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轶事(六题)

花园情深

六德书院校址所在的村庄有一个很雅的名称，叫“花园里”（今白银市水川镇西春村三社）。儿时常聽长辈们说去“花园里”，就是指去这儿，把这儿居住的人称为“花园里”人。我当时觉得很纳闷，因为此地看不到一点与花园有关的痕迹。早在六德书院创建时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前后，这里是“源顺恒”占地二十亩的大花园，其主人就是“六德”排行老二的李耀德之六子李继洞，榜名李绍晟。在六德书院的创建发展史上，李绍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六叔李凯德为首议的六位父辈，古道热肠，为民众捐资办学的倡议得到了李绍晟等晚辈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李绍晟带头捐钱三百千文，而后他又捐出了自己倾心经营、培植了多年、占地二十亩的大花园和所有家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裸捐”，并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变为一贫如洗的教书先生，李绍晟完成了一个平凡人从物质到精神的超越。可以想像，当年那个占地二十亩的大花园在春暖花开、百花争妍时是多么壮观，花前月下这里曾上演了多少卿卿我我的悲欢离合，花园的主人对她倾注了多少情感与心血，对她又是何等的一往情深！但为了启蒙民智，他忍痛割爱，将对花园的深情转向更为钟情的教育事业。这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是多么难能可贵！也正是在这一年，李绍晟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金榜题名中举。

据《皋兰人物志》载：“李绍晟（1809—1866），字少溪，清皋兰县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举人，清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文章德行皆有声望。工医术，善弹琴，且精象纬学，仿浑天仪制式制一小球，上绘星辰，承以木架而运转之，雅与天行相合。后选为平凉县教谕（1865），未赴任即卒。所著有《青城纪略》，杂诗数卷。已散佚。”

李绍晟中举后，曾任皋兰书院山长，靖远敷文书院院长等职。先生喜爱天文，不愿为官，时刻留意星辰、日月运行，自制天文仪器十多种，大多散失，现存者为“天球仪”，形似地球仪。先生献身条城地方教育事业，曾任教青城书院和六德书院，并作为六德书院首任启蒙教师和课师，以他那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学识培养了第一批优秀学生，如李宗堃、陶清章等。同时还培养了进士李扬宗、张澍滋、张照南，举人李笃宗等精英人才。诸生送匾“善培后进”，民众送匾“孝廉方正”。李绍晟“裸捐”家产，倾情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令后辈高山仰止。

复试风波

就在李扬宗“进士及第”的前一年，即光绪八年（1882），六德书院的另一名高才生李笃宗中举（壬午科）。据《皋兰县志》载：“李笃宗（1822—1884），字子厚，他曾署理漳县训导，善琴，文行具优，摘录《论语》中章节，整理成条目，择十三经中最浅显者，分注其下，编辑成书，名曰《正蒙辑要》作为教材，在六德书院教授生徒。”先生的书法也是自成一家，独具风格，“李氏家祠”四字，笔力浑厚，遒健雄奇，就是先生手笔。这样一位有成就的举子，却引起了一场曾轰动清代兰州教育界的风波。某年兰州府秀才考试如期举行，据说参加考试的学子达几千人之众。考试结束后，众学子翘首以盼，终于到了发榜的日子。当考试结果按名次张榜公布时，却引起一片哗然，原因是蒋家湾学子××平时学业平平，竟赫然名列榜首。这引起了考生的极大不平，一时间揭贴（大小字报）满天飞，质疑声四起。兰州府教育主管机构没有冷静地调查分析，而是武断地抓捕学生，进行镇压，企图平息因此而起的学潮。这更激起了众学子的极大愤慨，学潮愈演愈烈。考官无奈重新调阅了××的试卷（作文），由多位阅卷先生重新批阅。一致认为，试卷文章水平毫无问题，不仅是一份合格的头名秀才答卷，而且试卷作文所反映的实际水平已超过举人水平，甚至达到了进士的功底。这个结果更使舆论大哗，质疑声如潮。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考试主管机构不得不对这个考生复设试场，据说这是甘肃考试历史上的首次复试。复试题目是以“杨柳依依”为题写一篇赋，而考生××只在卷面上答了“柳不依依”四个字，再无下文，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原来举人李老先生不知依据什么押准了题目，凭自己深厚的文化功底写了一篇范文，让考生××死记硬背。考场上的题目和范文题目一字不差。××只是背写了一遍，便引起这场轩然大波。这里我们无需评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但足见先生文章功底之深厚和押题水平之高超。据说风波平息后，兰州府因李老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名望给考生××给了一个秀才的功名。从生卒年代知，李老先生中举时年已六十岁，六十二岁便去世了，可见科举制度的残忍和弊端。先生的曾孙（第四代）李志模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系，曾任教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为教授级研究员；第五代孙李晓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博士后），足见其家学渊源。先生生前所建居住过的堂屋历经上百年风雨尚保存完好，经过十年浩劫，是蒋家湾仅存的几座清代古建筑之一，从老堂屋屋檐下琴棋书画的木刻和两侧墙壁梅兰菊竹的砖雕依稀可见先生儒雅的身影。

