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外来文明

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发展；而南亚的佛教，也冲击渗透着中国的儒学。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盛世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国文化的远播，又影响着东南亚诸国的发展进程。文化的双向传播，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历史作用。反过来，历史上有许多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的阻隔和闭塞，最终衰落甚至毁灭。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张骞因此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的，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之后因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确实导致了外来文化因素对中原的影响。两汉时期，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宾（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地区）、乌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后汉书·西域传》），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盐铁论·力耕》）。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从四川、云南进入印度地区，当时确实有再转而西向大秦（编者注：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的交通路线。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晋宁出土的西汉青铜双人盘舞透雕饰件，舞人足踏长蛇，双手各执一盘，舞姿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类似的文物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通路在当时联系着中国西南地区与印缅地方的历史事实。“西南丝绸之路”后来曾经十分畅通，东汉所谓“海西幻人”即西亚杂技艺术家们，就曾多次经由这一通道来到洛阳表演。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起初以《易》书卜问，得到兆示，说：“神马当从西北来。”他接受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的大宛“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太初四年（前101），汉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马之后，又作《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可以看到，汉武帝渴求“天马”，并不是仅仅出于对珍奇宝物的一己私爱，而是借以寄托着一种骋步万里、降服四夷的

雄心。

“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当时，据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汉书·西域传下》）。国外有的汉学家评价当时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所谓“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象征这一时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文化符号。“天马”悠远的蹄声，为西汉时期中西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长久的历史记忆。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胸襟。鲁迅曾经热情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我们通过对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对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宏大之风”，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古代的外来文明，绝不仅仅是所谓“异物内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古代中国曾经以宽阔的胸襟面对外域文化，热心吸收其中具有积极因素的体现人类智慧的成分。例如原生于印度的佛教的传入，就是典型的例证。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年代，有多种说法。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浮屠经》即佛经，是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有学者认为，这是关于佛教传入的比较可信的记载。一说汉明帝永平年间，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次日问群臣：“此为何神？”通人傅毅回答说，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见，可能就是此神。汉明帝于是派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往西域访求佛法，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牟子理惑论》）。或说永平十年（67），蔡愔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得到佛像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阳。汉明帝特为建立精舍，是为白马寺。据说摩腾与竺法兰二人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

根据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有的学者结合东汉佛教盛行于东海地区的记载，推想孔望山佛教艺术从海路传入的可能性很大。佛教传入内地，或许并不只是途经中亚一路。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最早的信奉者多为帝王贵族，如楚王刘英为斋戒祭祀，汉桓帝在宫中立祠等。后来才扩衍至民间。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一位普通僧人玄奘开始了他赴印度求法的行程。玄奘西行取经，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不仅旅途十分艰险，而且在文化史上有伟大的意义。他通过自己非同寻常的交通实践，不仅成就为一名著名的佛学大师，而且对于中原和西土的文化沟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旅行记录《大唐西域记》，详尽记述了游学沿途所见所闻的一百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物产民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甚至近代学者在中亚和印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时，仍然重视它的指导意义。

玄奘回到长安后，组织硕学高僧，主持对佛经的翻译，共译出佛经74部（一说75部），1335卷。通过这次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活动，佛学对中国的文化影响达到了新的水平。玄奘不畏艰难、远行取经的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内质中热心汲取外来文明有益营养的积极一面。

其他来自西亚的宗教文化，还有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当时，“中国政府的习惯是各自信仰其宗教，而又不会表现出以不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邻居的信仰”。外来宗教的命运，在大多历史阶段感受到了这种“宽容”。

唐代社会风尚受到“胡风”的强烈影响，当时的艺术作品也表现出对于外来事物的浓烈兴趣。唐诗和唐画都因此体现出宏大辉煌的盛唐气象。唐代传入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包括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丰富了唐文化的内涵。事实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盛世的成功，往往都有吸收外来文明因素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宽宏开放地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繁荣。

宋元时期，佛教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援佛入儒，用佛教的思辨哲学和逻辑思维改造儒学，创立了儒学的新体系——理学。明代的王守仁，以佛学的心性之说和直觉顿悟方法改造理学，成为心学的代表。这些，都是外来文化促进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典型。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然而，民间的海外交往没有止步。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民间通过海上丝路的中外交通却日益发达。中国的一些商人和破产农民，泛舟海上，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侨的祖先。他们在维系和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总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华夏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推陈出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自身，而中国自身的文化也对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相互影响中，中国认识了域外，域外也认识了中国。中外文化的差异，促使人们破除思想上的畛域，改造自我经验积累的思维定势，不断借助外来文化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使自身文化达到新的境界。

（选自《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