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洞察与批评的超越

摘 要：《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1]一文出自许子东先生的论文集《郁达夫新论》，该文在整体上延续了论文集独特新颖、深刻犀利的特点，又因其紧紧围绕以往郁达夫评论中最为敏感、也最富争议的话题而在多篇文章中显得格外特别。本文旨在阐明评论者许子东观点之新颖，理论之充实，书写之潇洒，较之以往的评论有继承又有突破，有矫正又有批判，显示出许子东先生“敏锐”“从容”，厚积薄发的评论风格。

关键词：自由开放 矛盾 新

就整本论文集来说，《郁达夫新论》可谓横空出世。在刚刚过去的六七十年代，评论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仅仅局限于思想是否积极向上、是否能够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等，而失去了多样化、宽容性和客观公正的批评氛围，可谓比较沉闷。自然，“暴露”“颓废”的郁达夫就一直被排斥在评论范围之外，偶尔提及也是作为反面实例加以批评。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大陆的郁达夫研究逐渐式微，在六七十年代基本成为空白。而郁达夫的思想政治观与艺术创作上的某些不一致经常作为攻讦对象遭到误解。八十年代出现的《郁达夫新论》一系列论文，重新拉开了郁达夫研究的序幕，基本还原了郁达夫及其创作的真实面目，缓和了郁达夫研究的停滞局面，可谓是破冰之作。在某种意义上，这部著作成为了从八十年代起确定郁达夫历史地位的重要基石。而其中《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一文，因其涉及到郁达夫研究中较为敏感的政治观点与作品创作的话题而影响颇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文章中，许子东先生强调正确地理解作家的世界观对分析作家的文学创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否定了以往评论者把作家的社会政治观作为全部衡量标准的对世界观狭义的理解，摒弃了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僵化的批评模式，这是新时期以来郁达夫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文学评论界的开风气之先的拓展，开阔了文学批评的视野，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内容，革新了统治当代文学二十余年的传统研究方法。并且许先生能够透过文学现象的表面，挖掘潜隐其后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深层问题，通过深邃的探究为我们展示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复杂性，以新的姿态展示了文学批评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可谓入骨三分，对此后的郁达夫研究有着非凡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郁达夫新论》中一篇文章，与整部作品一样，有其“新”的地方，这些新的地方就是许子东先生的突破之处，与以往的相关评论比较，我们认为突破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注重结合创作事实，不附庸权威，尽力还原郁达夫及其创作的真实面目。

在评论过程中，许子东先生不离郁达夫创作本身，以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为基础、艺术观念为依托，客观地分析了郁达夫社会政治观和艺术创作相矛盾这一现象，排除了社会政治背景的束缚和羁绊，排除主观臆断，以对真实的创作材料加以合理缜密的主观分析为前提，剖析整个矛盾，直逼问题关键。文章第一部分，以往评论主要强调作家思想的纵向发展变化过程，并按时间先后将其简单地划分为三个阶段。而许子东通过列举郁达夫创作事实，来阐释其创作过程是极为复杂的，矛盾现象时常集中呈现在一时一地，从而得出：问题的症结不仅仅在于思想变化与发展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又如，论述郁达夫在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实相权衡和选择取舍时，通过作品《薄雾》，解释了其作品在涉及到阶级对立题材时为何“没能给读者指出光明的理想”的原因，即世界观中重要的两部分——生活观与艺术观起着主导作用，而不同于以往的“由于作者看不到中国社会的出路，也看不到改变社会现实的革命力量”的传统解释。也就是当生活现实与思想理念发生矛盾时，郁达夫终究会尊重并服从生活和艺术，将头脑中的革命意识与反抗精神淡化。

此外，许子东先生的评价也结合了郁达夫本人的美学观点和艺术见解，有可靠的理论支撑，而不流于空泛。不同于以往评论者断章取义、主观臆断地认为郁达夫是个人主义的代表，其作品的忧郁色彩是作家落后思想的暴露。具体体现在文中，如在探讨艺术与革命宣传的关系时，郁达夫在承认文学可以宣传，可以用来“培养革命家的情绪”的基础上，更强调“文学的效力公用，是间接的。所以必须写得动人，才能达到宣传目的，光是喊喊口号，或作一些教训指示的空壳文章，是没有用处的。”[2]郁达夫坚持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引用作家的原话，使评论更贴近作家，理论充实，没有离开作家谈作家，更具有说服力。

