力依靠赖以生计的稻田，农民辛勤劳作但最终越来越穷，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最后，桑树“晃乱成灰暗一片”，地里干裂，最后“死样的灰白”，结局是悲惨和凄凉的。

通读《子夜》，我们会发现，吴荪甫其人中西结合的文化涵养决定了他性格的果断但又惶恐，虽然务实但也迷信。冯云卿虽然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也会用“美人计”获取市场行情。通过对这些矛盾又自然的表达，充分尊重生活，成功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是伴随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诞生的，并非来自作者随意的杜撰，人物的悲剧就是社会现实，处于封建思想统治之下的的人民在意识觉醒前的苦楚。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表达政治观点，将社会科学与小说艺术结合，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农村人物，用人物的命运揭露社会现实，以此深刻影响了后期作家的创作。

参考文献：

[1]顾金春.论1930年代“社会剖析派”作家群的文學形态[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116-121.

[2]翟大炳.再读《春蚕》和《半夜鸡叫》[J].书屋，2004 （08）：57-59.

[3]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0（精编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5-99.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