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　风范长存

高山景行。

我原本没有资格写纪念吴坚同志的文章。

我尚未出生，吴坚同志已参加了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读高中（1959-1962）正为文学“发烧”，他已站在了全省文艺工作领导岗位的制高点上——他所领导的文艺（特别是戏剧）事业，正蒸蒸日上，屡立战功，屡获殊荣，取得了令全国瞩目并交口称赞的骄人成绩；我读大学中文系（1962-1966）并做着“文学梦”时，“文革”骤起，他成了全省最早被揪出来的“阮（迪民）、吴（坚）”黑帮，进了“牛棚”——在批判汪锋的十万人大会上，我第一次目睹了他的身影，之所以说是“身影”，因为以汪锋为首的一大排在台上的“走资派”都是低着头弯着腰，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之所以又能在众多“走资派”中区别身份，是因为他们胸前挂着姓名打着“红叉”的大牌子，比他们本人更清晰……

如果历史至此戛然而止，我同吴坚阅历的不同、年龄的差距、职务的悬殊、岗位的各异，我们的人生轨迹犹如两条平行线，此生很难有交会的一天。接触尚且不能，更遑论写纪念文章！

感谢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恶贯满盈，他们的覆灭，也是历史的必然。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返正，使我们国家这载着十几亿人口的列车，重新行驶在了正常的轨道上，从此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程……从此，吴坚同志又回到了他驾轻就熟并且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岗位，而我也因几篇不成样子的论文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被文艺界的“伯乐”错爱，将我调至正在筹办中的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彼时，吴坚同志兼任省文联主席，因此我们有了断断续续的接触与交往。

1983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文联领导派我给吴坚同志送十几本杂志——《当代文艺思潮》（1988年并入《飞天》）1983年1期。这一期刊发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惹了大祸，出刊不久，即被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点了名。一时间上上下下都很紧张，编辑部先后在北京和兰州召开了两次研讨会，名为“研讨”实为批判。我猜想，吴坚要十多本杂志，可能是分送省上有关领导参阅。《当代文艺思潮》被胡乔木点名，在省上毕竟不是一件小事。

我来到吴坚同志在青年农场的寓所，开门的是吴坚的夫人王树美女士。我说明来意，放下杂志准备离去。王树美说，吴坚正在看文件，等会他还有话问你。说罢，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给我泡了杯茶，转身离开了。

偌大的会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显得十分空旷、安静。我有些忐忑。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不知道他要问我什么问题……可能与徐敬亚的文章有关……我反复琢磨仍不得要领。

时间过得很漫长。实际上顶多二十分钟。吴坚从书房里踱了出来。我赶忙起身。他示意我坐下，他自己并不坐，而是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你是陈德宏？他突然问道。

我没有料到，我同吴坚的第一次见面以这样的问题开始。可能文联领导电话里已告诉了他，是一个叫陈德宏的去送杂志的。接下来的谈话更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说——

你的《论<丝路花雨>》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不错。毛主席在延安时就告诉我们，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回答社会实践中的问题。你的文章好就好在理论联系实际，回答了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丝路花雨》文学剧本原发在《飞天》前身——《甘肃文艺》1979年8月号）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只能产生在甘肃？你用马克斯、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的理论，解释《丝路花雨》的创作，就很有说服力。不然的话老是有人怀疑。《丝路花雨》在北京、上海演出，大获成功，引起轰动，不断有记者问我：你们甘肃经济上比较落后，为什么会产生《丝路花雨》这样的舞剧精品呢？有的中央领导也不理解，对我们伴舞的女演员说，你们甘肃很奇怪，工业上不去，农业老欠收，吃返销粮，就是老出好戏。甚至我们的女演员长得漂亮，有的记者也表示怀疑：你们甘肃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吗？我说，三国时的貂婵漂亮不漂亮？引得吕布神魂颠倒。貂婵就是我们甘肃临洮人。

