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的视角下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基准模型及其应用的研究

摘要：随着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尔丁作品被引入中国，其代表作《蝇王》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主题选择方面，《蝇王》的“人性缺陷”主题和从中追溯社会弊病根源的创作初衷深刻影响了八十年代以来的许多中国作家，并形成对传统创作理念的一次较大的反驳。就表现手法方面，戈尔丁小说中纯熟的寓言和象征手法也历来为很多作家所推崇，并将学习、模仿、使用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的风尚推上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的进程。

关键词：戈尔丁；《蝇王》；中国当代小说；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383（2017）04-0097-04

Abstract： Around 1980， the influential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made literary writing and comments in China unprecedentedly

active. During this period， Goldings writing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ich made a deep influence upon the generation of scholars， especially in thematic thoughts and art devices. In effect， Goldings writing techniques， such as allegory and symbol， have come to penetrate in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Golding； Lord of the Fl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influence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蝇王》在中国的传播

1980前后，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在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思想贫乏年代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可以想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空前活跃，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理论思潮纷纷涌入，形成了又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1980年5月，《文艺报》组织了部分作家、评论家召开了一个关于艺术创新的讨论会，与会有些作家认为艺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艺术形式的变革，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已经不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流，这些观点当时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中国创作界力图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以新理念、新形势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的思想却是暗潮涌动。文革期间一度停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文学》1978年正式复刊，在文革之前它是唯一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刊物。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创办《外国文艺》，198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外国文学》双月刊介绍研究国外文学，这一时期此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一个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外国文学的途径，文学期刊往往具有及时性、灵活性、和影响的广泛性等特点。期刊的译介能够紧随世界文学发展的动态，如戈尔丁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化译丛》1984年第1期就以两篇译文对戈尔丁进行介绍；《世界文学》1984年第3期译介了戈尔丁的中篇小说《特命公使》；《外国文学》1984年第7期刊载吴明等节译的《蝇王》；而且期刊译介的灵活性表现在可以将译文和评论、研究同时刊载，以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欣赏。

相对于文学期刊影响的灵活性与普遍性，外国文学史或国别文学史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而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起着引导性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诸多重要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几乎都有戈尔丁作品的介绍：如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汪介之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史》，瞿世镜等著的《当代英国文学史》，王守仁等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侯维瑞等著的《英国小说史》及《英国现代小说史》等。《中华读书报》的“国际文化》专刊于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20世纪百部文学经典》调查评选活动，这是一次由读者参与评选的活动，排名靠前的多为外国文学名著。而戈尔丁的《蝇王》位居第42位，而一些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如《家》《飘》《永别了，武器》《洛丽塔》等位居《蝇王》之后，可见戈尔丁的《蝇王》在读者心中的分量。

2 《蝇王》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

著名文学评论家胡晓明说“上个世纪，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流行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其中有一篇小说人人皆知，即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最重要的小说，名为《蝇王》”。[1]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繁荣和革新的时代，当今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批著名作家正是在那个时候脱颖而出。而这一批作家正如胡晓明所说，普遍经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洗礼，或者说是喝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乳汁成长的。《蝇王》作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之一，自然在那一代学人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代先锋派作家马原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文学成了人们生活的重心。他说：“对于刚从文革灾荒走过来的中国，当时文学的盛况很让人觉到一点文艺复兴般的激动。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出版，由于思想解放的提出，数量极其巨大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洪水一样涌入，让我们一下看到了如海一般辽阔的书的世界。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卡夫卡、安德烈·纪德、加缪、福克纳和胡安·鲁尔弗；知道了戈尔丁、贝克特、叶芝和艾略特；还有许多，许许多多。”而在潮水般涌入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他读得最多的是英国文学作品，“从菲尔丁开始，我成了虔诚无比的英国小说的信徒。在我心中，简·奥斯丁、毛姆，以至柯南道尔和阿加沙·克里斯蒂都是文学历史中罕有的巨匠。我愿将我个人字典中最富崇敬意味的词汇奉献给他们。还有伟大的吉卜林和不那么伟大的乔伊斯、戈尔丁。”[2]1984年马原在《西藏文学》第8期发表《拉萨河女神》，该小说发表不久，有评论者就指出，《拉萨河女神》有“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尔丁的《蝇之王》”的影子。其中写到“拉萨河畔布满苍蝇的猪尸”，明显带有戈尔丁小说《蝇王》印迹，可见戈尔丁的《蝇王》对于马原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

