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摘 要：职业培训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是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变化、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和拓展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还存在着职业培训形式不够灵活多样、特色不够鲜明、培训内容脱离工作岗位实际需求和“双师型”教师数量匮乏等障碍性因素。职业院校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职业培训形式，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建立职业培训品牌项目，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关键词：职业院校；职业培训；内涵；必要性；途径；障碍性因素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坚持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我国由经济大国、人才大国向经济强国、人才强国转变，需要将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培训成为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培训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院校赋予普通劳动者技术技能的关键手段。因此，明晰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障碍性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职业培训的内涵梳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97年第20届大会批准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提出：职业教育教学计划“主要为引导学生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中从业所需要的实用技能、知识和认识而设计的。完成这类课程之后可以獲得所在国的主管当局（如教育部、雇主协会等）认可的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业的资格。”[1] 此处的职业教育所指的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其内涵等同于职业培训。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汉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上，在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的提法。可以看出，国际上已经把职业培训看成既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而又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

职业培训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职业培训广义上是指为适应社会职业的需要，按着一定的标准，对要求就业和在职的劳动者所进行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其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教育与训练活动。[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第六十六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发展职业培训事业，开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本条规定中的职业培训采纳了广义职业培训的概念。

职业培训狭义上是指按照职业岗位对劳动者提出的要求所进行的培养和训练，旨在把一般人培养训练成为具有一定道德品质和技术业务素质的合格劳动者，以适应劳动岗位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第六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本条规定中的职业培训采纳了狭义职业培训的概念。

广义上的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属于同一概念。狭义上的职业培训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种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职业培训主体具有多元性，培训的主体可以是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本文探讨的主要是以职业院校为主体，面向开社会开展职业培训的相关问题，而这里的职业培训采用的是狭义的职业培训概念。

二、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选择

在我国向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的背景下，职业院校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培养出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不仅是促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职业院校自身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是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变化、顺应国家政策导向的要求，也是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需要。

（一）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

21世纪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和通讯技术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类型的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按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一历史分期线索，不同经济类型的主要结构特征如表1所示。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三个转向”：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由乡村社会转向城镇社会。并且，我国还经历了分别由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剧变。社会转型与社会剧变引起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职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相应的变化。

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例。随着世界经济不断向知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逐渐升级，即三次产业结构由“一（农业）、二（工业）、三（服务）产业”向“三（服务）、二（工业）、一（农业）产业”转变。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反映在劳动力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等方面，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技术集约化和工业结构软化。[4]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大批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且产业结构在升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要求劳动力不断更新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迫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显然，这就要求对劳动者进行大规模的职业培训，而职业院校自身的职能决定了其是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主力军。

（二）顺应国家政策导向的要求

国家充分意识到职业培训在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每一次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期、转折点，国家都会审时度势，及时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推动职业培训的开展，尤其是积极鼓励和提倡职业院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

1996 年5 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工作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职业培训分别由相应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实施。” 2002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指出：“职业学校要实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相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努力办成面向社会的、开放的、多功能的教育和培训中心。”[5]

2005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文指出：“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要为就业再就业服务，面向初高中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能力以及创业能力。”[6]

201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綱要（2010-2020年）》（中发[2010]12号文件）指出：“职业院校要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7]2010 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国发[2010]36号）是具体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要求，全面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加快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要统筹利用各类职业培训资源，建立以职业院校、企业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为载体的职业培训体系”，明确了职业院校是职业培训体系构建的主要载体之一。[8]

在2014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坚持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9]

从以上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可以看出，国家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并明确指出，职业院校应该是承担社会职业培训的主体。教育是长期的培训，培训是短期的教育，职业院校完全有开展社会职业培训的必要性。因此，在国家意志层面来讲，职业院校承担社会职业培训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

1.职业院校生源逐年减少。生源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是源头活水。如果生源缺乏，职业院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从职业院校当前的生源状况来看，情况并不乐观。以高职院校生源状况为例，表2列出了近五年中等教育毕业生人数。

从表2中可以看出，作为高职院校最主要的生源——中等教育毕业生，其数量成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中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为32 020 579人，比上年减少645 383人，下降1.98%。2012年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1 584 703人，下降4.72%。在生源逐年减少的情况下，职业院校必须全面向社会开放，将根深深地植入社会这块富饶的土壤，汲取养分，以得到充分地发展。

2.大量农民工急需职业培训。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其中，外出农民工16 336万人，增加473万人，增长3.0%；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 961万人，比上年增加377万人，增长3.0%；举家外出农民工3 375万人，增加96万人，增长2.9%。本地农民工9 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5.4%。”[10]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农民工的数量不仅逐年呈增多的趋势，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大多数。《2012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5.6%，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9.2%。”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在各个年龄组中，两项培训都没有参加过的农民工比例均显著高于只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或者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可见，农民工急需社会职业培训，以实现顺利就业。职业院校在农民工职业培训领域，大有可为。

三、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职业院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的障碍性因素复杂多样，本文主要从职业院校自身角度出发，来分析职业院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的障碍。总体来说，职业院校无法有效开展社会职业培训，还未能在职业培训市场中突显自身优势的主要原因包括四方面。

（一）职业培训形式不够灵活多样

职业院校的教育有相对固定的办学要求，因此，其教育形式也相对固定。当前，职业院校仍旧是以学校教育为其主要教育形式，还没有能够实行灵活多样的职业培训形式来满足受训者的各种实际需求。职业培训所面向的主要对象为社会人员，他们参加职业培训之前，要考虑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工作时间是否与职业培训的时间相冲突，工作所在地和家庭所在地与职业培训地点的距离等因素，都是阻碍他们积极参加职业培训的因素。虽然大多数社会人员有接受职业培训的强烈意愿，但因为诸如时间和地理位置等非常现实的限制性因素，使他们对职业培训望而却步。职业院校如何切实实行灵活多样的职业培训形式，以广泛地接纳有意愿接受职业培训者，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职业培训特色不够鲜明

面对利润空间极大的职业培训市场，许多职业院校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急于走向多元化经营之路，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认为能获得更多利润的职业培训项目上，却没有集中资源对院校自身的核心职业培训项目进行开发与巩固。职业院校没有形成充分依托和挖掘自身，诸如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和专业特色等优势资源，来建立职业培训品牌项目的意识。在职业培训市场中，职业院校的品牌战略缺失，导致职业院校开展的职业培训和其他社会培训机构所开展的职业培训出现品牌雷同化的现象，这使得职业院校与其它职业培训机构相比并没有突出其开展职业培训的特色与优势。

（三）职业培训内容脱离工作岗位实际需求

目前，大多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仅仅停留在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浅层次上，没有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标准、实训基地建设、课程开发、实践教学体系、人才培养与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11]以职业院校为主体开展社会职业培训，在需求分析环节，往往更重视对受训者的培训需求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与企业为主体所开展的职业培训相比，前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滞后，跟不上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与变化，容易脱离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这就导致职业培训的内容过时、陈旧，脱离当前具体工作岗位实际所需要的技术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