吴坚同志说到这里，大概觉得很得意，自己便朗朗地笑了起来……

我很诧异，吴坚同志所说的我的《论“丝路花雨”》，是发表在《社会科学》1981年某期上的。时间过去快两年了，他居然还记得如此清晰。我当然很高兴，但因初次见面，拘谨自然难免，因此只有听的份。他所说的“有的中央领导”，我几次想问是谁，也没敢问。事隔多年，与程头（程士荣）谈起此事，程头操着浓浓的陕西话说：“对着哩！对着哩！是李先念同志在一次舞会上对我们一位伴舞的女演员说的。这话还是我传给他（吴坚）的。”

吴坚同志接着说——

你总结的第二条经验很重要：题材优势。敦煌在我们甘肃，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库。我们的主要创作人员七下敦煌，在那儿深入生活累计四个多月，别的省能办得到吗？有那么多壁画可以观摩，有那么多敦煌学家讲解历史，分析人物，别的省能办得到吗？所以我反复讲，不能唯“京津沪穗”马头是瞻。人家那些洋玩意我们不能学，我们也学不来。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搞我们的“土特产”。同样的道理，（舞剧）《小刀会》只能产生在上海，让我们搞，我们也搞不好。

我在吴坚同志的寓所待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即将离开时，吴坚同志才简单地谈了谈《崛起的诗群》。他说：《崛起的诗群》的发表，文联党组是给我汇报了的。不仅我知道，刊发还是贺敬之拍的板。去年年底，跟随贺敬之参加会议的一批文艺理论家陈涌、郑伯农、杨子敏审的稿。结论是“同意发稿，搞好讨论”。现在出事了，都不吭声。如果真有问题，挨板子，也有我的份……

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仅凭一个多小时的接触，我不敢说我了解了吴坚，更不敢妄言我理解了吴坚，但一个懂艺术实践、尊重艺术规律、深刻理解文艺理论，且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起来……

我对吴坚同志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与吴坚同志的接触，更多地是在接待文艺界的领导——他的老朋友、好朋友的过程中。

1990年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冯牧陪同他台湾的朋友（名字忘记了，也许是亲戚，据说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孙子，蒋经国的私人医生）和他的外甥女程晓玲（省话剧团著名女演员程晓丽的妹妹，冯牧无子女，晓玲从小在他身边生活，视如己出）等一行四人，前往敦煌。文联领导知道我因刊物的关系，与冯牧交往较多，故安排我参与接待并陪同前往敦煌，因此有幸参加了吴坚同志为冯牧一行举行的接风宴会。

吴坚与冯牧老朋友相聚，气氛格外热烈，谈天忆旧，欢声笑语不断。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判断，他们应该相识、相交、相熟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一时期，我称之为甘肃戏剧的第一个高潮期——话剧《康布尔草原上》、《滚滚的白龙江》、《远方青年》、《天山脚下》、《教育新篇》，歌剧《向阳川》，陇剧《枫洛池》，在全国连连获奖，引起轰动，有的还演进了中南海；毛、刘、周、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联袂观看甘肃的戏剧，周总理更是先后八次观看甘肃的戏剧。可谓盛况空前。何省何市曾享受如此殊荣？正是那一时期，冯牧离开西南军区文化部部长的职位，奉调进京，出任《文艺报》负责人，写了许多关于甘肃戏剧的评论。

饭后，吴坚送冯牧同志出来，他向程头问道：“你们怎么安排的？”

“我们派的是文联最好的车日本面包；小陈（指笔者）陪同，他沿途及敦煌都熟悉。”程头答。

“你们那车不行，我给派辆巡洋舰，沿途及敦煌我来安排。”

吴坚同志发话，当然就这么定了。

出来以后，程头笑着说：“吴部长（吴坚同志职务屡有变动，但文艺界的老人仍称他“部长”）怕我们的车子不好，经费紧张，接待不好，委屈了他的老朋友冯牧。”