刘恒虽然没有正面谈及过戈爾丁的《蝇王》，但有的评论家认为他发表于1989年的长篇小说《逍遥颂》可以说是对戈尔丁《蝇王》的一次回应，小说对人性恶的开掘具有更强的写实性，而更少的童话与荒诞色彩。但与《蝇王》相类似，故事也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逍遥颂》以文革时代为背景，一群“狗崽子”为了逃避追杀而躲进了一栋废弃的教学大楼里面。不过，离开外部邪恶的世界，这个封闭的空间中却并没有驱除人性中的阴暗，这里同样成为一个“人性试验场”，其中充满着权力与阴谋、暴力与恐惧，这些都明明显出他们所躲避的“文革”流行病症。尽管都以儿童作为故事的主角，刘恒的这部作品同戈尔丁的《蝇王》一样，通常不会被视作儿童文学，而被看作是 “成人文学”。《逍遥颂》所探讨的“人性恶”主题和营构故事以凸显主题的艺术手法都可看到《蝇王》的痕迹。

对于戈尔丁的小说创作思想无论持何种观点，赞同抑或反对，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里，《蝇王》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王朔在一次访谈中批评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谓“作家学者化”的口号，不赞同所谓文学要有哲学深度的口号，所以他坦言“存在主义小说，加缪他们那种小说并不好看。我不喜欢的小说还有《局外人》，戈尔丁的《蝇王》。”他认为文学应该是提供一个丰满的生活，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读解，而不说那种概念化的东西。王朔不喜欢《蝇王》，显然在于这部小说在他看来也是提供了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无非就是通过一个荒诞故事阐述一个“人性本恶”的哲学理念。《蝇王》是否为所谓概念化或哲理化的小说，还值得商榷，抛开艺术手法不论，仅仅从“人性恶”思考这点上就足以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造成不小的冲击。与王朔的态度完全相反，余杰极力推崇戈尔丁的《蝇王》，他在《心灵独白》中说：“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掠。……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语》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3]

中国当代作家郑彦英的《洗心鸟》也试图通过一种特殊封闭环境的营造来剖析现代人心理世界潜藏的阴暗。作品讲述了一国营工厂的厂长林一静，周末带领手下和同友、方发民、于晴及陈大二出海钓鱼，却瞬间被某种超自然力量将他们带到了一个亚热带荒岛之上。在这个荒无人烟之地，他们为了克服种种困难，需要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社会组织，而林一静是天然的领导者。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人性之恶得以充分暴露，林一静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用各种手段，神话自己的权威，以达到对其他人的精神控制。而其他人也各有图谋，为了得到领袖的谅解，他们不断地反省，忏悔，以洗涤自己的灵魂。小说以超现实的情节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对人性中潜在黑暗力量之深入的剖析。小说的荒诞情节，魔幻色彩和人性恶的开掘方式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戈尔丁的《蝇王》。

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支笔》发表于2007年《收获》第四期，作者在题记中写道“要从人性的缺陷中追溯社会弊病的根源”。直接引用戈尔丁的话作为小说的题记，显然作者是要对戈尔丁小说《蝇王》的主题作中国式的探索。只要认真读一下这两部作品，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渊源关系。故事主人公同样是一群儿童，小说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文革”的前夕，小学生陈大毛拿了同学的一支笔，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然而这却成了他的灾难，同学的孤立、要挟、欺侮以及大人的冷眼，他的退缩与懦弱也只能换来更大的失败。一次次的打击后唤起了他的反抗意识，并开始有计划地实施他的复仇计划，一场看似儿童的游戏，逐渐演变成勾心斗角、以恶抗恶的残酷的斗争，人人卷入这个人性恶的漩涡。自称“我本善良”的陈大毛最后通过阴谋和拳头终于称霸“江湖”。

