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

今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70年，是整整一个历史单元。因为有了历史长度，我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开始进入“下沉期”。

什么是“下沉期”？它指的是一个评论对象变成了研究对象，它的位置下沉到了能够做歷史研究的状态，比如“十七年”文学。在这个领域，洪子诚的《材料与阐释》，黄发有的“十七年”文学传媒研究，张均的“十七年”报刊史研究，王秀涛的“第一次文代会始末”的档案研究，是值得注意的成果。还有吴秀明、袁洪权、易彬、斯炎伟、赵卫东等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个点，黄平的新时期文学“起源”研究，李建立的《今天》杂志研究，也是新看点。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材料”开始作为“史料学”的骨干部分被重视;“材料”的历史可信度在增加。而在前几年，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学科的兴起，是以“史料学”为基础的，没有史料学建设，它只能被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学科自律的群体。前些年，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界的观感不好，认为它乱糟糟的。现在没有这类偏见了，因为一批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开始浮出地表，我们也觉得，当代文学史研究真的有起色了。

其次是“半下沉期”的研究对象。它专指两个现象：一个是80年代文学研究;另一个是对故世作家的研究，例如路遥、史铁生、邹志安、陈忠实，以及老一辈的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和张贤亮等。按照中国历史研究的习惯，故世作家是死者，他们作为一个历史段落，可以列为研究对象。不妨举几个例子。鲁迅1936年去世，1938年第一套《鲁迅全集》就出版了，虽然编选的体例比较乱，没有后面几套（1958年版、1973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完善。路遥1992年去世，到今年整整27年，他的全部作品已完成出版，他人生道路的大致脉络已差不多水落石出，基本沉淀下来，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学史研究对象。所以，人们对《路遥传》《路遥年谱》的撰写和出版不会感到奇怪，也开始慢慢接受。与此同时，《高晓声年谱》《陈忠实年谱》也已出版，因各种原因，它们没有前面两部传记年谱完备。王彬彬研究高晓声的系列文章陆续出炉，他这种以作家传记材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可信度较高。你跟他争论，他可以拿材料回击，除非你再拿出新的材料与他争论。像这样拿材料来争论，就比我们过去，总是拿观念和某种理论来争论靠谱，这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第三个是健在作家的研究，比如贾平凹、张承志、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刘震云、金宇澄、阿来，还有铁凝、李锐、刘恒、方方、池莉、毕飞宇、李洱等。但现在有一个误解，认为与他们创作相关的文章就是研究，这恐怕是评论。所谓文学史研究，一个是分期，另一个是作传。分期是针对健在作家依然在创制新作的情况而言;作传是要把他们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活动用传记形式记述下来，构成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先说分期，贾平凹是目前作家中新作量大、创作欲旺盛的一个作家，短期内也没有罢手的意思。那怎么办？我觉得可以以1993年《废都》为界，把他的创作切分成前后期。前期可以研究，后期先不管它。我的依据有两个：前期是作家围绕“商州”六县一区的山水风物来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他的“返乡之作”，有点像鲁迅的“绍兴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它们在艺术趣味和审美风格上也受到废名、孙犁，尤其是沈从文小说的明显影响，当然有很多突破超越的地方。在我看来，贾平凹前期创作的成就，一点也不逊于后期创作，特色也许更加鲜明。如果说，前期的贾平凹是小说家、散文家，后期的他，以后也许会被当作周作人那样的杂家来看。已经问世的贾平凹各种传记有近十部，虽然良莠不齐，也有了一定的材料基础。它们对传主前期的生活事迹，叙述比较详细，尽管也有不少为贤者诲的疑点。孙见喜、何丹萌的传记，对贾平凹的家族、父母、村落和前妻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交代。对创作《废都》前后家庭矛盾及复杂心理特征的叙述，尤其详细充分。从研究的角度说，孙见喜和何丹萌的著作，有关他们80年代初陪同贾平凹几次同游“商州”六县一区的记述，有许多采集点。几个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沿途上的点点滴滴，读起来颇为有趣。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研究方法搬过来，对贾平凹每篇作品相对准确的写作地点，以及它们的当事人一一考证出来，出一个小册子，方便以后的研究。以上，是我认为贾平凹前期能够进行研究的两个粗浅的依据。