程头的话道出了吴坚同志的良苦用心及对老朋友的一片真诚。

数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与我爱人正在搬家。住了七八年办公室，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一套新房子，朋友们也来帮忙。程头突然来到我家（实际上就是机关楼的那间办公室），神色凝重地说：“冯牧在敦煌发生了车祸，你马上到敦煌处理善后，并把冯牧接到兰州养伤。”看到我爱人一脸的不高兴，程头又补充了一句，“是吴部长点的将。”

我连夜赶往敦煌。所幸，冯牧同志伤势并不太重，并无大碍，头部仍扎着绷带，行动不方便，拄着拐杖尚能行走。此时我才知道，在冯牧发生车祸的同一天，全国政协一位姓邓的副主席率庞大代表团考察访问敦煌，也发生了车祸，二十多人受伤，陪同的市委书记杨利民断了七根肋骨……中央很重视，派专机来接伤员。冯牧是全国政协常委，虽不在一团，自然也在被接回的名单之中。冯牧考虑到程晓玲伤势严重，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终生瘫痪，所以提出让程晓玲乘专机抵京，自己留下。有关方面不同意，冯牧发了脾气，拒绝登机。几经周折，最终晓玲得以乘专机回到北京，得到了及时治疗。他的台湾朋友，伤势较轻，也已离开敦煌。

我在敦煌住了三四天，见冯牧身体日渐好转，于是订了机票准备返兰。行前，敦煌研究院院长，也是冯牧老朋友的段文杰，前来宾馆话别。见冯牧精神很好，于是开玩笑说：“你是有福之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到敦煌是来拜佛的，之所以有小灾无大难，全靠佛的保佑。佛保佑了你，你不拜佛就走，说明你心不诚，这样不好。”冯牧及在场的人都被段院长的幽默逗得笑了起来。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于是段院长亲自讲解，服务员搬着一把椅子，冯牧坐着参观了四个洞子。

参观完了，段院长笑着说：“冯牧同志你知道吗？你是坐着参观莫高窟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小平同志，第二人是捐巨款保护莫高窟的日本某某（名字记不清了）实业家，第三人就是你冯牧。”

冯牧一边笑，一边连说：“谢谢！谢谢！”看得出，他为在甘肃在莫高窟受到老朋友的关爱及特殊礼遇而深深感动。

回到兰州正是中秋节前夕，吴坚设宴为冯牧压惊并欢度中秋。席间，吴坚除询问了冯牧的伤情及出事经过外，更多的是懊悔与自责。他说：“都怪我！教怪我！好心办了坏事——如果按士荣的意见办，由文联派车，小陈陪同，就不会出这事了。”

冯牧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此类事是人们都想尽力避免的，但又不可能完全避免。不能怪你。

吴坚说：我要严厉处分司机。临行前我再三交待要安全第一，他就是当做耳旁风，粗心大意，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冯牧说：这是我的问题，不能怪司机。在嘉峪关，原计划一个小时参观完城楼，九点出发；结果嘉峪关的同志太热情，参观讲解得特别详细；完了又题词写字，耽误到十一点才出发。在玉门镇吃的午饭，到桥湾故城又停了停，所以出了安西天就快黑了。我怕段院长等得着急，就催司机快一点，快一点，结果出了这事。不是司机的责任，千万不能处分司机……

