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柯雷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

摘要：本文重点评介荷兰汉学家柯雷研究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两部著作——《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和多多》和《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他从一种相对独立的视域来观照中国文学，尤其是先锋诗歌的发展和裂变，将为囿于成规和偏见的国内研究者打开新思路、提供新方法。当然，我们也不避讳他的盲点和失误。在整个切磋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摆脱一种“后殖民”创伤心理。在今天，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自然和平等的心态来理解海外汉学的优秀成果，并思考它们对于我们重写当代诗歌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柯雷；中国当代诗歌女

最早在1767年，欧洲就出现了《好逑传》的荷兰语译本。至1829年，《玉娇梨》通过法文版转译成荷兰语，在荷兰一个名叫莱顿的小镇出版。这座小镇在1575年(中国明朝万历三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莱顿大学，它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欧洲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及地位。近两个世纪以来，莱顿大学一直是整个欧洲最为重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

本文的研究对象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时任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不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如何变化，始终不改自己的“诗歌情结”。他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两部学术著作当中：1996年出版的《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以下简称《粉碎的语言》)，以及2008年出版的《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Mayhem andMoney，以下简称《中国诗歌》)。两部著作相隔12年，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坎坷命运和兴衰荣辱。在时间跨度上，两书反映出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连续性，但在材料、方法和体例上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柯雷近十二年来对中国诗歌的持续观察、体会和思考。在此期间，他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地走进中国人的诗歌世界，亲历各种各样的诗歌事件：诗歌朗诵会、图书出版、高校演讲……他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部分。

对于柯雷来说，任何学术研究都建立在扎实坚固的材料基础之上。出于这种考虑，他很早就开始收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与中国新诗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手稿、采访、影像、音频记录和信函，等等。这些资料构成过去几十年中国先锋诗歌的文本语境，正是凭借着丰富而详实的材料，他为我们再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转变。在他看来，这些转变最终促使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后来的繁盛期。

在体例上，《粉碎的语言》最大的特色是由两大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柯雷首先细致地考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然后简要地回顾50、60年代正统文学的发展，60、70年代“地下诗歌”运动，而1979年之后的先锋诗歌和非官方诗歌活动以及出版情况是他关注的重点。柯雷认为，“地下诗歌”的兴起和繁荣，与《今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在《今天》的旗帜下汇聚了众多杰出的“朦胧”诗人。多多从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今天”诗人群来往甚密。但柯雷认为，多多与“今天”诗人群不存在隶属关系，因为他实际上是当时很多文学活动或事件的后来者，是这群特立独行的诗人当中的特立独行者。柯雷认为，“今天”诗群和多多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劫后重生”的必然结果，代表了中国诗歌自身的一种复兴，是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的反拨。

遗憾的是，柯雷对《今天》的关注在其新著《中国诗歌》中没有得到延续。在他看来，90年代以后，以“今天”诗人为代表的“团体”或“主义”已经分崩离析，中国先锋诗歌运动转变为更加个人化的创作实践。事实上，《今天》在海外复刊，辗转多处，在1990年之后开始以纯文学刊物面目出现，试图“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关注港台等地区华语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今天》不再刊载任何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意图的作品，把目标确定为树立广义的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内容的日趋多元化开始逐渐稀释它曾经鲜明的立场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整个90年代，它依然吸引着当时最优秀的汉语诗人和作家，即使是在今天它也是海外最重要的汉语文学刊物之一。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的坚守还是就其本身的水准而言，《今天》完全堪称中国先锋诗人最为重要的讨论场所和活动空间之一。柯雷对新“今天”的意义显然不够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无疑是一种损失和失策。

柯雷用了整本书近一半的篇幅来研究多多早期的诗歌及其“流亡”诗歌。这种关注度，或许是因为多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进入西方媒体的视野，随后他的诗歌作品被大量翻译成欧洲文字，而且多多本人又在莱顿临时安家立业。虽然时刻不忘历史语境，但柯雷最关心的还是多多的文本。他基本上采用一种“新批评”，即“细读”法来分析多多的作品。他对多多两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进行透彻地解读，即1972—1982年的前期创作和1983—1994年的后期创作，并修改了诸多英语误译。柯雷对多多的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第一部分关于当代诗歌文本和语境的诸多论述。