善行有报

“源顺号”李六爷行善积德的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李六爷当年赚钱时也是机关算尽，曾有绰号叫“六蝎子”，但财发大以后做了无数与人为善的事。据《皋兰县志》载：“李凯德（1775—1848），字泽南，监生，排行老六。轻财好义，立义冢。修建青城书院捐银400两，属最多，亲友邻里但有拮据困顿或乡试、会试无费赴考者，一概予以资助，毫不悭吝。”他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小楼，每逢早饭时，他坐在上面居高临下观察谁家烟筒没冒炊烟，便打发下人去察看，如属无米下锅者便给予接济。有一年一位外地人行至蒋家湾时已是衣食无着，盘费皆无，听说这里有位有名的“六善人”，便投奔到门前求助。李六爷询问了来人的境况，知是路过此地回家的外地人，便问需要多少盘费，来人低头小声说：“八两银子便能到家。”李六爷慷慨地给了十六两。来人不敢要这么多银子，李六爷讲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便无法按时回家。来人千恩万谢，说来世要变成牛马报答李六爷的善行。

李六爷家财万贯，子弟不免有拈花惹草无事生非者。据说有一年夏天，早上男雇工、女佣都在烟房场上干活，地痞“糟儿狗”突然用刀捅在一女佣的乳房上，女佣当场死亡。众人围追凶手，“糟儿狗”在逃跑中将刀子扎向自己的心窝扑在地上，刀尖从后背穿出，当场毙命。原来女佣和“糟儿狗”私通，后移情别恋李六爷之子，因此发生了这场情杀，一天两条人命。班头子闻风而至，李公子很快被带走，打入死牢。李六爷打发人到兰州听风声，了解案情进展。下人哭丧着脸回来禀报，说少爷“红背心子”（死囚标志）都穿上了，恐怕马上要执行。转眼除夕已至，李府上下哪有心思过年。年三十是杀猪宰羊贴春联的时候，李府连一丝动静都没有。眼看夜幕降临，李六爷躺在炕上辗转反侧仍没有一点睡意，吩咐下人回家去过年。午夜已过，李六爷迷迷糊糊睡去，隐约听到堂屋地下有人叫爹，说：“给你老人家拜年。”李六爷猛然惊醒，借着若明若暗的油灯光，看到地下跪着一个穿“红背心子”的长发人，忙喝问：“你是人，还是鬼？”地下回答：“我是人。”李六爷急忙跳下炕，摸了一把来人的头发，足有几拃长，但他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人的头发。他如梦方醒，才知道是自已的“死囚”儿子确实逃回来了。李六爷立刻来了精神，召回下人，连夜杀猪宰羊，放鞭炮写贴春联，赶紧给儿子换去“红背心子”，穿上新衣服，连声吆喝，不要忘了给少爷剃头。等一切收拾停当，已到了大年初一正午。李六爷终于冷静下来问儿子：“你是怎么逃回来的？”儿子的回答更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儿子说：“年三十凌晨天还没亮，远处的鞭炮声告诉他过年了。这时牢门打开，已是惊弓之鸟的他，以为大限将至，来人却拉他逃出牢门，还往他怀里塞了几个热馒头和银元，让他快逃。”惊魂未定之余，他仍未忘记问来人是谁，为什么要救他，那人说：“你爹知道，快跑，一定逃回家过年！”

