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说到礼，那么，礼究竟是什么？礼与传统文化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是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重要问题。近年在某些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的作品中，礼每每被翻译为“礼貌”“礼仪”或者“宫廷制度”，礼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组成部分之一。为了讨论这一认识的是非，我想首先向大家介绍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与一位美国学者的谈话。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1983年7月，钱穆在台湾接待了美国学者邓尔麟，在长达三小时的谈话中，钱先生从如何认识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的高度，提出了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结论。钱先生指出，西方人把风俗作为区分文化的依据，文化往往是指某种风俗影响所及地区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总和。“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中国不然，“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中国自古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如果用风俗来划分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就无从谈起。钱先生说，他的出生地荡口镇与他曾经执教的江南大学的所在地荣乡，同在无锡，相距并不遥远，风俗却已不同，国家南与北、东与西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钱先生认为，“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这个超越风俗、方言、地域的共同文化就是“礼”。他认为“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

钱先生把“礼”看作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词，他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以上钱先生语均引自：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上述意见显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把握中国文化脉络的功力，读之有振聋发聩之感。

邓尔麟说钱穆先生为他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文化课”，但他公布的有关记录却不足千字，不免令人遗憾。本文拟在钱先生结论的基础上，将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进一步的铺陈，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理解。古代典籍中的论礼之处，可谓触目皆是。对礼的概念与功用的论述，往往因具体的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层次。

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 人是从动物界脱胎而来的，人与动物有共性，也有区别。有人将语言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主要标志，儒家不赞成这种看法，《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作者认为，语言是动物可以模仿的，即使是能学人话的动物，也不能与人类比肩。例如，动物的异性之间只有苟合，可以“父子聚麀”，“麀”是雌鹿，即父子合用同一个性配偶。最近有资料说，日本某动物园的猩猩，已经能够模仿人用硬币从自动售货机中选购自己喜欢的饮料，令人吃惊。但是，即便如此，它们依然属于禽兽。人类懂得同姓通婚会导致种族衰败的道理，所以有婚姻嫁娶之礼，以限制性行为的泛滥，提高人口质量，使人类不断进化。婚礼如此，其他也无不如此。人有文化，动物没有。礼是文明，是中国古代先贤创立的文化知识体系，比文化更高一个层面，动物永远也不可能具有。所以《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人猿相揖别，始于工具的制造。但是人与动物的差别日益扩大，则是文化的作用。人类能够自觉地与禽兽拉开距离，剔除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在中国的古人看来，能够拉开这种距离的就是礼。所以，唐人孔颖达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例如，人类的进食习惯最初与动物无别。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的饮食习惯依然残留着动物性。因此，儒家要求人们克服这类与文明格格不入的习惯。《礼记·曲礼》记载的饮食礼仪规定，在进食时“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意思是喝汤时不要满嘴横流，吃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吃肉时不要把骨头啃出响声；此外，吃黍时用错餐具（应该用匕，但用了筷子），吃羹时连菜带汤地吞食，如此等等，都是动物吃食时的不雅习气，君子进食时不应该如此，应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知自别于禽兽”，正是食礼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这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区别，指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儒家把礼作为判断文化高下的标志。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后人对于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有很多讨论。韩愈在他的名著《原道》中说：“孔子之作

《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韩愈看来，一部《春秋》，讲的是严夷夏之别，而夷夏之别无非是一个“礼”字。当时王纲解纽，周边一些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乘机进攻中原。在这个天下大乱的过程中，有些诸侯国不能保持既有的先进文化，反而被蛮风陋俗所化。对于这样的诸侯国，只配把它当夷狄看待，因为它已经是无礼之邦。相反，有些夷狄之邦向慕华夏文明，处处取齐于中原之礼，久而归化。对于这样的夷狄之邦，则不妨将它当作中原的诸侯国对待，因为彼此已经没有文化差别。韩愈认为，春秋乱世，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即“礼”者与“非礼”者谁统治谁的斗争。礼是中原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华夏先进文明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对《左传》中触目皆是的“非礼也”还是“礼也”的史评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

礼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鲁哀公问孔子：“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说，贵其“不已”。这里的“已”是停止的意思。孔子认为，日月的东升西落，昼夜寒暑的交替，从不停顿，生生不息，由此而生成了万物，这就是天道的可贵之处。宇宙、天地的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给了儒家最深刻的启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为儒家以人道取法天道的最经典的至理名言。