柯雷在《粉碎的语言》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试图消解“政治化”阅读的效力，抵制无处不在的政治关注，以审美标准来制衡政治标准。柯雷的“去政治化”阅读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展开，首先避免把中国先锋诗歌简单地理解成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动；其次，坚决反对西方汉学家和普通读者的政治立场和评判标准。在西方，中国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创作通常被认为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动机。柯雷认为，上述两种社会－政治批评法一旦成为顽固的成规，就会导致对文本本身价值置若罔闻。

诚然，中国当代文学无疑已经遭到各种读者的“绑架”。首先，中国读者无法不去理会那段被柯雷轻描淡写的历史，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其次，一些文学作品或诗歌被译介到西方后，又被视为中国诗人抛给西方读者的政治“绣球”。在西方读者(尤其是学者)看来，这些诗作最重要的特质是其“政治性”和“中国性”，忽略了这两方面就无法阅读和理解中国诗歌。这种观念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根深蒂固，中国先锋诗歌所具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因素反而因此遭到刻意的忽视和遗忘。反对这种忽视和遗忘，正是柯雷整个研究的出发点。诗歌本身是社会语境中多种因素的混合产物。因此，柯雷对多多诗歌所作的“去政治化”或“去中国化”努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既生动有趣又复杂微妙。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Rmus Heaney)曾经赞赏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说法：诗歌

的可贵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希尼认为这是想象力在抑制现实的压力。诗歌不是一种实用艺术，诗人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行动者，但他也不是生活的纯粹旁观者，他唯一的工具是语言，他的爱和恨只能通过语言加以表达。诗歌的力量从内而外地发散出来，任何结论先行的外在标准都无助于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柯雷通过细致而有趣的文本分析来邀请读者最大限度地把注意力聚焦到诗歌语言上来。他认为，多多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特殊的品质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品质无法完全用“政治的”或“中国的”概念加以定义。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对多多极为推崇。他如此评价多多：

他从一开始就直取诗歌的核心。诗歌的核心之一，是诗人与语言……多多的意义就在于，他忠于他与诗歌之间那个最初的契约。直取并牢牢抓住诗歌的核心。花怒放　想必上述观点一定能够得到柯雷的认同。他指出，读者有些时候对多多的诗歌进行政治化解读，实际上减损了这些诗作在语言上的“独创性”，因为一些诗句其实与“政治”和“中国”等主题毫无瓜葛，它们只能作为诗歌文本而存在并获得意义。同时，他也不赞成一些批评话语“神化”某些诗作的做法，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读者，用诗歌的眼光去阅读诗歌，用诗歌的标准去衡量诗歌的品质。柯雷在分析大量文本后指出，多多对诗歌语言情有独钟，他的不少诗作由此获得一种“元诗”品质。比如，多多如此思考着诗歌创作对诗人的影响以及诗歌语言的创造性：

诗人抽搐着，产下

甲虫般无人知晓的感觉

披着月光，我被拥为脆弱的帝王

听凭蜂群般的句子涌来

在我青春的躯体上推敲

它们挖掘着我，思考着我

它们让我一事无成。

多多一般不谈论自己的诗歌，那么他所创作的“元诗”(关于诗歌的诗)对于理解他的诗学观念就具有重大意义。柯雷在剥茧抽丝的阅读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多多在1984年之后开始一种有意识的转变，敏锐地洞见了语言的界限性(1imitations of language)以及诗人创作中的痛苦矛盾(pain“contradiction)。从第234页至255页，《粉碎的语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其小标题就是“语言的界限”。例如，“要是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内心就是卧室。……”(《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1984年)。语言与内心形成对照，至少它们属于不同领域：“……／你，正被马注视着／”以及“手下，纸上，有这样一个处境；／寻找人以外的”(《静默》，1992年)。马在这里象征着自然，而诗歌显然代表着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手段，在自然的注视下，诗人只能保持缄默，诗歌创作于是成了一种痛苦、孤独的语言操作方式，因为它无法抵达自然。柯雷认为，多多在《北方的声音》(1985年)一诗中表达了对语言局限性的哲学思：

没有脚也没有脚步声的大地

也隆隆走动起来了

一切语言

都将被无言的声音粉碎!

