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图专研究部的作用与启示

总结。

1 文华图专研究部的创建与沿革

1.1 研究部创建的背景

1.1.1 研究部创设的社会背景

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界，合作并非学术研究的主流，关于成立图书馆学研究组织的呼声时有发出。如沈祖荣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发文号召：“各地宜成立图书馆学研究会、图书馆俱乐部等，以谋推进本界专门事业之发展”。对于专门研究组织的需求还体现在对研究选题的导向方面。如毛坤提出：“我们想拟定一个书单，将值得翻译介绍的东西放在里面，再请有知识的人加以相当的审订，供有心作这件事业的人的采择。不过通俗的书，容易有顾主，书店多半肯承印，专门的书就很难。这就望学术团体，如我们的协会那样的机关来承担才行”。然而虽多有提议，但民国时期各级图书馆协会事实上并未承担起研究组织工作。

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密切相关的一些学会，如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会等，开展了参观图书馆、举行学术演讲、开办座谈会、刊行学术刊物等活动，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惜从今天可获取的史料来看，成果数量有限。相比而言，文华图专研究部所留下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厚。

1.1.2 文华图专合作研究的传统

文华图专研究部继承了学校合作研究的传统。在学校前身文华图书科创办之时，便以“专门研究图书馆学术”为己任。至其研究部成立，集合了文华图专在校师生和校友的力量，将文华图专促进学术研究的意向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文华图专师生在研究方面的协作可以追溯到办学之初。1922年沈祖荣在所编著的《中国书目十类法》基础上，与胡庆生探讨，并将这种探讨延伸至学生中，将最后的研究成果汇入《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一书。在学校的发展中，研究风气逐渐浓郁。1929年，文华图专学生在胡庆生、沈祖荣和毛坤等老师的指导下创办了《文华图书科季刊》（1932年后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季刊》”），这份刊物后来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并称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大期刊。

《文华图专季刊》的成功创办推动文华图专师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文华图专研究成果——文华图专丛书也初具规模。在文华图专良好的研究氛围和师生对探讨学术问题的热忱中，研究部应运而生。

1.2 文华图专研究部的沿革

文华图专研究部的设立有着明确的记载。据1932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所载《校闻》：“校中自本学期起，增设研究部，专以收集关于图书馆学之著作，供本校师生之研究及计编译与出版事宜为目的。特聘徐家麟先生专任此职，以收速效”。

文华图专所设立的研究部并非一个学生社团，而是与教务部、总务部类似的行政部门。1932年研究部设置后，由徐家麟担任主任，其工作往往与编纂和出版相联系，多由在校教师兼任。1933年，查修任研究暨编纂主任，成立由校长沈祖荣（当然委员）、4名在校教师（查修、易均室、徐家麟、毛坤）、1名特聘编纂员（皮高品，后到武汉大学图书馆任职）和1名学生（于镜宇）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开会选举，产生主席（查修）与书记（毛坤）各一名，由二人负责办理一切事务。并在第二次会议中制定《暂定出版事宜则例》。

研究部在不同时期，曾与其他类似职能部门合并，有时或以其他名称出现，如编纂部、出版委员会等。这与当时文华图专管理模式有关。文华图专专任教职员工仅十数人，行政结构精简，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严格层级，而是以校长为首，采取家庭式的管理方式。主任一职多由专人担任，且人选多为当时或前后任教务主任，如表1所示，在实际工作中群策群力，各取所长。

如1937年前后研究部就以“出版委员会”之名出现，设在“校务会议”之下，下辖“季刊社”和“丛书编审委员会”。章程规定出版委员会以校长为当然主席，其他成员包括教务主任、教员三人、学生二人。

1941年文华图专自重庆求精中学迁址廖家花园后，研究部又开始活跃起来，1943年曾与教务部合作，以研究促进教学。文华图专自重庆返回武昌办学后，1947年6月至1948年10月间，研究部在《华中日报》副刊上开设专栏“图书与文献”，专门刊载相关文章。这是研究部难得的公开亮相，也是在其发展历程中唯一的一次。至1949年，在文华图专教务委员会下，由教务主任李廉兼任学术出版组组长，另有两名教师兼任学术出版组组员。此后的相关文件中，研究部没有再出现过。

