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之交：胡适与王重民十年书信往来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身在巴黎的王重民（一九0三至一九七五）给时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写了一封信：“接友人信，得悉近况，至慰。重民在此，蒙亲朋照顾，颇为安适。俞公惠赠三千金，为将来赴美用度，尤为可感。应带行装，周内即可整理完竣。惟俞公介绍信尚未到，想必有便人，方能带来也。亟望下月二十日前后能离此，则五月二十日以前能抵华盛顿。”（《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00九年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是年，王重民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员，在法国整理敦煌文献。自一九三四年到欧洲，至此已居留英法五年。

胡适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卸任。胡适离开祖国之前，王重民曾在北京拜谒他。一九三九年春，王重民准备结束巴黎的工作，偕夫人刘修业前往美国，临行前，写信给胡适汇报相关情况。

正是以此信为始，胡、王两人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书信往来历程。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王重民给胡适写信为止，两人共留下目前可查的信件二百五十三封，其中，胡适致王重民信件一百零四封，王重民致胡适信件一百四十九封。

一善本古籍运美

到达美国后，王重民入职国会图书馆，日常主要是负责古籍图书的整理和编目。不久，他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希望王重民协助办理一批善本古籍的搬迁工作。

这批善本命运多舛。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国立北平图书馆人觉察到形势的严峻，基于安全起见，将馆藏善本书打包运往上海，后又因沪上情况危急，转而考虑运送美国寄存。一九四一年五月，王重民致胡适的信中，描述了相关经过：“國立北平图书馆所有善本书，甲库一百八十箱，乙库一百二十箱，久于卢沟桥事变前运沪保存。”“学术界人士莫不以此三百箱古籍为忧也。馆长袁守和先生拟运送来美，寄存国会图书馆中。”

胡适听闻此事，非常关切，“极谋所以促其成”。一九四一年，王重民致胡适书信五封，向其汇报运书计划和实施情况。

二月四日，他写道：“有无正式方法，或最后竟采取哪一种方法，须待抵沪后一周或旬日方能决定。”“若仅能救天都峰与铁观音时，恐至少亦在百箱之数。”

二月六日，“今晚抵旧金山，明早十时便登舟了”。“若将铁观音以下者数十箱，或竟多至百箱，与先生拟要之百衲本《廿四史》《丛书集成》以及为LC（美国国会图书馆）新购之书箱相混;重民用国会图书馆Agency（代理人）名义，统称代LC购买，则未必发生什么留难。”

以上两封是王重民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前，向胡适详细报告运书计划。不想其抵达国内后，却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书暂时未运成功，王重民无奈重返美国。

五月十九日，他告诉胡适：“委命已失败。归航明日抵檀香山，约二十八九日可抵华盛顿。”“运书事除非美领事出头不易办，可是他始终不肯。我们自己办，最危险期在上船，而上船前海关许可证即不易得。”

十一月十日，“上海情势，目前又一度紧张，则留存沪上之善乙库书，又一度令人悬念”。

尽管返沪运书未成，王重民却将三百箱善本书逐一检视，精中择优，甄选出最为精华者，集成百箱。后来，正是在胡适的大力斡旋下，这一百箱善本精品最终安全运抵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几年之后，王重民离美归国，向胡适写信忆及此事：“民卅年一月，蒙先生在驻美大使任内，派赴上海搬运陷于沪上之善本书，五月返美。留上海三月，选最善者百箱，十一月间，均寄来美国寄存。”

这批善本，属于胡适、王重民共同关切的首个焦点。王重民的焦虑和奔波，胡适的努力和周旋，共同促成图书的安全转移和妥善保存。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批书运到台湾，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直至今天。

二考证：从汉魏到戴震《水经注》案

在图书命运方面的共同关切，无形之中加深了两人的相互理解和交流。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为胡适治学提供了文献上的便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胡适给王重民写信：“我现在开始写汉代思想，必须常备的书，我都没有。所以我想向国会图书馆借下列各书。”“如兄等见有近代学者读《道藏》或研究道教的文字……乞便中代为记出一个目录，以便检阅。”既有具体的索书需求，又给王重民布置了一道目录学作业。王重民乐见其需，于十二月八日写了回信：“曾谓‘先生做官，是牺牲自己以为国家’，而今复献身学术，开来阐往，不但今人后人要感谢先生，古人因先生阐发而始明，更要感谢先生。”

卸任中国驻美大使，重归学术世界，对于胡适来说，不仅是身份上的一大变化，也是其治学方向的一个转折。胡适向王重民寻求图书帮助，本来意图在写汉代思想和道教史，而最初两人讨论的问题焦点，也在汉魏。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三年十月，两人往来信件计三十三封，主要围绕汉魏学术研究及其文献相关问题，如胡适试图修订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计划重写一篇《两汉博士制度考》，又如他针对汉焦延寿《易林》，做《易林考证》《易林新考》，再作《两汉讳考》等。而王重民不仅满足了胡适的文献需求，还予其课题以极大热情和积极响应，他为《两汉三国学案》撰者唐晏立传，校《三辅黄图》内“王莽太学”一节，校《周礼·小祝》注所引《檀弓》一条，为胡适写作的顺利开展和文献考证提供帮助与启发。

