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家王忠祥

王忠祥教授在外国文学评论界及各高校师生中的名气,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每年的高校文学类新生进校,或者高年级毕业生考研,他们都会手持一卷在外国文学专业中“知名度最高的教材”,这就是被称为“专业必备”、“考研宝典”的《外国文学教程》。而它的主编就是王忠祥老师。

王忠祥,1931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53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院中文系,留校任教。1954至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进研部”穆木天教授指导下研修世界文学,由此打下深厚的外国文学研究基础。结业后,王老师返回华师大主讲外国文学史、欧美文学等专业课程。1972至1974年,王忠祥参加华师英语系翻译组,参译英文本《挪威简史》、《丹麦王国史》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部分会议材料。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并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晋升为教授,在校内外主讲本科生、硕、博研究生等不同类型的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自“七五”直至“十五”前期,王忠祥一直受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外国文学学科组成员。长期担任国家教委(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翻译协会理事、华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研究》主编等。王忠祥现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名誉主编。

王忠祥执教半个世纪以来,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教学与研究。他计有独著、主编、参编、参译的学术著作及译作30余部,发表莎士比亚研究、易卜生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系列论文及其它研究文章200多篇,并有多部论文、作品获省社科联及省外国文学学会奖。

王忠祥老师是外国文学评论界的知名学者。从1993年起,王老师即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纵观王老师的外国文学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表现在对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以及对外国文学史的重评与重构上。

王忠祥认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建设必须重视外国文学史研究,其中包括高校外国文学史的教学、教材研究。他还特别指出,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必须将“史论”贯穿始终,在“与时俱进”的原则下必须重视作家、作品的重读、重评和文学史的重构,而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必须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王老师就编写了《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并内部出版。此后,由他主编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主要有《外国文学教程》(3卷本)、《欧美文学史话》、《20世纪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4卷本)等;参编、参撰的外国文学史著作有《外国文学五十主讲》、《外国文学专题选讲》、《20世纪西方文学》、《外国文学简明教程》、《外国文学》等。结合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他还撰写、主编出版了《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外国文学作品精选》(10卷本)、《圣经故事新编》等。其中,《外国文学教程》一书的面世,在全国较早地构建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两结合”的体系,并凸显了东西、中外比较互照的特色,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被众多高校采用为基本教材或学生必读参考书,成为“名气最大、名头最响的专业教材”。而《外国文学史》则通过采用新观念、新理论、新材料和新方法,形成了新的文学史结构体系,被学界评论为“专著型教材”,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王老师对欧美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首先表现在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研究上。王老师曾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自述自己是如何走上易卜生研究道路的。“我从事易卜生研究的契机和基础,可以就远而言,也可以就近而言。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引发我的兴趣、关注和学术探魅,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的创作生涯在19世纪,其巨大价值的发掘在20世纪,而他的深远影响却在21世纪。易卜生的浪漫主义“历史剧”、现实主义“问题剧”、象征主义“心理剧”不仅表现出历史性、哲理性、现实性和现代性,而且预示了后现代性。易卜生研究也应与时俱进,既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有当代意义和“未来”意义。易卜生始终注视着“未来”,他的戏剧永远联系着“未来”。这是为什么?因为易卜生多功能的戏剧思维和强烈而深厚的超前意识具有永久的推进作用。易卜生及其戏剧是说不尽的,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的当代阐释是颇有实际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重大课题。

王老师早期的易卜生研究,要追溯到在北师大的研究生学习期间。1954至1956年,王老师在北师大研究生班师从穆木天教授学习欧洲文学。原以莎士比亚及其文学创作研究为重点,后来,学习兴趣转移到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在北师大学习后期,不仅进一步解读了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接触过的《娜拉》(《玩偶之家》)等名剧,而且开始研读有关易卜生的评论。由于穆木天教授的启发和指导,王老师顺利完成了学年论文《亨利克·易卜生》,随后又写作了《论易卜生的娜拉》,两篇文章均获得导师穆先生的鼓励。

1973年,王老师参加了《挪威简史》和《丹麦王国史》两书的翻译工作,这对于日后的易卜生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王老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写作了大量关于易卜生及其剧作的评介,后经修改编入外国文学史教材。如王老师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中的“北欧文学与易卜生”(1985年)。有的发表在如吴富恒主编的《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

王老师对易卜生研究的深入,是经过细致调研和周密思考的,他充分估量了易卜生研究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谈起易卜生,无论欧美抑或中国,人们发表了那么多意见,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新鲜话可说了。其实不然,王老师认为易卜生和莎士比亚都是“言说不尽”的。就中国对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接受而言,后者较前者更为切合接受者的戏剧文化个性和社会意识转型的需要。