宇宙永存，自然法则永恒。人类社会要与天地同在，就必须“因阴阳之大顺”，顺应自然规律，仿效自然法则。治国、修身之道只有与天道一致，才是万世之道。因此，儒家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使之与天道相符。《礼记·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赵简子与子大叔的大段对话。子大叔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他详细地说到礼如何“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以象天明，以从四时”；正因为礼是仿照自然法则而制定的，“故能协于天地之性”，成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礼记·乐记》：“礼者，天地之序也。”《左传》文公十五年，季文子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儒家根据“以人法天”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例如秦汉时期，人们将星空分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等三个区。紫薇垣是天帝太一（北极星）的居所，所以，天子所居之宫与之对应，称为紫宫（以后改称紫禁）。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所以天子要十二年巡守天下。先秦列国州域的划分也与天文密切相关，《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所以，当时人们将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列国相对应，称为“分野”。《周礼》设计的官制，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辖六十职，共计三百六十职，象征天地三百六十度，也是以人法天的典型例子。明清的紫禁城，体现当时最高规格的礼制，也处处体现以人法天的思想。整个宫殿分为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两大区。前三殿为天子听政之处，为阳，故建筑宏伟，布局疏朗。丹陛的柱头以及台阶的数量，都是单数，因为单数是阳数。后三殿是后宫，属阴，所以相关的建筑纤小，布局紧凑，丹陛的柱头以及台阶的数量，都取双数，因为双数是阴数。在传统的五行思想中，东方为木，其色青；南方为火，其色赤；西方为金，其色白；北方为水，其色黑；中央为土，其色黄。由于中央土为天子所居之处，前三殿用露台与丹陛相连，构成一个巨大的“土”字，天子穿黄色龙袍。整个宫城又以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区，东为阳，西为阴。据此，太和殿的两侧，东为文楼，西为武楼。太和殿前方两翼，东为文渊阁，西为武英殿。上朝时，太和殿前广场，东半部为文官的朝拜之位，西半部为武官的朝拜之位。天安门前东有龙门，西有虎门（原在今长安街上，已被拆除）；龙门为科举中魁者骑马带花游街的出入之处，虎门为秋决的罪犯押往菜市口行刑的通道。天安门前的广场，为文官六部的所在，西半部为武官五府的所在。再往前，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此外，在午门前的两侧，东为太庙，是天子的祭祖之地，人为阳，故在东；西为社稷坛，是天子祭土神和谷神的地方，地为阴，故在西。如此等等，都是用礼制的形式规定的。

礼是社会秩序 在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以及同级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礼来协调和制约的。各级机构领导者的权力、责任以及奖惩等，也是用“礼”的形式来规定的。例如，天子必须定期视察各诸侯国，巡视的时间、地区、项目，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随意更动，称为“巡守礼”。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天子所到之处，要会见当地诸侯和年高德劭的长者，了解下情。要命令诸侯各陈其国风之诗，从当地民间流传的诗歌来了解政令的善恶。还要命令掌管市场的官员呈献民众购物情况的记录，从民众对商品种类的好恶，来观察民风的厚薄。与此对应，诸侯要定期朝见天子，称为“觐礼”；朝觐时，诸侯要向天子陈述自己执政的情况，称为“述职”，目的在于明君臣之义。《周礼·秋官·大行人》说：“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周礼》根据诸侯朝见天子的季节，分别称之为朝、觐、宗、遇，有整齐古制的成分在内。文中的图、比、陈、协，都是指考核，之所以用不同的字，不过是要求文辞的变化。《大行人》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天子春天见诸侯，要考核其所做的事是否正确；秋天见诸侯，要考核其功绩的高下；夏天见诸侯，要考核其谋划的事情是否可行；冬天见诸侯，要考核其思虑的问题是否有变化。如果诸侯不遵觐礼，无故不朝，就会受到天子的惩罚：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至于诸侯之间，则有定期的聘问之礼，以联络彼此的感情。类似的礼制对于维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的长治久安，是必不可少的。

礼与理互为表里 儒家认为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于“德”，体现仁、义、文、行、忠、信的要求。为此，根据德的要求，制定为一套行为规范，也称之为礼。儒家认为礼是社会活动中最合理的原则，《礼记·仲尼燕居》说“礼也者，理也”，《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认为礼就是理，两者互为表里。对于为政者来说，礼是不可须臾离弃的大经大法，“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对于君子而言，礼是立身之本，孔子要求人

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孟献子则把礼称为“身之干”（《左传》成公十三年）。在社会生活中，礼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是诸事之本，《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大意是说，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君子要施行道德仁义四事，不用礼则无由得成。要想通过教人师法、训说义理来端正其乡风民俗，不得其礼就不能备具。争讼之事，不用礼则难以决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上下、先后之位，要根据礼才能确定。从师学习仕宦与六艺之事，没有礼就不能亲近。班朝治军，莅官行法，只有用礼，才有威严可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只有依礼而行才能诚敬。礼是人际交往的规范。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如何宴饮等，都有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