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光钰　民族音乐探宝人

当我走进冯光钰先生家中时,《茉莉花》的乐曲在回响着……我和他在民族乐曲的氛围中交谈。

他告诉我,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创作歌剧《图兰朵》时,吸收《茉莉花》音调改编成合唱音乐《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使这首民歌远播海外,流传更广。

冯光钰老先生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现任辅仁音乐学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器乐学会会长等职。他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著述颇丰。现已出版有《中国同宗民歌》、《戏曲声腔传播》、《客家音乐传播》、《曲艺音乐传播》、《中国同宗民间乐曲传播》、《20世纪音乐思考》等著作20部,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有深远影响。

追溯自己的民族音乐研究之路,冯光钰老先生颇多感慨,他说,“做学问靠积累”,资料的积累、知识的积累、见解、眼光的积累……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冯先生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家中的留声机是他的音乐启蒙,川剧高腔《夜归》、《马房放奎》,京剧《武家坡》、《空城计》、《甘露寺》等他都是民族音乐根的一部分。之后参军,就读四川音乐学院,任职中国音乐家协会,他与民族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十年来,他在民族音乐这座富矿里探宝,跋涉其中,乐此不疲。他的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同宗”说、“本土腔”論、“曲牌音乐考”三个方面。

“同宗”说

话题又回到《茉莉花》。

他说,他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是从感性入手的。在四川音乐学院学习时,他曾沿川江采录民间音乐,与艺人、民歌手生活在一起,“灌耳风”使他熟悉了许多民族民间音乐曲调,积累了不少感性知识。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上调北京,参加抢救民族音乐遗产的巨大工程——《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

在工作中,他发现,许多民歌同名异曲,有许多又同曲异名,同一名的民歌,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传唱。他联想到早年研究戏曲音乐时,皮黄腔、梆子腔剧种的生发和流变,也有与民歌类似的规律。他产生了探索这些不胫而走的众多民歌流变奥秘的愿望。1982年,他在撰写《各具一格的同名民歌〈茉莉花〉》一文时从传播入手,分析了《茉莉花》的流变情况。他说,《茉莉花》被江苏省扬州市定为市歌,理由是清道光十七年(1837)曲谱《小慧集》收入的《鲜花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见诸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鲜花调》曲谱,其曲调与扬州清曲《鲜花调》基本一样,而扬州清曲中的《鲜花调》又与现今广为流传的《茉莉花》最为接近。而山西五台山却认为,民歌《茉莉花》渊源于佛教音乐《八段锦》,是僧人云游时带到江南去的。安徽则认为《茉莉花》出于花鼓调,《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收有京剧《打花鼓》,其中的《鲜花调》也可见《茉莉花》的音调痕迹。“你看这关系有多么复杂,要想理清还真不容易。”他认为,中国民族音乐是一条始终处于流动和演变中的文化长河,日新月异,永远在流淌。这种流淌变异,既在变中求不变,保持着传统特色;又在不变中求变化,发扬着传统特色。

1986年,他在《中国传统音乐初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同宗民歌”的概念。他在文中写道,“同宗民歌”,是指由一首民歌母体,由此地流传到彼地乃至全国各地,演变、派生出的若干子体民歌群落。这里所说的“母体民歌”包括多方面的涵义,诸如曲调、唱词内容、音乐结构、衬词词腔及特殊腔调的进行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宗民歌,其形态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因此,“母体”的概念是一种综合的性质,这在众多的中国民歌,特别是小调中颇为常见。

“再给你举个《凤阳歌》的例子”,冯先生谈兴很浓。《凤阳歌》亦称《凤阳调》,是吸收凤阳当地的秧歌调变化而成的代表性民歌。《凤阳歌》的曲调,除了广为流传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着花鼓走四方”这首民歌外,还有许多流行的曲调。此曲早在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编辑的《缀白裘初集》中已有记载,后流传各地后,曲名有所变化,如苏州叫《春调》、河南叫《阳调》、山东琴书的《凤阳歌》、徐州琴书的《四句腔》、陕西曲子的《阳调》、榆林小曲的《小尼姑调》,东北、四川、云南、湖北等地的《凤阳调》等等。

《凤阳歌》、《茉莉花》等民歌影响遍天下的事实,为我们掀起了同宗民歌的盖头,揭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规律。

在许多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冯光钰先生于1996年写出了《中国同宗民歌》这本专著。可以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传统音乐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中国戏曲声腔传播》、《中国曲艺音乐传播》、《中国同宗民间乐曲传播》等著作,进一步运用“同宗”说观点,阐述了他对“同宗戏曲”、“同宗曲艺”、“同宗乐曲”现象的看法。

“本土腔”论

长期以来,中国戏曲音乐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分类法,即将众多的剧种归属于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四类,而将这四种声腔之外的其余剧种,或以“民间小戏”称之,或列入无名的“其他类”声腔之中。冯光钰先生在研究中感到,这种划分和名称,显然难以从戏曲音乐的本质上揭示出这些“另类”剧种的声腔性质及归属。

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这些戏曲声腔分类未命名的剧种的声腔属性,因为这是关系着梳理清楚戏曲声腔源流发展及传播脉络的大事情。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大胆地提出了“本土腔”这一声腔分类法,建议将除四大声腔之外,占全国剧种二分之一强的其他剧种按其传播特点冠名为“本土腔”。这样,中国戏曲便可归纳为五大声腔,即: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本土腔。

声腔是我国戏曲剧种属性的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剧种都有声腔的属性。四大声腔历史悠久,早已形成自己的声腔属性特色,那么,本土腔的声腔属性,或曰它的艺术特征又是什么呢?