李六爷带着满腹狐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到春暖花开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纳闷的心情，坐上轿子，拉足了银子，要去兰州打探个一二。到兰州走访打探多日仍一无所获。一天早上在黄河边溜达，背后一声异常亲切的呼唤：“李六爷，你老人家在这里做甚？”李六爷转身定眼看时，此人担一副水桶，厨子打扮，但并不认识，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便问：“你是谁，怎么认识我？”

原来此人便是当年李六爷搭救的那个外地人，那人带着李六爷周济的盘费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因受排挤而被朝廷罢官的同乡。当年同乡离职，他在兰州生活无着落，被迫回家。而今同乡又官复原职，去兰州复职，又要带他回兰州继续当厨子。在伺候上司吃饭时无意之间听到蒋家湾李六爷之子因命案成死囚的事，便在这件事上极力说情，向握有生杀大权的同乡诉说了李六爷行善的义举。有道是：“奸诈人家生恶子，慈善门户养贤良。”

这样的家庭哪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位官员被李六爷的义举所感动，刀下留人，让厨子打开牢门，放生了死囚。李六爷的善行无意得到了善报。

沧桑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六德书院创建八十六年之后，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灾之年——民国十八年（1929），甘肃大地饿殍载道，赤地千里，竞有人相食，饥民逃亡，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哀魂遍野。六德书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书院薪火相传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一位身材瘦小，但目光炯炯、意志坚定的老人身上，他就是忠心耿耿服务书院36载、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令民众肃然起敬的李俊先生。

李俊（1886—1950），字资深，毕业于六德书院，为六德书院高才生，品学兼优，曾长期担任“六德”高等小学校长。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民国十八年和抗战时期，国家两度陷入空前的经济和民族危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拨不出一点经费。他用四十亩校田的收入解决经费，对偌大的书院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民国十八年校田绝收，校园只剩数名教师和几个饥肠辘辘的学生，老校长带头不拿薪金，坚信：“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几位教师积极响应，不计报酬，有的纯粹甘为义务教师。人固然不能没有钱，但金钱只有在和人类的道义相伴相随时才会熠熠生辉。他克服难以想像的重重困难，与坚守三尺讲台的几位老师，坚持上课共渡难关。除了传道授业，还要给学生以生活上的照顾和失去亲人后精神上的安慰。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他率领师生度过了灾荒之年战乱之年，从未间断办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的声望吸引了方圆百里的学生踊跃到六德高等小学就读，培养的数千名学生中，有教授、工程师、画家、军政人员等。最清晰的脚印，印在最泥泞的路上。李俊带领教师群体，用他们的心血甚至生命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赤子之心，堪称民族不屈的脊梁。

