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题材影视剧艺术特色管窥

[摘 要] 甘肃题材影视剧艺术特色在西部影视剧共性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通过表现独特的自然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痕迹,展现了“崇高美、阳刚美”的人文情怀;通过表现多元民族文化中的民族趣味进一步探究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通过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塑造了瑰丽的视听造型;形成了有文化识别性题材类型和地域区别性景观资源的影视作品,在拍摄形式层面形成了特有的影像风格和纪实性追求。

[关键词] 甘肃题材影视剧;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影像风格

随着理论界及电视剧艺术实践中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和强调,我国电视剧领域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如“京派”“海派”“津派”“西北风”等。[1]“所谓的地域文化特征,实际上是特定地区在长期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包括特定的风俗习惯、生活情趣、语言格调和精神状态。”[2]甘肃影视产业在近年的发展中,其地域文化特征日益明显、影视审美风格逐渐明晰。

甘肃题材影视剧主要是指以描绘甘肃历史文化、民族关系、生活习俗、地域风情、现实劳作,并由此深入体察、揭示人性精神为主要审美特征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具有独特艺术内涵和美学个性的流派。电影代表性作品《黄河飞渡》《红河激浪》《草原雄鹰》《萨里玛珂》《盗马贼》《祁连山的回声》《红流》《天地英雄》《太平使命》《月圆凉州》等,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曾产生过不同的影响;电视剧代表作品《梨树沟往事》《黄土女女》《老柿子树》《山那边是山》《多梦的青春》《火红的年代》《在那遥远的地方》《兵车行》《兰州空战》《倚天钦差》《开天辟地》等独有的艺术风格,使甘肃题材影视剧逐渐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成为甘肃文化的亮点之一。

一、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

“地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和时间连续体之间共有的经历。”[3]甘肃的文化资源有着鲜明的自然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痕迹,黄土高原、黄河远山、大漠落日、戈壁驼铃形成的苍凉而厚重的自然美,黄河文化、敦煌文化、丝路文化、始祖文化等为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孕育出了具有“崇高美、阳刚美”的人文情怀,孕育了甘肃题材影视剧特有的文化底蕴。

黄河不仅是甘肃居民的生活水源,更是精神寄托。在景泰、白银、榆中等地拍摄的《黄河浪》,展示了鲜为人知的羊皮筏子工的生活,表现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黄河儿女艰辛悲苦的生活以及乐观豁达的心态。《黄河古镇》则围绕青城两个水烟大户三代人的恩怨展开,反映“青城水烟”这一地方工业从兴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黄河飞渡》在永靖县“英雄渠”附近的炳灵寺附近实地拍摄,记叙永靖刘家峡人发挥冲天干劲,使为害万年的黄河为人民造福的英雄业绩。山河由自然的存在物变成了审美人生的存在物,具有天地混沌未开时的山河特性,即自然性与人性在人生实践中特别是审美活动中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与和谐的沟通,山河中蕴涵着人文精神,自然山水变成了文化符号。[4]以黄河文化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中所体现的崇高、阳刚之美,最终都指向黄河儿女们生生不息的精神生活,他们如同黄河一样“耿直、固执、疾恶如仇”,却“孝顺、宽宏、温柔敦厚”,具有宽阔包容的博大胸怀和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表现了富有阳刚之气的雄性品格,[5]成为黄河文化鲜活的注脚。

敦煌文化是文化艺术的汇聚和人文精神的缩影。电视剧《大敦煌》围绕“藏宝、夺宝、护宝”的主线,展现了千年洞窟艺术的神秘与辉煌,歌颂了主人公梁墨琰放弃在国外前程无限的学业、扎根条件艰苦的敦煌、成为一名坚定的敦煌文化守护者的奉献精神。这种默默耕耘的品质,成为甘肃精神的典型代表,也是主流文化的理想寄托。甘肃特有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养育了雄性气概的人文精神和阳刚之美的审美取向,成为甘肃题材影视剧独特的内容来源和价值归宿。

二、多元民族文化中的民族趣味

甘肃省现有5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219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87%。世居的少数民族有回、藏、东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族等16个,其中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为甘肃独有民族。

2006年进入联合国总部放映的电影《月圆凉州》反映了13世纪初发生在甘肃凉州的“凉州会盟”事件,蒙古汗国西凉王阔端不愿重蹈祖父成吉思汗、父亲窝阔台用杀戮铁骑征服天下的覆辙,而以对话和谈的方式促成西藏和平统一回归祖国。影片在西藏及山丹、甘南、武威、天祝、张掖、敦煌等地拍摄,生动展现了藏、蒙、汉等民族的音乐舞蹈及藏传佛教文化。第四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走进香巴拉》讲述了世代藏民为了来世能进入理想的天国香巴拉,忍受着现世的苦难。而自从改革开放之风吹到了草原牧区,走进香巴拉已不再是去来世的极乐世界,而是走现世的富足之路,[6]该剧展示了藏人独特的宗教、文化、生活观念,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电影《萨里玛珂》则以甘肃特有少数民族裕固族独特的“马背小学”为线索,讲述在党的政策引领下萨里玛珂带领乡亲们共建家园、牧民生活日益富裕的变化。《拉卜楞人家》则通过一个藏民四合院里4对年轻人和一位老人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藏汉和谐发展的现实生活。民族风情、民族友爱和民族发展成为甘肃题材影视剧独有的魅力并更具现实意义。

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视听造型

民俗化倾向不仅有准确击中民族文化命脉的便利,提高电影的人文思考能力,而且,民俗化创作倾向把滞存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大量的、新鲜的生活素材纳入摄影机镜头,为电影开启了一个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民俗中的衣食住行用、生婚病老死、天文地理、神话宗教、伦理道德无不展现出既陌生又熟悉的灿烂景观,丰富了电影影像的内容。[7]质朴、亲切、乡土的甘肃民俗和民间文化以“有意味的形式”,在影像中融声画于一体,用文化符号来承载魅力。

