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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现代散文化小说的名家名作

    时间:2020-12-30 12:08:07 来源:工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工作范文网手机站

    摘 要:散文化小说在文学史上众作家手里表现的各不相同,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典型特点。正因这独特的特点,作家们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作家;作品

    虽然现当代文学史上有散文化小说的流脉,有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孙犁、汪曾祺、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这一批人的作品,但是作家们在具体的写法上又有各自的不同。无论是在小说的情节结构、环境描写、人物刻画还是语言表达上都各有各的特点。即使具有师徒关系的沈从文与汪曾祺在某些风格上有些类似,也只是类似而已。

    鲁迅先生擅长白描。在《故乡》中,“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几句简单的描绘就将全篇的感情基调和盘托出。这种“悲哀,荒凉,萧瑟”贯穿了全篇。在作者的全部所见所思所想中,在细脚伶仃的豆腐西施身上,在闰土拿走香炉和烛台的时候。甚至萧红也说过类似的,“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鸭的喜剧》等等[1]”。但是鲁迅先生把它们收入了自己的小说集。就连本人在阅读到《一件小事》这一篇的时候,也是颇感诧异。总是感觉,这一篇小说怪怪的,风格与其他的篇目大不相同似的。鲁迅先生的抒情视角与语言也是迥异于传统小说。如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如《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等,这些第三人称既有鲁迅自身的影子,又有鲁迅对他者的一种拷问。所以,钱理群等学者说鲁迅先生,对自己苛责,对国人也苛责。

    废名在用词造境上用力颇深。虽然废名自称,“我写小说,正像唐人写绝句一般”。废名极力营造的是诗的意境,但是对于长篇幅的小说而言,凝练典雅的散文笔法的小说的形容更为恰当。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选了废名的《洲》《万寿宫》《芭茅》《“送路灯”》《碑》《茶铺》。他在导言里说: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着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的亦未可知。今从《桥》中选取六则,《枣》中也有可取的文章,因为著作年代稍后,所以只好割爱了[2]。散文大家周作人的言语充分体现了对废名散文化小说的激赏。

    萧红的散文笔法更是自成一家,别人模仿也不来的。《呼兰河传》的开篇,用了大段的篇幅去交待呼兰河的背景及风景。这一点在后来的汪增祺的《大淖纪事》的开篇又能看到。但两者的描写表现又是不同的,遣词造句也是相异的。萧红的用语是“明丽和新鲜”,ABB式的词语句式构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儿童化的视角充满了温情和温暖。对童年生活片段化的,随机似的追忆又有着常人难以有的触感与体验。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是不可复制的存在。《边城》里面对沅水的介绍,对翠翠成长环境背景的描写也是形成了作家自己的章法。这样的篇章结构与行文情节与他后来的《湘行散记》和《湘西》实在没有多大的区别。这并不是说作者小说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作者写的不是纯粹的小说。描述多于记叙。在小说内容上不拘泥于传统小说。在行文结构上也是如沅江的流水一般,行云流水,随意自如。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实践了他自己的“主张”:坚持“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的道理,就像他特别欣赏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写法。沈从文有一篇《菜园子》,也是一篇结构散淡,故事情节不够突出,人物简化的特点。

    从解放区走来的作家孙犁,他的小说创作因受着“白洋淀水乡”的深刻影响而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并且,孙犁的小说前后呈现了不一样的特点。如果说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蕩》是诗意小说还可以让人接受,而到了《风云初记》则就很有散文化的特点了,《铁木前传》也像是一篇娓娓道来的散文了,像汪曾祺在《受戒》的末尾提到的: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孙犁的《铁木前传》通篇充满了对童年的感慨。抒情的调子也是贯穿了全篇。孙犁的笔调越老越缓,很有散文的格调。评论者们总是称孙犁的小说“清新俊逸”,这与传统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豪迈昂扬的调子是截然相反的。孙犁出版的集子有的篇目难以区分体裁,诸如小说散文集或者散文小说集《荷花淀》、《农村速写》,后来的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到了晚年散文小说集《秀露集》《如云集》《曲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孙犁全集》共十一卷,其中第十卷包括:小说,散文,诗,剧本,唱词,理论、杂著。由此也可以看出孙犁的小说与散文是难以分开的,不仅同时期既有散文也有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小说的内容笔法上看,孙犁小说都渐趋于散文化的创作。总体而言,诗意只存在于孙犁小说的某些篇章中,而散文化的特点却可以概括孙犁的大部分小说。

    汪曾祺的创作横跨了现代和当代,散文化小说的成熟应该是新时期以后的作品。在汪曾祺的笔下,无论是结构还是情节都更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小说在汪增祺的手里,如一块橡皮泥,可以自由伸缩,这种潇洒随意的文风是一种炉火纯青的技艺。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汪增祺的《受戒》一经发表,人们纷纷惊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其实众人不识的是,小说早已经“这么写”了。只是以前的作家要么“隐藏”的好,要么不太被“认可”。而且与前后的作家相比,汪曾祺的散文笔法运用的最为得心应手。汪曾祺对小说的写法很有自己的见解,他甚至说,自己有意打通小说、诗歌、散文之间的界限。这种文体创新的意识与自觉确实使他的小说风格独特。散文化小说在汪增祺的笔下如天外行云,潇洒随意而又多变。

    当代作家何立伟的小说《白色鸟》,意境是诗的,笔法是散文的。小说为人称道的是对环境诗意化的描写,对矛盾冲突事件无意间的回避,对天真纯朴少年的赞美。小说的背景虽然是十年动乱的时期,但是全篇呈现的却是祥和、美丽的画面,作者也用了大篇幅的段落来营造这种诗情画意的氛围。两个纯真的少年在水边戏水玩耍,对丑陋无序的社会现实,只用了一两句话一笔带过。整篇诗意化的氛围在作者平稳和谐的笔调中缓缓展开,诗意是贯穿其中的,而结构及笔法等却显示着散文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聂绀弩:《萧红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北京第2版,第3页。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初版,第13页。

    作者简介

    刘玉梅,女,聊城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现当代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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