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道教音乐文化研究设想

摘要：道教音乐是根植于华夏民族土壤的宗教音乐，亦是纵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数千年的音乐“活化石”，其产生、发展、流变均受到宗教、民族学、民俗学、音乐学的影响。自唐朝南诏时期传入云南的道教文化，经历了时间的洗练，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影响，焕发了新的生命。洞经音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地域性很强的道教科仪音乐。对云南道教音乐进行系统研究，将有助于梳理民族音乐理论的地域性研究。

关键词：云南；道教音乐；音乐本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 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5）04-0089-03

一、文化渊源及流布现状

道教在公元8世纪唐朝南诏时期传入云南，[1]分全真教、正一教两大教宗，在云南广传教义。其实早在三国“七擒孟获”时期，已有史料记载道教信徒在云南的活动情况。

《续修蒙化直隶厅志·仙释》载：“孟优世居巍宝山，与土帅孟获兄弟也，素怀道念，常住于澜沧江、泸水间，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丞相南征，误饮哑泉者，辄手足口禁而不语。或言优有良药，使人往，优进药草立验，武侯惊异之。与语，人天运会深有契焉。”

唐代，云南出现了南诏国，道教通过唐朝和南诏的密切交往，在云南不断扩大。

巍山盛传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事，康熙《大理府志》曾载杜光庭来滇，“以文章教蒙氏，尝书蒙诏德化碑”。《邓川州志·风俗》亦载：“道士驱雷逐疫，皆有天功”、“六月朔日至六日礼南斗……九月朔至九日拜北斗，皆自唐来”。公元766年立在苍山脚下的《南诏德化碑》云：“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

唐代南诏时，云南一度广修庙宇，昆明、大理、保山、建水、石屏、昭通、曲靖等地都曾修建过一批道观。元明时期，云南道教愈加繁荣。全真教中的龙门派、天仙派、神霄派、随山派、真人派、清微派、混元派、金山派、西河派等陆续传入。省内各地陆续修建大批道观，据载于明清县志中的庙宇名称达千个之多。清代云南道教没落，偶有各地兴建、重修道观之记录。建国初期，仅昆明、宜良、腾冲、凤庆四处尚有道教协会。不久，道众星散，道观破败，经像流散，全省道教濒于灭亡。20世纪80年代，国家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云南道教进入了恢复发展时期，各地道观陆续得到修缮和保护。

据1990年统计，云南省内保存完好的有道观20余座，分别分布于：昆明的黑龙潭、金殿、三清阁、虚疑庵、真庆观、城隍庙；富民县的白龙寺；宜良县的文昌宫；嵩明县的魁星楼；腾冲县的云峰山；建水县的云龙山；石屏县的九天观、老君山；巍山县的报恩殿、龙潭殿、灵官殿；巍宝山的准提阁、巡山殿、玉皇阁、老君殿、斗姥阁、朝阳洞、培鹤楼、长春洞等。其中巍宝山被称为中国13座道教名山之一。[2]

尚健在的云南道士有赵宗顺、李明兴、周宗权、袁至银、金信常、苏明隆、李宗稳、肖至旻、汪合耀、柴信华、崇明、杨合勤、龚教荣、刘本续、袁至兑、张本泽、周诚桄、张本源、丁圆馨、夏诚德、赵诚芳、崇慧、廖诚明、李教明、林圆伟、董至光等。[3]

云南道教的固定组织有昆明市道教协会、昭通市昭阳区道教协会、临沧市临翔区道教协会、凤庆县道教协会、云县道教协会、腾冲县道教协会以及巍山县道教协会等。[4]

道教在云南流布过程中，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特别是在彝族、白族、瑶族、壮族、水族、布依族、纳西族、阿昌族和汉族部分群众中得到发展，并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5]

“法事”或“道场”斋蘸仪式上使用的音乐，便是道教音乐。道教音乐文献在北魏有《云中音诵之声》，北宋有《玉音法事》，载道曲50首，至《大明编制玄教乐章》达到较高艺术水准。

道教音乐分韵腔和曲牌两大类，有独唱、吟唱、齐唱、吹打乐、鼓乐及器乐合奏等形式。道士作法事时，灵活运用上述形式，构成了“步虚”、“颂”、“赞”、“偈”等格式，它们衍生出多种腔词，具有联缀性和叙事性特点。相同主腔[6]的道曲，在各地域的腔词结构方面都不尽相同，或词同腔变，或腔同词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道教音乐在云南通过傩舞、傩戏、巫舞、洞经音乐以及巫师、端公和师娘的斋醮、祭祀、超度亡灵、打清醮等活动传播开来，亦广泛运用于民间红白喜事。道教音乐的主要乐器有：笛子、唢呐、洞箫、磐、法铃、法鼓、堂鼓、小鼓、牛角号、海螺、木鱼、大锣、小锣、铙钹、二胡等，“民间道乐”亦常加入本民族乐器。

云南的道教音乐以正一经韵为多，广泛分布于汉族及白族、瑶族、纳西族、壮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全真经韵则存在于省内多处道观中。因道教音乐本身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教音乐，所以其与各少数民族音乐相结合的情况颇多。洞经音乐亦是糅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儒家音乐、宫廷雅乐、民间俗乐及少数民族音乐于一体的云南道教科仪音乐，在云南100多个县、市，多个民族中广有传播。另有专家学者在巍山县永进镇彝族的三官殿“和化坛”，采录了《开经忏》、《庆天宫》、《金蟾宫》、《风入松》、《一江风》等咏诵音乐。它们虽与道乐有关，但也融入了本地的民间“打歌”音乐因素。腔调较高，曲速较快。