由甘肃张锐编剧、田壮壮执导的电影《盗马贼》,展现了沐浴节、护法神舞、晒佛、天葬等神秘的藏族仪式,影片中大量的民俗和宗教场面让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藏族民俗与民间文化以全新的姿态呈现给观众。《老柿子树》里羊皮筏子、黄河水车是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的生存智慧,水烟、刻葫芦、兰州鼓子戏等众多民间工艺集中展现了甘肃的文化魅力。陇东电视剧《黄土女女》,将民间艺术如剪纸、香包、刺绣作为媒介,探寻民间艺人的坎坷人生。窑洞、地坑院等庆阳农耕民居和生活场所,展示了一副浓郁的黄土高原民俗文化画卷。

听觉元素在甘肃影视剧的民俗化中也有表现。《老柿子树》中浓郁的兰州方言,对白采用“京兰腔”(兰州音的普通话),去掉普通话的儿话音,在台词的最后加上兰州味的“萨”“呢”等尾音,[8]加重后鼻音。在词语上将喜欢说成“稀罕”,对孩子统称为“娃”,男性角色的对白中经常会出现粗口现象、以显示直率与粗犷。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指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所表现的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用民间语言来表现,民间世界才能通过他自己的语言,真正获得主体性。《老柿子树》的主题曲《傻黄河》融合了花儿、兰州鼓子、秦腔、陇剧等多种音乐元素,由兰州戏曲剧院的“西北花脸王”张兰秦演唱,由兰州市秦安路小学合唱团用纯正的兰州方言伴唱。《黄土女女》则吸收了信天游、陇东道情等民间音乐。这些地方曲艺从听觉上带来地方性音乐的新鲜感。

四、独特的影像风格和纪实性追求

“在一般的电视剧中,景物只作为一种环境造型因素,并不能和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处于平等的地位,但西部电视剧中的景物却突破了传统影像的造型功能,具有双重作用,除了起环境造型的一般作用外,更成为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深厚美学意蕴的荧幕形象。”甘肃题材影视剧中,景物不仅发挥了造型、审美的双重功能,还传递了厚重古朴的人文情怀。西部地区悠久的乡土生活规定了西部历史与艺术表达的美学特征,钟惦棐概括为“驼色”“倔强”,前者指自然情状,后者侧重人性内涵。[9]黄河是《老柿子树》剧中贯穿始终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核心意象,驼色和缓缓的流动是它的表象,大智若愚是它的理念,它具有混沌的美,古朴苍凉、倔强执著的美。黄河在剧作中不仅具有场景作用,更成为世代生存于河旁普通人生活经历的见证者。

“纪实性长镜头”的使用是西部电视剧重要的表现手段,[10]这种用景深镜头和长镜头保持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以追求空间真实、整体真实和客观真实的艺术手段在甘肃题材影视剧中运用充分,它使剧作整体节奏缓慢,自然风光完美体现。电视剧《山道弯弯》在表现古老的青石板路、盘旋的山间小道、青翠的竹林、涓涓的黑水溪、大螃蟹时,多次使用长镜头以表现隐逸在大山中的小村庄所具有的宁静安逸之美,使主人公二猛这个憨厚耿直的西部汉子更显现出人性光辉,整部电视剧淡中见浓、含蓄深沉。另外,广角镜头、运动镜头、俯视镜头的综合运用也有效展示了广袤的景象,凸显了人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艰辛。例如,《老柿子树》中因为族规而嫁给傻子金娃的女孩翠翠,新婚第二天穿着火红的新衣服奔跑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她要逃出无爱的婚姻:广角镜头彰显了该画面的视觉张力,巨大沉默的黄土地与身着红色衣服、想要冲出黄土地束缚的女孩,成为传统与现代对峙的隐喻。

上述拍摄方法、景别运用既充分展示了甘肃独特地理空间所具有的广袤、宏大的自然特征,也深刻表达了对内在人性的反思,表征着西北人在长期的特殊环境中积淀、凝聚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正是甘肃题材电视剧能够产生超越现实、激发理想的美学灵魂。

早在20世纪80年代,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就提出了“开拓新型西部片”的问题,将电影艺术实践中“西部题材”的提升转变为具有现实主义品格、人性视角和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甘肃题材影视剧在表现独特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深入挖掘,形成了有文化识别性题材类型和地域区别性景观资源的影视作品,在拍摄形式层面形成了特有的影视美学风格。甘肃题材影视剧艺术特色在西部影视剧共性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从而成为我国影视剧艺苑中的奇葩。

[参考文献]

[1] 高鑫.电视艺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26.

[2] 王伟国.电视剧策划艺术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3]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1.

[4] 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76.

[5] 黄怀璞.西部影视如何面对西部大开发[J].丝绸之路,2001(S1).

[6] 林毅.少数民族题材的电视剧也有作为[J].中国电视,1994(03).

[7] 刘德濒.民俗化: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化阐释[J].电影艺术,1997(05).

[8] 平丽艳.《老柿子树》里的“甘肃符号”[J].党的建设,2008(05).

[9] 聂伟.钟惦棐西部美学思想的当下阐释[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

[10] 徐雄庆.浅谈西部电视剧的艺术特色[J].中国电视,2008(01).

[作者简介] 张茜(1980— ),女,甘肃天水人, 文艺学硕士,兰州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美学;李洁(1984— ),女,甘肃庆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美学;鲍燕蓉(1983— ),女,甘肃兰州人,文艺学硕士,兰州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