总体看来，文华图专研究部存在于1932年初至1949年前后，1932—1938年以“出版委员会”等形式活跃于“文华图专丛书”和《文华图专季刊》的编撰出版的幕后；1943年前后与教学紧密结合；1947—1948年间，《华中日报副刊·图书与文献》专栏的编辑标志了文华图专研究部最后的辉煌时期；此后其职能侧重于学术出版，其组织逐渐隐没。

2 文华图专研究部的作用

不同于一般学会，文华图专研究部专门服务于文华图专这所学校。文华图专以为中国图书馆与档案事业培养合格的人才为首要任务，研究部在其中具有强化学术研究、辅助课堂教学的作用。文华图专从物理距离和精神维度上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受到过图书馆学专门教育的知识分子，研究部对这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加以组织和引导，催生了一批合作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了加强文华图专师生与学界和业界的沟通，进而将新思想理念向全社会推广，同时为了便利成果发表，文华图专研究部在出版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2.1 强化学术研究，辅助课堂教学

文华图专老校长沈祖荣之子沈宝环认为文华图专虽然名为专科学校，其实其教学程度不亚于本科，甚至具有研究生院的性质。在文华图专的培养方式中，不但以毕业论文提交与相应口试（类似于论文答辩）来要求学生参与科研，也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钻研实际问题。研究部在学生毕业论文写作和日常学习过程中，起到了供给相关研究资料、将学生和教师的沟通常态化的作用。

2.1.1 指导毕业论文

文华图专对学生的科研能力有较高要求，将撰写毕业论文视为重要的教学环节。研究部的设立的目的之一是收集图书馆学专著，供师生研究之用，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与论文指导紧密结合。文华图专教务处曾和研究部合作，并申明其主要职能包括：指导学生读有关之书籍；翻译图书档案之论文或书籍；撰作图书档案有关之文字发表；撰作毕业论文等。

研究部成立之前，1929年《教务会议规程》中曾明确规定学生要在第二学年开始时选定研究题目或翻译外国名著，并经过教授的许可和指导，在毕业前交出论文或译稿，并由毕业考试委员会定期举行与之有关的口试，如达标准则以二学分计入总成绩。研究部成立后，校方对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教师的指导都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1937年公布的《毕业论文规则》明确要求：“毕业论文包括下列三种作品，其字数限定如下：（a）著作，五千字以上；（b）编纂，一万五千字以上；（c）翻译，三万字以上。”同时校方也对教师提出了相应要求。在学生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学校便采取导师制，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小组人数在各时期不等，一般不超过七人，每组由专门教师负责。并在1937年《毕业论文规则》第二条中规定毕业论文指导员的职责为：“（a）核准由学生自行选定之毕业论文题目；（b）必要时制定学生毕业论文题目；（c）设定学生毕业论文起草计划；（d）设法解答学生撰作毕业论文时关于内容形式等方面之询问；（e）商同其他教员供给学生撰作毕业论文时之参考资料；（f）收受学生毕业论文并审查论文之缮写、装订等方面是否适当；（g）汇集学生毕业论文交各科教员及考试委员会审查。”该规则第四条要求：“毕业论文题目经决定后，于两星期内将全文之纲要、章节分配、材料来源以及重要之参考书目等拟一计划书交由指导员审核，经认可使得起草。”

这些规定中，涉及论文或翻译选题、提供相关书目和参考资料、写作指导等，这些工作均在研究部职能范围之内。此外，如果毕业论文的学术价值得到校务会的肯定，则会由研究部与作者商议安排出版事宜。

文华图专研究部在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将人力资源和参考资料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聚合起来，师生之间和教员之间的交流以规章条文的形式加以保证。

2.1.2 组织探讨学术专题

研究部辅助教学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对当时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探讨。关注实际问题，并以讨论的形式来激发思考，在文华图专由来已久。文华图专最初所在的文华公书林自1910年开办以来，演讲的开设属日常事务之一，而演讲中的提问与讨论亦是常态。1934年，这种形式活泼的交流定名为“群育讨论会”。1937年《本校群育讨论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宗旨在利用课外休闲时间，探讨图书馆学以外或与图书馆学相关之其他学科问题，藉以联络校内师生间与同学彼此间以及校外人士之感情。”将群育讨论会与研究部组织讨论的议题做了划分。