二、文献、曲谱资料研究综述

有关云南道教音乐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洞经音乐方面的研究，专著类如雷宏安的《中国洞经文化探索》、张兴荣的《云南洞经文化 儒道释三教的符合性文化》、盘龙区文化局的《昆明洞经音乐》以及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等，曲谱资料有大理市下关文化馆的《大理洞经古乐》、楚雄彝族自治州洞经音乐协会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洞经音乐选集》以及李安明主编、玉溪市文化馆的《玉溪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等。

研究云南道教音乐地域性的专著有杨民康、杨晓勋的《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以及罗明辉的《云南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等。研究云南道教音乐史的专著有高登智主编、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文化厅编撰的《云南省志 卷六十六 宗教志》，张兴荣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 云南卷》以及萧霁虹、董允的《云南道教史》等。

此外，研究云南道教音乐方面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如雷宏安、彭幼山的《云南洞经音乐初探》、雷宏安的《丽江洞经会调查（上）、（下）》、郭武的《道教对云南民间音乐和舞蹈的影响》、罗明辉的《剑川自族道教“奠土”仪式与音乐》以及林莉的《云南洞经与近代云南民间道教发展特点初析》等，大体包括历史、形态特征、田野考察以及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对于云南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在洞经音乐方面，但对云南道教音乐文化进行的系统研究还很匮乏，表现在如下方面：

1.整体性研究较少。即是对云南道教音乐没有进行过系统分类，尚未厘清其本质属性、审美特征以及艺术价值。

2.音乐本体特征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对韵腔腔词关系的研究还浮于表层，没有提取出“核腔”，无法提炼地域共性特征。

3.省内不同地域的比较研究匮乏。地域产生流变，如果不能清晰认识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也就不能解读道乐与各民族文化交融而产生的流变规律。

4.史学研究较少。虽然对于云南道教文化的史料记载颇多，但是有关云南道教音乐的史料却寥寥无几，值得找寻。

三、云南道教音乐文化研究设想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省内聚居26个民族，原始宗教与外来宗教均有传播和发展，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宗教种类最多的省份。其所造成的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云南道教音乐风格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系统研究云南道教音乐文化，是基于已有云南宗教基础性成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中国道教音乐的地域性研究亦会产生积极作用。

系统研究一处地域的音乐文化需要科学、周详的计划，它不仅要能够解释该地域音乐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还要能够揭示该地域的文化种属。因此，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拟通过下述步骤，对云南道教音乐文化进行系统研究。

首先，对云南道教文化气息较浓的巍宝山和著名道观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其社会文化背景情况，历史与地理自然环境情况以及民族、民俗情况。接下来，通过录音、摄像以及采访等手段对该地域道教音乐的音乐背景、音乐型态、演奏场合、道乐作品的产生年代等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并进行分类。[7]同时对该地域的经师和歌手进行采访和调查，既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传承人，在道乐经韵的演绎范畴中，考察他们如何将道教音乐传承发展的；也把他们放到道教音乐的文化空间，考察其成长与发展是如何依托于所属的群体性的文化空间的。然后，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对典型云南道乐进行系统的音乐本体特征分析，如韵腔曲的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音调、旋法、节奏、腔词关系、音乐特征等音乐要素。提炼出音乐结构中的核心——“核腔”[8]，并分析出道教音乐在该地域的共性特征。对云南道教音乐的地域性进行系统研究，同时比对不同地域的音乐特征差异，推断文化带来的流变规律。

最后，对云南道教音乐的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总结。分析其唱腔风格和词体风格的审美特征，阐释文化对云南道教音乐的影响，以及云南道教音乐对中国道教音乐的贡献。

四、研究意义及展望

道教音乐因其丰富、精深的音乐实践，在我国宗教音乐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及作用。对于

云南道教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道教音乐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并且在以下几个方面也具有现实意义：

1.对于其他宗教的地域音乐文化研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佛教、基督教及少数民族宗教的音乐亦可按照此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2.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积极作用。道教音乐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研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起步较晚。对道教音乐的历史研究、地域研究、共性研究以及史学等问题尚需填充。

3.对于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扩充具有一定启发作用。跨学科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它突破了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了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道教音乐即是宗教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对它的研究考查研究者的复合学习能力。

综上所述，道教音乐博大精深，斑驳复杂，蕴藏着亟待开发的艺术价值，它作为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保存历史的原貌，又因为自身对其他民族乐种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诸如云南道教音乐文化这样的地域性研究显得尤有意义。望这种研究设想能够引起同行学者的关注，以此来共同探索、挖掘！

参考文献：

[1] 高登智.云南省志 卷七十三 文化艺术志[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2002.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 宗教》[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

[3] 孙海燕.云南道教研究综述（1987-2010）[J].红河学院学报，2011（5）.

[4] 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5] 萧霁虹，董允.云南道教史[M].云南宗教系列专史，2007.

[6] 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初探[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7（3）.

[7] 蒲亨强.中国道教音乐分类构想[J].宗教学研究，1989（1-2）.

[8] 蒲亨强.论民歌的基础结构——核腔[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