2、能“入”能“出”，收放自如。

许子东先生曾写过一片关于如何把握文学评论分寸的文章，名为《文学批评中的“入”与“出”》[3]，细致地探讨了文学批评“入”与“出”的关系。这里的“入”是指“艺术家对于作品的欣赏、理解和感觉”，是指“研究者对作家的某种沉浸、渗透和陶醉”；“出”就是“批评家对艺术品的审视、鉴别和评判”，也就是“研究者对作家的摆脱、超越和俯察”。可见，对“出”与“入”的合理把握对于文学艺术品的评论至关重要，作者期待的是“入极之出”、“入透即出”的理想境界。针对当前的评论界，作者指出“其‘出’有余”、“其‘入’不足”，“过分干燥，过于超脱，无论是同作家的思路、心境，还是同作品的生活画面，都有一些隔膜。”作者自己努力地实践着他的期待，《郁达夫新论》“入”的很深，是“用情感用心灵触碰作品”。许多时候，在美学观念上，作者与郁达夫能够相互碰撞，见解不谋而合，产生炽热的火花，所以作者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他的评论对象。例如在评价郁达夫对于理念与生活产生矛盾的态度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评论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生活观与艺术观的制约的，即在生活现实与社会理念的对立中，许子东先生更看重作为艺术家所绝不应该缺少的生活与艺术感受力，强调作家应该忠于自己的艺术身份，创造情感真实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评论者许子东先生是与评论对象郁达夫站在了同一基调上。也有些时候，作者进入到其评论对象的情感内部，感同身受地理解郁达夫的创作艺术在表达方式上特殊的隐晦曲折性，体察作家的一片苦心。可以看到，郁达夫“以热烈心肠、同情性和精神性格的独特性”纤敏细腻地感受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同样，许子东先生也以他热情饱满的精神态度真诚地感受生活于数十年前的文学创作者，他自己的评论对象——郁达夫先生。作者的这种评论方式直抵作家内心，深深打动读者，并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心灵和情感的世界。可以说，这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评论者以旁观的态度审视乃至苛求作家，高高在上，冷眼旁观。

作为一个真率主观的作家，郁达夫本人或许都难以说清自己情感世界中那些紊乱、复杂的思绪。但评论者是冷静敏锐的，许子东先生虽然进入到作家的感情世界，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于那里而迷失自我，他以批评家特有的理智去理解作为艺术家的郁达夫的感情世界和忧郁情怀，深刻地分析造成其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相矛盾的心理性格因素。这种研究，对于像郁达夫这样沉迷于自我的作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许子东先生是“先从作品中去找诗人，去探望他的心，去和他一起来就他的题材进行思索，总之，从主体去看对象。”[4]这样，作者就做到了别林斯基所说的“我了解你比你了解自己还清楚”。可以说，《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乃至整部《郁达夫新论》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准。

同时，作者能“入”也能“出”。他没有“过分沉溺过分痴迷在他的研究对象中，能够站在足够的高度，在赏析中透视、发现，在共鸣中抉剔瑕疵”。[5]许子东先生能够发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与他的写作对象靠得太近，有时甚至合二为一，就是在描写和表达自我，没有做到托尔斯泰所说的作家与主人公“稍微离开一点”，没有做到“俯察品类之盛，仰观宇宙之大”。作者认同清代周济“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说法，看到了郁达夫其“入”有余，而其“出”不足的缺陷，虽能感同身受，但未免太过投入，而混淆艺术与生活；因太过真实，而深陷偏颇。以至于作家在“美学冲动中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批判尺度，在艺术探索中缺乏一种深沉的思想力量”，“无法给予应有的充分的思想与美学的批评”。[6]

作者的“出”不仅体现在他对郁达夫作品有清醒的理性把握，还表现在作家思路开阔，将郁达夫放在众多现代文学大家中加以比较，如在探讨作家作品的思想特色时，指出“郁达夫不及郭沫若明亮，没有叶绍钧冷静，也缺乏许地山的哲理，当然更远逊于鲁迅的深刻。”[7]体现其作品在社会视野、历史容量及思想深度等方面的不足，同时使我们看到郁达夫思想的独特性，揭示了郁达夫与同时期其他作家区别，找到了在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文学地位。