随着交流和讨论的深入，胡适的思想史关切渐渐发生变化，考证的兴趣越来越浓。致王重民的信中，他反复提及：“《易林考证》是讨论如何运用证据的一篇方法论举例。”“《易林考》拟重写，改题为‘考证学方法论’。”“《易林新考》曾给杨联陧、周一良、张隆延诸君看过。他们都认我的考证可为此问题作一结案了。”对其文学史成就，他甚至认为：“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读小说要考证校勘，然后感觉古本精本的需要。”

经过两人共同努力而成功存放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极大地丰富了馆藏，让胡适更有条件进行学术考证工作。而和王重民的往复讨论，进一步刺激他的考证热情，成为以后数年胡适不懈的学术追求。这其中，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王重民给他的那封信，成为胡适学术兴趣转移的关键所在：

适之先生道鉴：上周遇到一部校本《水经注》，斐云说是蒋光煦临写赵琦美、何义门、孙潜夫三家的校本，重民审阅之后，定为赵一清的校本。因为校《水经》的“赵、戴”“全、赵”两公案，百年以来，犹在讨论，所以把旧说检阅一次，看和此校本有无关系。初拟写三四百字，后来随查随写，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竟写了五六千字。

对于王重民来说，清代文献的考校整理，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一九三四年他在北京拜见胡适时所持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即是其多年研究的成果。

对于胡适，清代的学术思想，他本就有专深研究，《章实斋先生年谱》《戴东原的哲学》《颜李学派的程廷祚》等，都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

王重民致信胡适，讨论《水经注》版本相关问题，不过是两人近一年多来学术方面的一种自然交流。可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封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信件，却叩开了胡适那扇长达数年的《水经注》研究的大门，让他埋首其中，终年钻研，乐此不疲，成为时人、后人，以至今人颇感费解的一个谜团。

他很快复信王重民：“我对于戴、赵、全诸家校本公案，始终不曾发一言。前几年，当孟心史的文章发表后，我曾重读静安先生的《戴校水经注跋》。那时我很觉得此案太离奇，多不近情理之处，其中也许有别情，为考据家所忽略。”“凡此诸点，都太离奇。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先摆脱一切成见，再作一次考订，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求公道’的标准。”

从此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两人往来信件中，有一百六十余封是关于戴震及其《水经注》案的，占據了两人所有往还信件的近三分之二。

在胡适看来，王国维和孟森等人把作伪、诈欺等罪名完全加到戴震一人身上，是一种先有的成见;而王重民信中涉及该问题的文章，又未免有“太动火气之处”。胡适希望通过针对性研究，起到一点“解热清凉的功用”。

他也清楚，“去成见”也好，“解热清凉”也罢，公允的态度固然重要，其根本还是要寻求“去”和“解”的根据，显然，除了大量检索、搜寻与之相关的第一手文献，重新厘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注本的本来面目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王重民在文献方面的专长，给了胡适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帮助，从《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再到地方志书，各种注本，凡是涉及《水经注》案的相关文献，王重民悉数提供给胡适。同时，他还将自己的考证所得和学术见解，去信与胡适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恐怕再没有比王重民更适合胡适的学人了。对此，胡适、满怀感念：“连日侦查《水经注》一案，极感兴趣。”“重民兄：久未继续通信，甚怀念向来日日通书论学之可乐！”“我不过偶然作一个大胆的假设，一切新得的证据都是老兄寻得的。我们这种‘合作’，自是一种乐事。”

王重民提供给胡适的，除了文献，更多的是那种学海知音的快感，在胡适看来，这是一种愉悦的“合作”。而胡适给予王重民的，不仅是治学精神和方法的启迪，更有对其学术方向的肯定和鼓励。

他专门写就一封长信给王重民，重点指出：“学术的工作有‘为人’与‘为己’两方面，此人所共知。其实这个区别甚不可靠。”“你信上说的‘铢积寸累，由少成多，即是本分以内之成功’，即是我说的‘为己’之学，是做学问的根本途径。这是治学的最可乐的部分。”“吾兄正不必太谦，更不可菲薄‘铢积寸累’的‘为己’工夫。”

胡适的肯定，坚定了王重民的治学方向，也因此，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所见，给胡适以不时的提醒：“先生在美国聚到了十种不同的《水经注》版刻和注解，尝笑着对朋友们说，‘就是在北平全盛时代，也不过如此！’但实在不止如此，凡文集、史传以及其他有关系的文件，所搜到的又何止百种呢！”甚至两人现存的最末一封信，王重民仍在为胡适寻找版本，并鼓励其继续相关研究：“想不到北大、北平两大图书馆都没有聚珍原印戴《水经》。”“展览《水经》写详目，最好。”