另一个作家是张承志。前几天我对学生说，现在看来，当年批评攻击张承志的人，都没有他读的书多，也没有他有见识;他被误解的地方，恰恰是最值得研究的地方。这句话，是经过长时期观察得出的一个看法，虽然比较尖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认为张承志是与贾平凹、莫言和王安忆等处在不同路线上的一个重要作家。他们的思想性，与他们的生活叙述，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没有这种对话性，当代小说的状况可能是寂寞简单的，它的历史完整性是难以成立的。另外，我认为在当代稍有思想的作家群体中，张承志的思想脉络最为清晰，当然也充满矛盾和争议。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是一个可以把六七十年代思想与八九十年代文学串联起来的作家，从《黑骏马》《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金牧场》《北方的河》到《心灵史》有一个历史线索。我们今天的思想状况，不可能不与六七十年代思潮发生密切的关联。研究张承志，也可能是研究与他同时期的一代人。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莫言等乡土作家，是无法满足我们这些人的心灵需要的。张承志是一个在作品意义上感人至深的作家，是一个能够与你的内心世界对话的作家。从技术上讲，张承志的文学史研究不是分期，而应考虑如何把史料挖掘出来，他的知青生涯、考古生涯、散文随笔中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活动、语言功力、宁夏西海固等。这几个点的材料不出来，张承志就会被误解被误读，对他的批评攻击就很容易。张承志之外，我认为史铁生、韩少功也值得研究。

但有一个问题容易引起争议：健在作家能否入史和作传？这大概是现代文学界的一些偏见人士，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发出的质询。其实，巴金、曹禺、艾青、沈从文还在世的时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黑皮本传记就都纷纷问世了。世人不仅没觉得诧异，似乎还好评如潮。有一段，北京三联书店书柜上一直不下架的，就是这套书。这说明，在优等学科那里，健在作家是有入史和作传的合法性的。比如，凌宇作《沈从文传》的时候，在一些老先生那里并不讨好，它照样也出版了。美国学者金介甫作《沈从文传》的时候，沈从文的身体还很康健。我作《艾青传》时，艾青住在医院，不好探访。不过，我在他家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又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出版的时候，张爱玲也只有40多岁，虽然当时在美国混得不如意。夏志清不光作传，而且把传主变成自己的帮扶对象。有夏志清与张爱玲在小说史出版后的通信为证，夏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自序中说：“张爱玲至迟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收到我寄她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即刻同我通信了。”按照传统史学作者保持客观超然态度，秉笔直书，不一定要与传主或亲属见面叙谈的惯例，这多少有点举贤不避亲的嫌疑。夏志清除在小说史里大大抬高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还不辞辛苦地替她在大学找教书工作，排忧解难，已有研究为证。张爱玲后半生都是靠皇冠出版社的版税生活的，去世后，银行账户上还结存着200多万美元。据我所知，在八九十年代文学界，与传主有来往的作者也不在少数，他们是：田本相与曹禺、叶子铭与茅盾、凌宇与沈从文、郭志刚与孙犁……

为什么说有的现象还处在“半下沉期”呢？我再做一点解释和补充。

第一是故世作家研究的材料遗漏问题。新时期故世作家的研究资料，因为陕籍作家、批评家和学者近年来的共同努力，路遥研究资料已有一定基础，我看到的“回忆”“研究专辑”“传记”等大概有20余册。梁向阳的《路遥传》、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王刚的《路遥年谱》尤为翔实。不过遗憾也在所难免，例如，路遥与林达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是猜测的状态（路遥写第一部《平凡的世界》时，两人还有通信，这些是否在林达手里，或者已被销毁，均不得而知）;再例如，路遥的“文革”问题等。现在“传记”“年谱”讲得比较清楚的是路遥1976年到西安《陕西文艺》杂志工作之前的材料，他到西安以后的材料，尤其是创作《人生》《平凡的世界》的材料明显不足。据闻，路遥故世后，许多重要材料，大部分在他三弟王天乐手里（《平凡的世界》孙少平的人物原型）。王天乐去世后，这些材料现在为谁所得、所控制，研究者目前还无法查阅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由于他前妻林达女士和女儿路远拒绝接受采访，隐世而居，令研究者很难打开这个文学史黑箱。