综上，许子东先生在论述郁达夫创作时，显然有意摆脱“入及太深”“出之太过”的做法，做到了“入后之出”、“入极之出”。“入”则能与作家情感接触，能从艺术感觉出发理解和体察，感受郁达夫作品所特有的复杂性和整体性，进入其浪漫的艺术世界；“出”则跨越作家郁达夫，处理自我，以澄澈的理智而给予他一种有力的、辩证的价值评判。

3、正确认识郁达夫创作的优点与缺陷，洞悉二者的辩证关系。

许子东先生能“入”能“出”，既能深刻体察郁达夫创作的优势，又能清醒地看到其作品的瑕疵。而作者的过人之处更在于能够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指出郁达夫集艺术家的敏锐和政论家的偏执于一身，其思想上的不尽完善、不够进步恰恰成就了他艺术上的完美。在探讨郁达夫与群众关系时，作者看到郁达夫本人作为小资产阶级其本身必然存在着的阶级属性（某种程度上可称其为弱点），即作为一介软弱的书生始终无法拉近与劳苦群众之间的距离，只能以“浅薄的人道主义”表达自己的同情，认识到郁达夫这种固然存在的世界观内部矛盾。但随后指出郁达夫极端重视一个“真”字，当思想与生活在创作中产生矛盾时，他会更多地选择后者，力求艺术表达上的真实；又如，面对歧路彷徨的青年人，郁达夫将眼光仅仅投向其中一部分的特殊地位，抓住他们既想挣脱社会黑暗桎梏又无力献身于斗争的苦闷处境。在这一方面，作家确有偏颇之处，未能将目光投射得更深远更全面，但许子东认为这恰恰就是郁达夫的优势所在，他将笔触偏执地伸向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他“真率、真切、真诚、真挚，以至达到相当程度的真实——思想在创作中直接以情感、欲念甚至本能的形式出现，真挚到可感知，可触碰，与读者灵犀相通的地步”。[8]因其真诚偏执才更显其深刻到位，也正是这种思想表现的独特性，大大弥补了其作品在社会历史内容上的不足。

总体观之，郁达夫的生活情感没能在斗争中得到彻底更新并纠正其艺术观的偏颇，这是他的不幸；但许子东先生认为，作家也没有摒弃生活经验与艺术观的制约而用文学去图解他的激进政见，可以说，这又是他的幸。正是这幸与不幸的相互矛盾、辩证统一，才有了对郁达夫多姿多彩、趣味横生的文学研究，也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郁达夫，奠定了他在众多文学大家中的独特地位。

《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一文有着自己的“新”，也承接这整部论文集《郁达夫新论》的“新”：论述既全面又简洁，既优美又严谨，行文舒缓自然，从容畅达，把论文当成散文来写；忽略情节结构而专注细节、材料运用恰当贴切；偏重“主情”、关注“情绪”，以郁达夫内在的“情绪”来奠定自身论述的基调等等。整篇文章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作者过人的才华，如同学者刘纳所说：作者“文思活跃，笔力劲峤，有锋芒，有气势。字里行间，辉耀着才气”；作者“不但有才华，而且能有条不紊地驾驭自己的才华”。[9]

在新时期，许子东先生重拾郁达夫这颗被淹没的耀眼遗珠，顺应历史潮流，又对时代有所超越，面对郁达夫的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这样较为敏感的话题，没有仅仅局限于以往观点的束缚，在论述上有破有立，有继承有超越。从小说和政论双向入手，理论充实，分析透彻，揭开附在作家身上近三十年的历史尘封，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郁达夫，为郁达夫研究开启了新的一幕。《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和论文集《郁达夫新论》可谓是新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是一篇（部）破旧立新的杰作。

参考文献：

[1][4][6][7][8]许子东.《郁达夫新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年

[2]郁达夫.《郁达夫选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

[3][5]许子东.《文学批评中的“入”与“出”》 《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9]刘纳.《读<郁达夫新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彬彬，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