戈尔丁“人性恶”的开掘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许多作家，形成了对于建国以后创作理念的一次巨大的反动。所谓群众喜闻乐见艺术形式和高大全式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再成为作家的艺术追求。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的运用逐渐成为中国作家的自觉，戈尔丁小说纯熟的寓言和象征手法也历来为很多作家所推崇。作家阿来在与冉云飞的对话中对20世纪小说中世界性的寓言表示了认同，他说：“的确，我也同意20世纪的好小说大抵都与寓言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戈尔丁的《蝇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等等”。在谈到影响与写作的关系的时候，并不讳言自己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就像我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他们的影响一样，其实我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他认为每一个作家的影响都是阶段性的，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精神的，很难分清彼此。阿来认为作家有可能模糊自己所受到的影响，是因为潜意识中存在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但一旦从中超越出来，那么创作的快乐就会来临。[4]不少评论者认为阿来的《尘埃落定》受到戈尔丁小说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挪用，而是吸收基础上的融通，我们姑且也可以把这种影响看做是精神的影响。戈尔丁的寓言与象征手法犹如小说创作的教科书一般，屡屡被评论家和作家们所提及，陈应松谈到关于他的小说《黑艄楼》和《大寒立碑》中写实与象征的结合，“应该说，已经有很多外国作家在这方面有了成功的实践。像戈尔丁的《蝇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们整体象征，又十分写实。小说本来就应该具有象征意味。”[5]

夏商把自己定位为先锋文学的后期作家，并不回避他所受到的西方文学的影响，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格非、莫言等人的创作一样，他坦诚那个年代几乎每个西方文学思潮都对这一批人产生了影响。他的长篇小说《乞儿流浪记》语言上有欧化的倾向，其实更显欧化倾向的是小说采取了戈尔丁式寓言的手法。“那是一部关于欲望、饥饿和性的小说，我把故事放在一个岛上，描写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岛有哲学意味，是一个封闭的陆地，和普通的大陆有很大区别，很多寓言故事都发生在岛上，比如戈尔丁的《蝇王》。这部小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一方面意象比较集中，寓言性基本完成了，另一方面我在写作中发现语言的训练很重要。”[6]

3 影响与反思

通过对诸多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戈尔丁经典性的寓言和象征手法深深浸透到中国当代文学精神之中。但他的作品，特别是其代表作《蝇王》，更多的是研究人性，反思人性中的邪恶。先验人性恶的表现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却难见踪影，这样的一种表达从本质上说是不符合中国的文化精神的。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西方文化把心灵中非常肮脏的一面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但是，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教育，教会我们要想方设法把人性中肮脏的东西包起来，藏着它，假装看不见。我们往往不愿意鞭笞自己，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欲望和邪念，更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当然也就不能认清自己。说到底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戈尔丁的“人性的黑暗”的神话，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找不到精神上的认同，或者说，国内缺乏戈尔丁作品更好的传播和接受的文化土壤。这也解释了戈尔丁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相当有限之原因。

参考文献：

[1]胡晓明.二十一世纪的人性图景[N].文汇报，2012-07-18（3）.

[2]马原.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每天阅读五小时[N].南方周末，2000-09-07（7）.

[3]余杰.心灵独白[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49.

[4]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5）：8-10.

[5]樊星.陈应松访谈录[J].创作评谭，1999（4）：30-34.

[6]夏商，河西.小说家写到最后拼的是“拙”[N].文艺报，2013-05-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