一对老朋友，一个懊悔、自责、歉疚，一个豁达、理解、宽容，这种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沟通，情景十分感人，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老朋友之间诚挚友情感人的另一幕，发生在1991年8月。中国作家访问团一行20余人，前往敦煌访问，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张光年（光未然）是吴坚的老朋友，亦在团中。吴坚同志特别重视，多次听取文联的汇报。当听说宾馆紧张住宿有困难时，他亲自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让他们出面协调。访问团抵兰，他会见了全体成员并设宴接风，出发时他又亲自前往宾馆送行，将访问团成员一一送上车。在汽车将开未开之际，他又来到窗口对我说：“小陈啊！我只给你交待三句话：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其实，自他知道我陪同访问团前往敦煌起，“安全问题”他已交待过无数次了，用“千叮咛万嘱咐”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也理解，一年前冯牧发生车祸的阴影，在他心中仍挥之不去。之后吴坚同志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访问团的情况，特别对光年同志更是无微不至，吃饭怎样？休息得如何？……并交待，只安排他感兴趣的地方让他参观，一般的景点就让他在宾馆休息……

8月19日，按计划访问团从张掖返兰州，晚上李子奇同志（时任甘肃顾委主任）与吴坚同志在宁卧庄宾馆为光年同志及访问团洗尘。为此我们早上提前一个小时从张掖出发。由于当时的道路状况欠佳，加上为了安全不敢开快车，到兰州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宴会一直到八点半才开始……

第二天（8月20日）晚上访问团才离开，所以全天未作统一安排，让大家自由活动——浏览市容，购物，会友……

这天上午，吴坚派车将光年同志及夫人黄叶绿（音乐家）接到家中话别。吴坚及夫人王树美摘下院中自产的芭梨（香蕉梨）、葡萄招待光年夫妇，并亲自将梨皮削掉递到手上。黄叶绿老师忙说：我吃！我吃！他（指光年）肠胃不好，不能吃。我知道内情，数年前光年同志做过直肠癌手术，术后情况很好，所以特别注意饮食，平常从不吃水果。在武威沙漠公园，主人用自产的西瓜招待作家，作家们连声称赞，说从未吃过这么好的西瓜。挡不住诱惑及热情，光年同志吃了两片，当晚就拉肚子，把我吓坏了。好在吃了点药，第二天就好了，并未影响行程。所以我也出来挡驾，说不能吃。吴坚同志说：这梨品质非常好，松软可口，好消化，非常适合老年人。缺点是保鲜期太短，不好储藏运输，所以外地人一般是吃不到的。你吃不了一个，尝两口也好。盛情难却。在吴坚夫妇的劝说下，黄老师不再坚持，光年同志先是尝了一口，连说味道好，接着竟将整个梨吃完了。

从吴坚家出来，临上车，吴坚把王树美事先准备好的两纸盒芭梨交给我说：这两盒梨你一定要给光年同志送到车上。葡萄我就不送了，哪儿都能吃到。

一年后为采写报告文学《张光年与黄河大合唱》（载《老人》1993年7期，《新华文摘》1993年10期全文转载），我来到光年在北京的寓所。光年与黄老师共同回忆往事，满怀深情地说：吴坚、王树美送我们的兰州芭梨，味道真好，是我们吃过的最好的梨……

其话殷殷，其情浓浓。在赞美兰州芭梨的背后，回味的不正是老朋友吴坚的诚挚、温馨与友谊吗？

我心中仍有“谜团”——吴坚与光年的友谊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呢？

一天（应在1997年以后）程头拉我一起到吴坚处说什么事。正事说完，吴坚突然对我说：你的报告文学写的那个大气田（指长篇报告文学《跨世纪的辉煌——长庆大气田勘探开发大纪实》，载《十月》1997年6期）所在地“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正是当年我工作的地方。从1943年起，我担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文艺工作团编导、副团长、团长，直到解放。1949年9月我到北京——当时叫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就是从“三边”出发的。当时没有汽车，我骑马，从佳县过黄河，经山西、河北到的北平。在这次文代会上，我认识了光年……

噢，近半个世纪了。友谊犹如陈年老窖，时间愈久便愈是醇厚芬芳……

我有些奇怪！出来后我问程头，在《十月》上发表的作品吴坚同志也能看到？程头说：我给他推荐的。然后又补充道：他人离休了，心并没有离休，经常问我有没有好作品，有就让我拿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