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亟需一份“权力清单”

前不久，北京连续几天发布雾霾橙色预警。北大附中初中部决定停课一天。海淀区教委表示，已经派人去学校要求其恢复上课。

然而，教委的“叫停”举措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网易教育调查显示，超过7成的网友支持北大附中停课，甚至有专家认为，这一行政举措实际上干扰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行政权力与民众意愿的这场“PK”，提醒我们去思考：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边界到底在哪里。

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一个强势机关，整个教育都在它的管控之下。由于行政权力天然的扩张性，它的影子在办学中随处可见：尽管每所学校千差万别，但在一个区域内，全部学校统一教材、统一教学进度、统一教学内容，个性化办学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尽管学校是独立法人单位，但在许多地方，副校长、中层干部由教育局任命；就连学校如何花钱，也是教育局说了算；教育局还掌握着最为重要的评价权，有“评价”这根绳子拴着学校，校长只能乖乖听话，很多时候只能站在行政的立场去办学校。

曾有校长负气地说：校长需要什么思想？听教育局的就行了！打开教育局网页，上面布置这学期有什么工作，照做就行。

行政权力的无边界渗透，不仅导致办学中屡屡出现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事情，而且还出现了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情形。多年来，教育改革难以深入，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弄清自身的权力边界，行政管理人员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去随意插手微观办学，从而干扰了正常的学校活动，也导致了千校一面，缺少改革的草根活力。

要改变这一多年的积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拿出权力清单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这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决定后，中央对权力清单的再一次强调。

为什么中央会多次强调这一新生事物？这是因为通过权力清单，我们能够对权力做一笔“明白账”，让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明白应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好怎么办。一言以蔽之，权力清单是一个“可作为”的“清单”，“清单”以外都不可作为，体现的是对公权力行使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的限权要求。

通过权力清单，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本该属于学校和社会的权利而被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异化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权力了。只有划清权力边界，我们才可能理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为“管办评分离”打下坚实的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才可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系统的权力清单，势在必行。

权力清单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一次自我革命，但它绝不能仅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自觉性来完成。在清理权力的过程中，应该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对那些反映多、意见大、又不利于激发教育活力的行政权力，要坚决取消下放。

在权力清单形成后，我们也要明白，并非有了权力清单就能管住权力，如果相关制度设计得不到落实，权力清单仍旧只是“一纸清单”。完善而科学的制度体系建设，不仅可以固化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新格局，而且可以形成三方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新局面。

权力清单不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是教育改革行进到今天的必需。愿更多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行动起来，在积极探索中创造新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