本土腔,顾名思义,就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的戏曲声腔。本土腔的许多剧种就是直接在本地民间音乐基础上产生的,其传播面比较窄,主要是在本土范围内流行,传播方式以原生态进行。

这样讲比较抽象,还是举点例子吧。

汉族的黄梅戏、眉户戏、梅县山歌剧、海门山歌剧(江苏)、凤台小戏、左权小花戏等;少数民族的壮剧、苗剧、侗剧、彝剧等都是在当地本土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种。这类剧种最初是以某首或多首当地民歌为依据创腔,逐渐演变成具有程式化的基本调,再按行当派生出男女腔或生、旦、净、末、丑等唱腔。

另有一类在本土民间歌舞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种,如各种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秧歌戏、脱胎于“二人转”的吉剧、龙江剧等,均属此类,具有载歌载舞的性质。

第三类是在本土民间说唱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种,如大名鼎鼎的越剧,还有北京曲剧、河南曲剧、吕剧、黔剧、青海平弦剧、陇剧、扬剧、各种道情剧、滩簧剧等。

由此可见,本土腔是一个庞大的腔系或称一个庞大的音乐系统。其本土传播的特点为我们探寻声腔及剧种的渊源、流变情况打开了路径。

冯光钰从传播规律着手提出的“本土腔”观点,实际上是对以往把许多不能归入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的剧种称之为“民间小戏”的不科学分类法的“颠覆”。他为此撰写的专著《戏曲声腔传播》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本土腔”论,不仅有助于厘清戏曲、曲艺音乐的源流情况,使其脉络更为清晰,也使戏曲、曲艺音乐的分类更趋科学、合理,这是很有胆识的,足见他的学术勇气。

曲牌音乐考

交谈中,我见冯先生的书桌上放着一大叠手稿,便问先生又在写什么?他说,这是他多年未了的夙愿,正在撰写的《曲牌音乐考》。

曲牌,亦称曲牌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独特乐曲形式。多年来,他在研究民族音乐中,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曲牌。这些曲牌,像一个个精灵,通过各种途径的传播,衍生出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传统的、现代的音乐作品,在全国各地的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歌、器乐曲创作中尤为多见。比如说,京剧中的[二黄原板]、[西皮慢板]等等,都是无标题曲牌。《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便是采用的[西皮二六]曲牌。也可以说,京剧的全部曲牌及[满江红]、[虞美人]、[一江风]、[风入松]、[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其他剧种、曲种曲牌都是传统音乐作品的基本元素。

冯先生介绍说,他写《曲牌音乐考》,目的在于对我国浩如烟海的曲牌音乐作品追本溯源的探寻,努力把握曲牌音乐的结构、主题、题材、风格、体裁变异发展的规律性,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同”或“异”的血缘关系。在曲牌音乐的发生、发展的传播中去窥见曲牌音乐这个精灵千變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对曲牌音乐的认识更接近曲牌音乐的本质。同时,也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一些曲牌与词牌的关系及演变。

他说,每首曲牌的产生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他给我讲了[一枝花]这一曲牌名称的由来。

据说,唐代天宝年间有一位艺名叫“一枝花”的名妓李娃,她与一位郑姓公子相恋,历经坎坷,人们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编成歌曲传唱,[一枝花]因而得名。现在,在福建、河北等省的一些地区仍有“高高山上一枝花”、“亲哥想妹一枝花”等[一枝花]民歌广为传唱。此外,各地的昆曲、京剧及鲁北鼓吹乐,苏南十番吹打乐、内蒙古东部鼓吹乐、吉林鼓吹乐、甘肃鼓吹乐、上海吹打乐、河北鼓吹乐、辽宁鼓吹打牌子曲、福建的闽南吹打、闽东吹打等剧种、乐种的[一枝花]虽同名却各具地方特色。如北昆器乐曲牌[一枝花]常用于剧中大官员上场或武将升帐等场合,鲁北鼓吹乐唢呐曲牌[一枝花]则多用于祭祀一类隆重的场合……如果仅从这一曲牌的音乐本体要素去分析,便无法考释其所表现的内容,只有将这一曲牌的本体考察与关系考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各种同名异曲的[一枝花]的源流及表达的内容得出较为满意的答案。与[一枝花]情况类似的曲牌还有许多,这是他在《曲牌音乐考》中特别重视的问题。

《曲牌音乐考》将对300首代表性的曲牌进行考释。现已完成了100首。他说,这将是他这一生资料积累、知识积累的体现,为此,他采取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与诗词学多学科相交叉、重文献、重考据、重口碑和求实严谨的研究方法,由远及近顺向追寻曲牌的形式、流变情况,并采用逆向考察方式,从今天的曲牌现状及民间艺人口碑去追寻这些曲牌音乐的发展历程。他说,考证曲牌音乐无论花去他多少时间、多少精力都值得。他说,民族音乐是个宝库,蕴藏着许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付出毕生的精力去探寻、去发掘。

临别时,冯先生将他出版的《中国同宗民歌》等几本书赠送给我,望着这位民族音乐探宝人,抱着这一大摞知识、智慧的结晶,我感到手中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