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世纪以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总结和反思，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总目学”尚未形成。《总目》研究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偶然性的特点，这几方面都严重阻碍了《总目》研究的深化。《总目》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总目》研究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专人”、“专才”，即并无经学家专治“总目经学”，史学家专治“总目史学”，戏曲学家专治“总目戏曲”。《总目》研究尚未达到“精”、“专”、“高”的层次。未来《总目》研究方向如何，怎样让《总目》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学者需从哪些方面努力，作何种规划，这也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学；总目学

中图分类号：G122；I210.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35

20世纪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研究概况已有学者进行了综述①。进入21世纪，《总目》又经历了十余年的研究历程，这十余年来，《总目》研究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发展态势。2000—2012年期间，《总目》研究论文数量高达455篇，较90年代的82篇，多出373篇，出现了成倍增长的势头。论文数量有了增加，质量上亦有较大提升。不仅如此，在文化价值、思想评介、研究方法上，部分学者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这样看来，新世纪《总目》研究形势与上世纪90年代已大有不同，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似乎以“显学”傲视学界。然所谓的“显学”、“总目学”此时是否已然形成？《总目》研究到底处于何种程度？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拟将2000年以来《总目》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并与20世纪90年代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以期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较为清楚的解答。

一、世纪之初《总目》研究成果“层累”尚薄

《总目》集中体现了清代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应得到学界的更多重视。新世纪《总目》研究是在近两百年研究史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的研究。这两百年成果的“层累”，为《总目》研究打下了基础或开拓了领域。“层累”的厚度决定《总目》研究所处的高度，而高度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研究前瞻性眼光的深浅，也决定其未来发展成果的丰硕与否。已有的研究成果是评价《总目》研究达到何种高度的重要指标，因而要对21世纪《总目》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需要全面把握其研究背景。

纵观《总目》研究史，其研究呈现出不规则“波浪式”发展的特点，即高峰过后陷于平静，持续相当长的停滞时期后，又如枯木逢春，再次焕发生机。现以时间为序将其发展过程概括为五个阶段，并作说明如下：

第一阶段为“沉寂期”。《总目》刊刻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其钦定地位，学者并未对其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仅见于清代学者的各类笔记或文集，十分零散。如王昶在《湖海诗传》卷十六纪昀小传引《蒲褐山房诗话》评价《总目》云：“《提要》二百卷，使读者展阅了然。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以来，未有闳博精审如此者。”[1]嘉庆年间，阮元仿《总目》体例，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一书，仅五卷而已。此外，并无其它研究论著出现。因而，《总目》的初期研究还是一种沉寂状态。

第二阶段为“躁动期”。道光、咸丰之后，学者对《四库全书》纂修时期的禁毁图书有所整理，虽然限于目录、版本研究，却打破了最先的沉寂。《禁书目合刻》是此时代表性著作，此书是姚觐元所编《禁书总目四种》和邓实所搜访的《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残稿（后题为《奏缴咨禁书目》）的合刻本。生于乾隆时期，又历经嘉、道二朝的梁章钜著有《枢垣记略》一书，其中有不少资料间接或直接涉及到《四库全书》研究史实。如书中记载担任《总目》总裁的阿桂、英廉等，于《四库全书》纂修之事用力甚夥。而梁茝林（章钜）撰此书则是因为其“尝读《四库全书提要》，谓《钦定历代职官表》中‘其兼官无正员而所掌綦重，如军机处之类，别有专表，以崇职守’”[2]序，遂作此书。生于道光年间的陈康祺著有《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一书，共计42卷，记有清一代之事，涉及《四库全书》及《总目》者甚多。如《初笔》卷一第16条“四库书成朱学士实其先河”，卷六第290条“五征君”，卷八第429条“纪文达撰恭进四库全书表”等；《二笔》卷一第17条“文渊阁典守官”，卷五第182条“文源阁藏书”，卷六第201条“胡煦因著作收入四库得谥”等；《三笔》卷四第126条“朱文正与纪文达同赴翰林苑上任诗”，同卷第132条“朱竹君（筠）之不肯和同”等，这些都是研究《四库全书》及《总目》的重要资料。

第三阶段为“奠基期”。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四库学”渐成热点。而作为“四库学”分支的“总目学”也在此时奠定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余嘉锡穷其一生对近500种提要进行系统考证，终成《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将《总目》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亦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论著，其与余氏《辨证》一书同为《总目》研究的双峰，二者为《总目》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时对《总目》之研究实为乾嘉朴学之法的延续，辨证、补正、纠谬、订误等是其主要研究方式。因而，民国阶段的“总目学”研究实为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引导下，进行的一系列基础性辨伪工作。

第四阶段为“停滞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30年的《总目》研究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20世纪50年代《总目》研究论文仅有1篇，60—70年代涉及《总目》研究的论文仅有6篇，且论文质量不高，深度不够，理论性、思想性也不强。这是因为十年动乱时期，“总目学”研究亦陷入低谷。

第五阶段为“活跃期”。此一时期包括20世纪80至90年代这20年。上世纪80年代，“停滞期”结束，“活跃期”渐入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众多学者开始以《总目》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为“四库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捷，而《总目》作为“四库学”的重要角色，不断被重视。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年至1989年这十年共计发表《总目》研究论文37篇，占“四库学”论文总数（118篇）的31.4%。20世纪90年代，国内相继成立了“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天津图书馆“四库文献中心”等，《总目》研究更加活跃。李杰在《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文综述》一文中指出，“90年代对《总目》的研究不仅承继了传统的研究模式，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对《总目》的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诸如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经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重估、经学观、西学观、文风观、乃至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与研究”[3]。如此评价是否平允，有待商榷。然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就确实较之前四个阶段截然不同，许多文章亦可圈可点。这十年中，涉及《总目》的研究论文有82篇，而四库研究论文总数则有336篇，前者占后者的24.4%。比例虽较于80年代有所下降，但论文总数却在上升。这一方面说明了“四库学”和“总目学”研究都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则说明“四库学”研究分支，诸如“四库版本学”、“四库目录学”、“四库文献学”等开始不断出现，并占据一定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