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济南惨案”的“不抵抗主义”

计划

5月1日，当获悉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刘峙部、第二军团贺耀组部和第四军团方振武部等相继进入济南的消息后，蒋介石即在赶赴济南的途中致电国民政府告捷，当日还同时致电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要求各督饬所部分路进击，进入直隶和京畿地区。而南京方面亦视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为完成北伐目标的重大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向蒋介石发来慰问电，并要求蒋“指挥北进，早定辽燕”。

待到5月2日凌晨蒋介石本人进入济南时，在济南的国民革命军总兵力约有5万人，是日军的10倍，即便考虑到装备因素，至少已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但是，虽然蒋介石亲眼目睹“沿途日本军队，沙袋，铁丝网警戒甚严，不许我军及人民通过”，却在日记中披露了其打算采取的立场，即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中方“惟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惟有劝止。闻尚有杀伤战士及捕留士兵之举，其种种挑衅侮辱行文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慎之”。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训令各军“切实保护外侨，勿出恶声，勿使冲突”。只是对于大量增派至济南的日军，中国军队一味“忍辱”根本无法避免冲突。从5月3日起，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肆意射杀中国军民，甚至发动炮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北伐军官兵曾予以还击，双方各有伤亡。日军包围了中方的交涉公署，抢夺文件。尤其是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公署交涉员蔡公时，向日方交涉并表示严重抗议，不仅无效，反遭日军剜目割鼻，惨遭虐杀，交涉署的其他人员也遭杀害。同时，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前往日军司令部交涉被拒，连他的办公处也遭烧焚。更有大批日军聚集在北伐军驻地外，勒令缴械，气焰十分嚣张。

对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制造的“济南惨案”，当时国内民众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予日军有力还击。而蒋介石则担心事态扩大，于5月3日当天下令在济南城内的北伐军各军长、师长必须约束部队，不许外出，不准还击；凡在济南城外的部队必须于3日下午五时前撤离济南近郊，力避冲突，绕城北上。在蒋看来，当时对日只能“委曲求全，以期完成北伐再谈外交也” 。5月4日，蒋介石致电南京方面，进一步报告了济南事件发生的情形，称“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很明显，蒋介石并不主张以武力来回应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对国民革命军的挑衅。

当时，围绕着“济南惨案”的发生和对策，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以及北伐军其他各部指挥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5月4日，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发出抗议函，列举了日军在济南的暴行，指出：“依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亦为人道不容，应饬请日兵先停射击撤退，一切问题当以正当手段解决。”同日，外交部还致电中国驻外公使、各华侨团体及各省总商会，宣称国民政府“已根据民意，一再向日使提出抗议……政府自当准备力争，决不退让”。应当指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获得日本的外交承认，虽然在南京有日本领事，可是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交涉却非易事。蒋曾派出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交涉，日军提出的条件是：“一、凡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路与津浦路铁道，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体全数退去二十里之外。”日方并威胁称：“如不了结，即为正式宣战，则革命军必败。”得悉日方的蛮横条件之后，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如此侮辱，日人已决有敌意矣！余亦决心与之周旋！”但他这里所提及的“周旋”，实质上还是希望以退让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以保证北伐的继续推进。5月5日，蒋介石正式向北伐军下达了撤出济南继续北伐的命令，同时致函日军指挥官福田：“本月三日，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官兵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谨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动。”当日，蒋本人也随部离开济南，前往济南西南方向的党家庄，与专程赶来的冯玉祥紧急会商。