对于两人在戴震《水经注》案上的合作，胡适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致王重民的信中做了充满感情的总结：

重民兄：今天翻检旧稿，看见你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给我的信，提到我“八日夜半所写长信”。那是我讨论《水经注》案的第一信，到今天整整四年零十天了！此事是你发难的，是你坚持要我重审此案的，中间四年的工作也是无时不承你帮助鼓舞促成的。我这四年的研究有点成绩，生活有点乐趣，都是你的一篇文章引出来的，都是你们两人的耐心信心和助力促成的。所以，我今天要写这封信给你们俩，一来是纪念我们开始复审这个《水经注》案的第四个周年，二来是表示我自己对于这四五年在学问上的合作的乐趣的感谢。

两人的此段学术往来，无疑是胡适丰富多彩的学术生命中极其浓烈的一笔，亦使其极大地获得“吾道不孤”的考证成就感和满足感。王重民的勤勉和热诚，以及在学术方面的突出能力，既给胡适文献上的帮助，又给他持续不断的辨正和思索空间。

因此，当胡适重返国内，执掌北京大学的时候，他马上想到王重民在图书文献方面深厚的造诣，极力鼓励并促成其在北大教授相关课程，直至帮助其成立图书馆学的专门学科。

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科成立前后

对于北京大学的学术想往，也许王重民早就告诉过胡适。因此，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胡适致信王重民：“你民十二年考北大的故事，我渴望你用漂亮的白话写出来，一定很有趣味。我很盼望你将来能到那恢复后的北大去教授，并且盼望你（无论将来到何地去）在此时计画将来愿专力领导的研究学科。”

正是源于胡适对王重民的了解与赏识，为后者赴北大就教提供了契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王重民致信胡适：“先生说：‘我知道守和对你的多年爱护，他决不会不许你到北大做教授，而同时帮他的忙。’那是我日夜祈祷的一个结果。”又，“听说先生任重民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因拟邀去参加他们的筹备会议云云。闻信之下，真想不到竟蒙我公重视到这班地步”。“故昨日作一信寄巴黎，略言愿到北大任教授之意，很希望他（袁同礼）能了解。”

虽然身在美国，王重民的编制仍然在北平图书馆，如果去北大任教，自然首先要征得馆长袁同礼的同意。而此时的北大，成立图书馆学科的消息，已经在中美学者问传播。得到消息的王重民，第一时间写信给胡适：“今日奉到上月二十七日所写长信，对于成立图书馆学科一事，于近来中、美友朋问所传说之原委，现在可说十分明了。”

但成立图书系之事，并不是那么顺利，表面上看，是因为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不赞成将之太职业化，但依王重民推测，乃是傅斯年考虑到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个人关系问题。在此之前，在蒋的运作下，武汉大学成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此时北大如果成立图书馆学科，则很容易会被视为帮助袁同礼压制蒋复璁。

因此，王重民三月十三日向胡适写信道：“‘图书’暂不成系，多筹备一时期，最好。”“先生主张缓办一年，更好。”

其后一年多，王重民连续致信胡适，谈及北大任课计划：“到平后或编讲义，或集些材料，先编一个大纲。”“所任功课，不知排了多少？想总能凑够一个教授名义所应任之功课。又重民除上课外，如在研究室整理材料，或在文史研究所指导两个学生作研究，均极愿担任。”

回国后不久，王重民即得以北大任教，他愉快地向胡适汇报：“五月卅一日我已把北大的全薪领了。”“已得袁守和先生来信，对于重民在北大支全薪，已经完全同意了！”

到了一九四八年，图书馆学专科筹划已经板上钉钉了，王重民特致信两封给胡适，详细汇报工作计划：“我们现在正办着的‘图书馆学专科’，仅教授普通功课，还没有分门训练。”“若从明年暑假，把我们的专科分为‘中文编目’和‘西文编目’两组”“我们的图书馆学专科于明春开校后，正想多添两门功课，先做一点准备，叫学生们能有学力来领受他们的训练。”

这是课程设置方面的规划，而当遇到经费困难时，王再致胡：“请求他们弄十个奖学金。他们在原则上都同意了。”“我们也请校长替我们支持。”

经费批准与否，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王重民参与筹划创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实际早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图书馆学人才培养基地。而自始就大力支持此项事业的胡适，却无缘亲见其成长与壮大。一年之后，胡适再次离开北大，去往美国，后返回台湾直至去世。

作为二十世纪重要学者的胡適与王重民，其书信往来，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始，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止，共持续了十年时间。两人国内相识，真正的交往、彼此的相知却是漂泊异国问，其乐愁聚散，沧海桑田，十足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