萧乾先生曾经说,在“五四”以来引进中国的众多欧美剧作家中,莎士比亚的“名气”最大,而易卜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一评估,完全符合20世纪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的实况。和西方的易卜生研究比较,中国的易卜生研究存在较大的差距。虽有一定数量的一般介绍评论,但对这位有古今戏剧史上“罗马”之称的大师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不仅易卜生的诗歌迄今没有专论,就是易卜生剧作评析方面也留下了不少“空白”。这种状态,和易卜生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极不协调。这也正是王老师觉得大有可为之处。

1994年10月至1995年6月,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办组织了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王老师系小组成员。调研组在调研报告中提出建议:“九五”期间,“加强北欧国别文学史和重要作家作品(如易卜生)的研究。”这就是王老师在“九五”期间选择“易卜生文学创作研究”这一课题的“契机”。同时,1999年冬天,王老师欣然接受了华夏出版社约写《易卜生研究》的邀请。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是王忠祥老师在易卜生研究方面的成果高发期,他相继发表了《易卜生及其戏剧在‘五四’前后》、《易卜生和易卜生主义》、《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论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读易卜生诗作札记》、《郭沫若对易卜生的接受》、《易卜生在挪威和中国》等易卜生研究系列论文、译文30多篇。1984年10月,中挪共同在北京举办“易卜生学术研讨会”,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易卜生研究论文集》(中英两种文字),收入王老师的论文《易卜生戏剧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1999年6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等主办“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王老师是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并为会后王宁教授主编的论文集撰写了《中国接受易卜生及其创作史迹》一文。2000年1月,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成果之一《易卜生》(世界历史名人丛书之一),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上述研究成果,成为日后王老师撰写《易卜生文学创作研究》一书的重要基础构建材料。

王老师曾经回忆说,“这段研究经历在我的人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对我的学术生涯起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老师于70年代中后期真正走上了“易卜生研究之路”,他立志学习易卜生“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和勇于艺术超越的开拓创新精神。多年来,王老师将“易卜生研究”和自身的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在他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中编写了“北欧文学与易卜生”专章,而且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专选课“易卜生研究”。在王老师任《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和名誉主编期间,也多次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易卜生研究”专栏,各方面的反响反映良好。

按照王老师的观点,易卜生的戏剧,不仅在世界剧坛、世界文坛,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勃兰兑斯所指出,“用文学语言来说,他的声誉堪称全球声誉”(引自《易卜生论》)。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戏剧家莎士比亚一样,易卜生不仅仅属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是属于所有的时代和全世界。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他的戏剧文学创作的超前意识和超前技艺,为后世西方和东方许多流派的作家所欣赏和借鉴,易卜生的反映生活、革新技艺、展示观点、发表卓见、启发讨论的白话剧,不仅改变了欧美戏剧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有人说,“易卜生是戏剧史上的罗马,条条大路出自易卜生,条条大路又通向易卜生。”易卜生的文学创作,不仅汇集着19世纪主要的“剧潮”精华,而且开拓了欧美现代戏剧的先河。易卜生的戏剧文学不仅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而且与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颇有相通之处。不少现代派作家师法易卜生的笔触,把易卜生当作自己所属流派的先驱。

作为国内易卜生研究的权威,近年来王老师不顾年事已高,继续关注着易卜生的研究。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比较,我国北欧文学研究滞后,但北欧文学中的易卜生研究却是“热点”,而且这一“热点”还会继续“升温”。近10年来,我国的易卜生研究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易卜生的研究者积极运用新视角、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积极探索易卜生戏剧的“多重代码”;二是趋向纵深研讨易卜生及其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尤其是艺术家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与研究;三是我国易卜生研究逐渐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教学与科研的梯队,尤其是年轻的易卜生研究者迅速成长。王老师认为,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易卜生研究出现了反思过去的有价值的论著,更加关注“艺术家易卜生”的特性,研究工作逐渐与国际易卜生研究接轨等,这些趋势和走向值得大力肯定,必须坚持下去。这样才能达到我国易卜生研究向纵深扩展的目的,并有利于建立国际性的“易卜生学”。

王忠祥老师的另一重大研究领域,是在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研究上。据考证,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莎学)发轫于清末,“举旗”于20世纪30年代初,有人把“莎学”和“红学(红楼梦研究)”相提并论。建国后,中国“莎学”向纵深扩展。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研究、戏剧演出、作品和论著出版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莎剧评论工作方面,卞之琳、杨周翰、王佐良等,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功不可没。1984年12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中莎会”还创办了《莎士比亚研究》专刊和《中华莎学》会刊,以促进中外莎学交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莎学”道路。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中国出现了“莎士比亚热”。进入90年代,“接受研究”和“比较研究”进一步受到评论者的重视。最近10多年来,尤其是新旧世纪更迭之际,中国“莎学”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提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莎学”的口号。中国人需要莎士比亚,中国人热爱莎士比亚,中国人懂得莎士比亚。