冯玉祥曾于1924年发动北京兵变，对于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以后为主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所逼，避退西北地区，1926年加入国民党，他率领的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是1928年“二期”北伐四大主力部队之一，最先攻打济南的方振武部就是在“二期”北伐前夕刚自第二集团军划入第一集团军的。蒋介石曾向冯玉祥约定，凡鲁南作战命令，宜由蒋、冯两人的名义发布。另外第二军团孙良诚部是最先进入济南的，为此孙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则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因此，蒋介石必须就济南惨案现状以及撤出济南、继续北伐的决策，与冯玉祥当面沟通。于是，自5月5日下午到次日，蒋、冯连续“商议对日办法”。商议结果，两人“皆主忍耐”。冯玉祥并以“多难兴邦”的说法，作为不能与日方正面冲突的理由，并命令在济南的孙良诚部只留一个师在济南，其余一律撤出，渡河北上。蒋介石和冯玉祥商定，蒋负责指挥津浦线各部摆脱日军阻扰，渡河北伐，冯则赶回河南，指挥京汉线方面直攻北京。获得冯玉祥的赞同之后，蒋决定正式昭知日方，国民革命军主力将渡河北伐，仅留小数部队在济南维持秩序，希望日方停止军事行动，以维邦交。这实际上是向日方提交的“免战书”。另外通告各国领事，蒋本人已离济南、率师北伐，希望获得外界舆论的支持。5月7日，蒋介石本人随其指挥部进一步退至泰安。

然后，日军并不因为国民革命军开始撤出济南而停止挑衅，反而得寸进尺，向中方提出五点条件，限在5月7日午夜12时前答复，包括：1.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以外；2.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3.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系之高级军官，加以严重惩罚；4.当着日军面前，解除与日军抗争军队之武装；5.将辛庄、张庄两处北伐军兵营开放，让日方监视。蒋介石见到该份条件已经是5月7日夜晚了，虽然他觉得日军“残忍蛮横亦太甚矣”，感叹“以今日情势观之，日军进逼未有已也，国其亡矣，尚能人为？”但蒋介石仍不放弃以和议解决对日冲突。他再次派出熊式辉前往济南谈判，带回来日军福田师团长的书面函，称中方如果不接受日方的条件，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且中方的答复不能令日方满足，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在蒋看来，虽然日方来函“其词语之难堪，亡国之民亦难忍受”，可是5月9日他还是按照日方的要求，重新派出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何成濬以蒋介石的全权代表身份与日方进行交涉，提交以蒋的名义作出的书面承诺：将未能避免冲突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免职；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周围二十华里以内中方暂不驻兵；早已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辛庄、张庄之部队早已奉命开拔北伐。蒋同时要求日军交还被扣留的北伐军官兵及所缴枪械。不过，蒋介石也认识到，“日本此次举动根本破坏国民革命，福田（彦助）所提条件至为惨酷……大有继续侵迫之势，万一退无可退，其将奈何？解决此事枢纽，已不在军事而在外交，不在此地而在有转移能力者——只有英国”。为此，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外交部次长朱兆莘秘密前往香港，与港督会谈，探寻由英国出面调停的可能性。

应当指出，5月9日蒋介石对日方作出的书面承诺，是整个济南惨案交涉过程中，所作出的最大和最后的让步。他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让步不仅意味着国民革命军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和民众的耻辱。正如他在当天日记中所记载的：“国耻、军耻、民耻，今日加重二耻矣，何以雪之？”“余为人格与国家计，必出于死战之一途，一方仍派雪竹（即何成濬）往济交涉，允许惩办不服命令之贺耀组，并允济南廿里周围不住兵，而将防济城之军队撤去。呜呼，悲乎。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在5月10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以后每日看书十页，每日六时起床，纪念国耻。”“土地任人处分，人民任其惨杀，亡国之惨痛极矣。” 5月14日的日记则为：“每日必记灭倭办法一条。……教育严紧，用贤任能，是灭倭之要道。”自5月15日起，蒋每天在日记开头时，都记着思考中的“雪耻之道”并标明序数，如“5月15日 雪耻之道二：教育、编制、经理、军械、军医、炮工、理化、航空、宪警、参谋、交通各种学科”；“5月16日 雪耻之道三：在自强，精神教育更胜于物质，总使人人精于组织，严守纪律，然激之以廉耻精勇牺牲之心，则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