画坛悲歌

“十年浩劫”时，蒋家湾有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地主成员”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很少有人和他打招呼交谈。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他佝偻着身躯劳动的情景。他总是默默地干活，目光呆滞，表情木然，偶尔露出一丝苦笑。这位老人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六德”高等小学、考入兰州乡村师范、由兰州乡村师范保送到苏州艺专就读、后来成为画家的魏正沂先生。魏正沂（1924—1986），字裕民，蒋家湾“万泰祥”才子，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苏州艺专国画系，河西学院美术系教授、画家。抗日战争时期，本乡友人、中共地下党员李济川受困于武汉，身无分文，万般无奈之际与魏正沂先生巧遇，先生将身上仅有的六块现大洋分一半慷慨资助，使李济川解困于燃眉。先生在苏州艺专求学时曾师承国画大师徐悲鸿、张书祈，油画大师颜文良等当时国内画坛一流名师。先生画技独具天赋，且生性活泼开朗，是当年苏州艺专文艺演出的活跃分子之一。新中國成立之初，先生学成归来，受到省长邓宝珊的接见，省长亲自询问了先生的志趣要求，安排他先后担任甘肃省秦剧团、甘肃省陇剧团舞台美术设计。后响应政府关于知识分子到基层去的号召，先后到张掖农校和张掖中学担任美术教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1962）被下放返回原籍。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极度贫困。他返乡后曾画售过山水镜子。记得我哥哥结婚时我的两位姑妈的礼品就是先生画的镜子。画面是天安门广场的景色。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很快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叫停了。在多变的政治气候和贫困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先生从未放弃对绘画艺术的追求。据先生之子回忆，父亲唯一打过他一记耳光的原因，是不懂绘画艺术的他上学时竟将父亲的素描手稿本当做演算数学题的草稿本，父亲嗔怒的表情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先生劳动休息时，边吃炒面，边画素描，视绘画艺术比生命更重要，孜孜不倦，终身不弃。先生的名言是：“人要有傲骨，不能有傲气。”

“文革”中先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说起来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被派外出务工，回来和别人聊天说起务工时的食宿情况，因搞过戏剧，三句话不离本行，无意间说：“吃的是王三姐吃绿肚皮的苦苦菜，住的是王三姐住的寒窑。”被当时的“革命群众”揭发，无限上纲，一夜之间就成了恶毒攻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那个年代，这顶帽子足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每次运动来后，他都是必须上场的“运动员”。先生由于长年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身体严重弯曲，行走迟缓，走路像在地上找东西，不时还会招致“造反派”的拳打脚踢和喝斥。记忆中，没见他开口说过话。

“文革”中上演“革命样板戏”，多少给他带来了点“好运”，他的绘画技能和美工设计被派上了用场，有了用武之地。他为《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进行舞台美工设计。只有这种时候，才能偶尔看到他完全陶醉于艺术创作时舒展的眉宇间发出会心的微笑。在苏州艺专求学时，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和芦苇荡也许就是先生野外写生的景物。沙家浜所在的常熟地区与苏州相邻，江南水乡的景色就在他的脑海中，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他成竹在胸。当年《沙家浜》上演后，其舞台布景设计惊呆了那个年代的公社社员群众，引来一片赞美声。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真正过了一把“专业对口”的瘾。他的舞台美工布景设计在条城对河两岸引起了轰动，兄弟大队或公社纷纷上门聘请。为了宣传“革命样板戏”，上面也只能装聋作哑，让这样一位“有问题”的人出外村发挥特长，美其名曰：“戴罪立功”。我还亲眼见过公社安排他绘制的蒋家湾规划全景图，真是妙不可言。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7年，先生政治上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公职。他五十年代的学生有的已是张掖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应有的关照。恢复公职后安排在当时初建的张掖师专（河西学院前身）美术系工作，被评为教授。先生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心情舒畅，有重获新生的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态乐观向上，深感艺术的春天来到了，竭尽全力要追回浪费的大好时光。他为张掖师专美术系开讲了精品课程《中国美术史》和《中国花鸟画》，并多次到西北师大美术系和天水师专美术系授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先生的学生成绩优秀，多次在国内外绘画比赛中获奖。先生在苏州艺专时的同桌张世俭“文革”中与先生失去了联系，音信全无。1986年5月通过向进京参赛的先生的学生了解，才偶然知道了先生的下落，很快与先生取得了联系，知道了先生“文革”中的遭遇，他感慨万千。已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世俭力主要为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经费、场馆一切由他负责，只要求先生准备100幅画作。然后就在全力准备当年国庆节在北京的个人画展时，先生已心力交瘁，油干捻尽，于1986年8月逝世，享年62岁。先生最后一句抱憾终身的遗言是：“我的心愿、抱负未能实现啊！”先生后期的国画作品大多留存于世。本该在画坛上大有作为的他，就这样过早地走了，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