王老师数十年来在这一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勇于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王老师开始走上莎士比亚的研究道路。王老师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有莎士比亚总体研究、戏剧研究、诗歌研究,尤其是十四行诗研究。王老师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发表“莎评”文章,迄今共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英国文学与莎士比亚》、《真、善、美的统一—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诗式批评与自我诗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脔》、《莎士比亚三题》、《自觉意识与自我观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重读莎剧〈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与〈看钱奴〉》、《建构崇高的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意义》等。其中,《诗式批评与自我诗化》发表后被美国著名的《莎士比亚季刊》1986年第37期目录卷摘要收入,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王老师在《莎士比亚在中国》等文章中,系统地评述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翻译、出版、演出、评论等方面的成就,进一步解说了莎士比亚戏剧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建构崇高的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理想的人性充满了富有超前意识的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在自然属性上的平衡和充分圆满的实现,并由此建构了中国“莎学”研究与国际“莎学”研究的学术通道和桥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有被人大版资料复印的《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被美国《莎士比亚季刊》1986年第37期目录卷摘要收入的《诗式批评与自我诗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脔》。另外,在多次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中,王老师都亲自执笔莎士比亚的章节。

在“莎学”研究中,有关莎士比亚课程的教学对王老师影响也很深广。在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程的数十年中,王老师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中外论著、翻译文献,在这个基础上王老师进行了梳理和系统化,打下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写作基础。另外,王老师还计划编写《莎士比亚故事新编》,用优美的散文形式改编包括《两位贵亲戚》和《爱德华三世》在内的39部作品。

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和诗歌,在世界文学交响乐中有特殊的音色和强大的艺术魅力,这些作品教人懂得“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王老师在他的大量研究文章中提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无不散发出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四大悲剧的主角,都诞生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旺盛时期,标志着作家创作的高峰。四大悲剧主角的形象,充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于“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的注重与探索,突出表现了剧作家在“性格悲剧”创新方面的贡献。至于莎士比亚艺术欣赏的差异性,尤其是莎学人物形象欣赏与鉴评的差异性,由于方法和角度不同是很正常的,并且有争论是好事,因为争论有利于再创造。以《哈姆莱特》为例,有人说他是人文主义英雄哈姆莱特,有人说他是复仇者哈姆莱特,还有苦修者哈姆莱特、坚强刚毅者哈姆莱特、犹疑软弱者哈姆莱特、疯狂者哈姆莱特、清醒者哈姆莱特;在评论家的笔下,也有各式各样的哈姆莱特,有古典主义的哈姆莱特、浪漫主义的哈姆莱特、现实主义的哈姆莱特、现代主义的哈姆莱特等。所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有一千个评论家,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王老师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另一巨大贡献,是创办了中国首家外国文学评论期刊。1978年,王忠祥和周乐群共同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外国文学学术刊物。王老师继首任主编徐迟先生之后,担任第二任主编长达12年之久。王老师在担任副主编、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期间,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夙夜不懈,充分发挥了刊物在东西方多元对话、中外文学交流方面的“学术平台”作用。在王老师和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该杂志进入国家核心期刊的行列,同时还被评定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来源期刊。自2005年第1期开始,又被美国AHCI的两大索引目录正式收录,成为目前中国大陆第一份AHCI核心期刊。

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学术权威,王忠祥老师却丝毫没有权威的架子,对待学生、同事,始终是一副谦逊和善的面容,一种忠厚长者的风范。他常常提醒年轻同事和青年学生,学术与人生是应该遵守相同法则的,那就是“求真务实,坚持不懈”。尽力做到四方面的两结合:积极拓新与严格务实相结合,翔实考证与学术探讨相结合,重点钩沉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理论阐释与实证个案相结合。王老师还特别强调青年学生的学习研究应该做到“四勤”(脑勤、目勤、耳勤、手勤)。力求独创性,注意可行性。要在“热门”中探索“冷点”,也要在“冷门”中引发“热点”。在王老师眼里,明确高远的人生志向,正确适当的研究方法,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既是青年学生的人生准则,也是青年学人的治学之道。

魅力无穷的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及人物形象,使得研究者王忠祥老师的个性人格,也因此充满了无限魅力。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忠祥老师,依然是活力不减,青春不老。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他又特意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泛着墨香的学术新著——《建构文学史新范式与外国文学名作重读》,郑重地签上名,赠送给了笔者。

梁志群,男,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