研究部工作的开展在内容、过程、时间、资金等方面均有计划。1940和1941两个学年文华图专研究部的工作计划如表2与表3所示。在内容选择方面，尝试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且选题充分考虑在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配合各专业教学的开展。如1941学年度，正值1940年春秋两班档案管理专科学生升入二年级，研究部所排上下两学期多有档案学方面研究课题。研究过程包括资料收集整理、讨论、编制目录、撰写报告和实验等。时间以一个学期（即半年）为单位，依照课题进度调整，每个学期的研究课题保持在三个左右。

2.2 组织文华学子，催生合作研究成果

文华学子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他们发表的专业论文难以计数，成果相当丰硕，对我国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而以文华图专整体形象出现的研究成果，以《文华图专季刊》与“文华图专丛书”声名最著。单从数量上来看，《文华图专季刊》自1929至1938年，共刊登论文307篇，其中大部分为文华图专在校师生与校友的作品。“文华图专丛书”至今可考者共23种，著者群与季刊类似，出版时间自1928年开始，其中部分著作被文华图专选为课本，如《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等书陆续售空再版，广受欢迎。

《文华图专季刊》和“文华图专丛书”的发展促生了文华图专研究部，而研究部也促进了校友和在校师生的合作，催生出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华图专季刊》中1934年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和1935年《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专号的面世，之后二者抽出纳入“文华图专丛书”出版。

在《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序言》中，沈祖荣介绍了此书的缘起。该书的原名是The PopularLibraries of the World，原编者为美国图书馆专家鲍士伟博士（Arthur E..Bostwick），由美国芝加哥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民众图书馆正是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热切关注的话题，鲍士伟在1925年访华后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这部书在当时可算是“学科前沿”作品。该书篇幅较大，原书出版的时间是1933年，而《文华图专季刊》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推出时间是1934年6月。其选题与推出的速度如果不是在有组织的研究环境下，是难以完成的。

参与该书翻译的全为文华图专在校或毕业学生，包括徐家麟（本科班5，1924—1926，兼编辑，在校教师）、喻友信（讲习班1，1930—1931）、章新民（本科班5）、吕绍虞（本科班10，1931—1933）、徐家璧（本科班8，1928—1930）、严文郁（本科班4，1923—1925）、邢云林（讲习班1）、耿靖民（本科班8）、钱亚新（本科班7，1926—1928）、戴镏龄（本科班11，1933—1935）、吴立邦（讲习班1）、李钟履（本科班9，1929—1931）、李继先（本科班8）、毛坤（本科班7，兼校刊，在校教师）。除在校教师外，其中一些人此时已经在图书馆业界与学界声名鹊起，如严文郁，1934年之前曾任北平图书馆西文部编目主任，曾服务于纽约市立图书馆，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德国柏林图书馆交换馆员；又如章新民，1930年任北平协和医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再如钱亚新，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中西文编目主任、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主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其他校友亦皆在图书馆服务。同时参与翻译工作的还有在校学生，如吕绍虞，1933年毕业，之前担任过文华图专季刊编辑部校对，日后成为了著作等身的图书馆学家；又如戴镏龄，1933年入学，英语功底甚佳，此后以在外国语言文学和翻译方面的造诣而著称。

类似的强大的翻译阵容在《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专号翻译时再次出现。沈祖荣将其比作前者的兄弟，且“难兄难弟”。《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不但将原著者Arundell Esdaile（目录学家，曾任英国博物馆秘书、英国图书馆季刊社总编辑）的原文译出，还向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蒋复璁约稿，介绍相关概况，加入其中充实内容。该书翻译、校对和统稿等工作靠众人合力完成，然而研究部尤其是主任在其中的组织作用功不可没。《世界民众图书馆》的编辑为徐家麟与毛坤，《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的编辑为严文郁和徐家麟。1934—1935年间，正是徐家麟在担任文华图专的教务长和研究部职务。

2.3 简化出版事务，促进论著发表

文华图专研究部分担了师生、校友在成果出版方面的琐碎事务，简化了研究者在论著发表和出版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文华学子发表和出版论著的渠道。