在此，大地即为自然，语言则来自人类。宛如战争一般，语言被击得粉碎，自然战胜了人类。语言尽管有着驱动其他事物的神奇力量，但对于诗歌来说，创作其实正是一个死亡的过程。“语言开始，而生命离去”(《北方的夜晚》，1985年)；“每一个字，是一只撞碎头的鸟／大海，从一只跌破的瓦罐中继续溢出……”(《只允许》，1992年)。多多对人类语言创造性和局限性的思考，与世界级诗人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多多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实验与探索，而且非常成功。

多多的诗歌语言，在同为诗人的王家新看来，“暴烈、沉痛而又怪异，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不断深化的生命意识，而且其语言往往具有出其不意、直抵人心的撞击力”@。著名诗评家唐晓渡把多多称为一个“气力绝大”的诗人。他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引用1989年第一届“今天诗歌奖”颁发给多多的授奖词，“……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自下而上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

因此，柯雷认为，“多多的全部创作显示了一种按时间顺序、背离政治性与中国性的发展”，“他这十年来的诗与其说是关于中国人的境遇，不如说是关于人的境遇；矛盾的是，他的诗是如此个人化以至于获得了普遍性”，多多的诗因而验证了中国文学在政治领域之外复活的可能性……他的诗并不限于利大英(Gregory Lee)所谓的“中国现实的复杂反映”，并且……也肯定不是“骨子里的中国性”。王家新认为，柯雷在中国诗歌研究领域，尤其是多多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对于消解那种对中国文学的政治化阐释及‘阅读期待’无疑具有意义，对于促进中国诗歌不是作为政治的窗口而是作为诗歌本身进入‘国际视野’也肯定有着它的积极作用。”但是，他并不完全赞同柯雷对多多所作出的结论性判断，“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背离中国性与政治性是获得某种普遍性的前提，而这在理论上和

实际上都有待商榷”。中外学者之间的这种互动与交流，无疑推动了中国先锋诗歌研究的国际化。

柯雷的文本和注释，以及书后详细的参考书目、索引、中文名字词汇表和术语表，将使未来的研究者，尤其是西方的学者受益无穷。当然，批评之声在所难免。譬如，杨小滨认为，柯雷试图展示的中国试验诗歌发展全景图仍然停留在一种描述性层面上，并没有为我们对文学事件的政治一文化复杂性和诗歌作品的美学复杂性提供太多深刻的理解。再比如，他对食指的分析中肯到位，但却忽略了“朦胧诗”的另一个先驱——根子，因为根子正是让多多产生“影响的焦虑”的强者诗人。同时，柯雷坚持文本“细读”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他自己的阅读失去聚集。多多的诗歌观念和实践又经常是解构性的(在修辞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莫不如此)，可柯雷在解读他的诗歌时并没有借助解构主义分析策略来增强文本阐释的力度。因此，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柯雷的理论框架受到损害。柯雷的新书《中国诗歌》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上述种种批评的一次正式回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至今，这一时代的状况或许可以用颜峻在《燃烧的噪音》中的一段话加以形容：

中国在变化，青年在老去，市场在蔓延，狂想、誓言、诗歌甚至自杀的冲动都被积攒起来的财产压到了箱底，记忆像初恋一样在资讯的浪花里融化，塑料和废塑料旋转着……

现如今，先锋诗歌的语境大大有别于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的先锋(“非官方”或“实验”)诗歌在美学上的重要特点是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以及观念上的对抗性。然而，90年代以降，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市场理性不但把文化推向资本市场，也改变了与这种美学原则相连的整体文化氛围。用杨小滨的话来说，“九十年代的诗坛景观呈现了一种离心的状态，这同八十年代的向心状态正好形成对比”。

在距离自己上部著作出版十二年之后，柯雷的新著在2008年正式面世。书名本身是作者用来处理当代先锋诗歌史的一个叙事框架：“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