在研究部创建和沿革过程中，出版事务始终是重要的本职工作之一，甚至在一些发展阶段成为最主要的日常事务，主要管理和执行文华图专季刊和丛书出版两方面的工作。

文华图专季刊主要由学生办理，教师最初在其中起辅助作用，后转而进行指导和引领。1930年初“文华图书科季刊社”成立，社员由在校学生担任。同年下半年，由毕业留校不久的毛坤担任社长，兼任出版股股长和印刷干事。在第3、4期合刊中，发表了《湖北武昌私立文华图书科专科学校季刊社规程》，规定正副社长由学校聘任，改由教员负责该社的组织工作。可见，在《文华图专季刊》的办理中，校方进行了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指导活动，并有相应的制度对此加以巩固和保障。研究部成立后，以出版委员会等形式，对季刊社进行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32—1937年间，季刊的发文内容和质量也较以往有了提高。

“文华图专丛书”编审和联系出版渠道也是研究部在1932—1937年间主要的工作之一。“文华图专丛书”的出版始于1928年钱亚新的《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1929年文华图专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的文书中，《校务会议章程》的第二十一条规定：“凡毕业论文或译稿经本校认为有价值者，可代为刊行，编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其版权归本校，但得酌给版税。”文华图专学生毕业论文规定交由教务会审查，故可以视为“丛书编审委员会”之实，研究部成立之后被纳入其管辖范围。研究部的工作在校友中获得了诸多好评。如校友喻友信在《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1934年）中特别为当时任研究部主任徐家麟的详细校对和修改致谢。从“文华图专丛书”出版年度的分布上看，1934年出版物数量猛增，占到总数的47.8%；考虑到文华图专两年的学制和图书编撰、出版的周期，可以发现1932年文华图专研究部成效显著。

不仅如此，文华图专研究部还将发表媒介扩展至专业期刊和学术专著之外。《文华图专季刊》和“文华图专丛书”是由文华图专负责出版的，这两项工作依赖于文华图专的物质条件。而在文华图专1938年自武汉西迁重庆之后，特别是1941年在重庆求精中学的校址遭遇轰炸后，经济日渐窘迫，屡次筹划出版未果。这个时期的文华图专研究部主要围绕教学，关注于学生在研究方面的训练。至1946年学校迁返武昌以后，百废待举，经费仍然紧张，但文华学子迫切需要一个研究成果展示的平台，宣传图书馆学思想，为恢复和发展图书馆事业贡献力量。1947年文华图专研究部亮相《华中日报》副刊，专设“图书与文献”栏目，以“主编”的角色组织稿件发表，如图1所示。

《华中日报》副刊栏目“图书与文献”自1947年6月7日设立，至1948年10月6日，共出版37期，登载论文60余篇，其中不乏连载之作。内容主要包括针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实际问题的探讨，如分类、编目、图书修补等方面；译介国外先进经验或介绍国外事业发展情形者；传统目录学的版本鉴定、各类型书目和序跋等。其中也有介绍文华图专、文华公书林、实习档案室和实习课程等情况的文章。这些成果延续了文华图专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形的学以致用、中西结合、协作创新的学术风格。

3 启示

文华图专设立研究部，贡献于图书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普及，为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带来如下启示：

（1）在教育机构内设立专门研究组织，密切结合教学和科研，形成良性发展。文华图专作为一所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培养能够适应和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优秀人才。培养研究部设立后，将文华图专的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起来，将教师指导学生研究常态化，合理引导学生选题，提供适用的研究资料，打通师生交流的渠道，形成循序渐进和学以致用的研究型学习氛围。

（2）有组织的合作研究有利于选题的合理化、内容的深入和学术成果的发表。文华图专研究部倡导针对当时所关注的实际问题，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系统的研究。通过分工合作和集中讨论，使具有时效性的译著迅速面世成为可能，学术探讨中的空白也更易于填补。研究部设立后，由专人担负了著作出版方面的杂务，从而使文华图专教师和校友的著作与通过相关审查的毕业论文得到出版的机会。

（3）专门研究组织将校友和在校师生通过学术研究密切联系起来，形成合力。文华图专作为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镇，拥有密切联系一大批图书馆学优秀人才的先天优势。研究部的组织使文华学子的研究力量集成一股合力。虽然局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参与人数，但这种合力仍然对学校教学和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研究成果为文华图专在学界赢得了卓著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