作家研究的材料遗漏问题，即使在健在老作家身上也很典型。我在几个场合，都呼吁开展80年代初“北京作家群”的研究，例如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浩然、林斤澜等。因为，北京作家群对新时期文学思想上的破冰之旅贡献极大，他们是思想探索上走在全国文学界前列的老作家。赵天成的博士论文《重构“昨日之我”——“归来作家”小说“自传性”研究（1977-1984）》，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成果。论文发掘了王蒙等北京作家50至70年代鲜见的生活事迹，部分修复了当年文坛现场，由于是在抢救材料的基础上开展的研究，这就对这一代作家的“小说”与“自叙传”的关系产生了新颖的理解。朱明伟的《林斤澜复出考》，以翔实的材料，披露了北京许多作家劫后归来的情形，例如刘绍棠与浩然的失和，浩然在圈子中的寂寞等，都因林斤澜“大哥”的“团结宴”而化解，至少也有所缓解。而邵部的《不群与浩然的性格及文学观》《苍生与“八十年代浩然”》连续突破浩然研究的历史魔障，以丰富的材料和独特的分析，呈现了浩然与80年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对80年代已显固化的历史评价，进行了大胆质询。与此同时，我的访问学者翟永明最近写了几篇张弦、从维熙身世遭遇及性格方面的考证文章，明显弥补了材料遗漏的不足。尽管如此，我认为材料遗漏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王蒙研究。鉴于复杂人际关系，以及历史本身的避讳性，三卷本《王蒙自传》的史料价值固然突出，然而遗憾颇多。如果有人对这部自传展开“索隐”研究，肯定会有较大收获，但更应该乘王蒙先生健在，对其进行突破性的访谈。作为“北京作家群”和80年代文学的“双重穿线人”，王蒙的材料遗漏，是最不应当视而不见的。80年代初，他刚刚登场，就担任《北京文艺》《人民文学》编委、副主编和主编等职，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重要职务，是当代作家中仅有的了解上层情况，也最掌握全国文学界情况的一个“穿线人”。王蒙在80年代的角色，类似周扬在“十七年”中的角色。我的想法是，在建立他的资料库之前，不妨先做一个丰富翔实的《王蒙自述》，如果能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舒芜自述》那样，就让人对历史的谜团茅塞顿开。《王蒙自述》有两个展开的视野，一个是他自己的史料整理，另一个是他谈80年代初前后的老作家们。

“半下沉期”的个别历史评价，也疑窦丛生。例如新时期初期几本文学史对“重大题材”问题采取的是墙倒众人推的方式，简单匆忙地予以否定，给今天留下了隐患。比如，你怎么看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重大题材”的“重新归来”呢？你怎样看最近一二十年，莫言的《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古炉》《带灯》、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格非的《春尽江南》、李洱的《花腔》等作品，对“重大题材”资源的再利用呢？相对于研究界的集体沉默，倒是作家们先走一步撬动了这个敏感的文学命题。在他们的理解中，这已经不是为政策服务的重大题材，而是以人与历史关系为中心的重大题材。这是抛弃了演绎历史意图的重大题材，是保留了作家历史情怀、历史视野和认识高度的重大题材。它也许是一个重回19世纪文学怀抱的重大题材的写作。再比如，对现代派文学的过分颂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简单排斥。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派小说技巧初探》，其历史价值不可否认，然而也引发了对现代派文学的当代迷信。还有对“叙述”的强调，也存在不小问题。《虚构》《冈底斯的诱惑》《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等先锋小说，确实有文学探索的意义，但它们毕竟是作家早期不成熟的作品。现在的教材和研究文章，只谈它们的探索价值，却回避其艺术的稚嫩和突兀，原因即在学术界对“叙述”主张存在的不足没有认真讨论。如想推进先锋小说的研究，好的办法还是对相关作家进行分期研究。在分期的文学史视野里，可以看到有的作家由于成功转型，已经超越了早期小说的实验性阶段，而进人了成熟作家的状态;有的作家由于依然停留在先锋阶段，其作品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身上的问题，可以从对“叙述”观念的梳理开始，尽管现在还不是开展这种清醒理性学术研究的最好时候。

既然谈到“下沉期”，就涉及读书问题。对一个学者来说，他做不同的工作，就會读不同的书。以前我热衷文学批评，读过很多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新批评、叙事学和后现代理论的书籍，比如弗洛伊德、热奈尔、布斯、列维·斯特劳斯、巴特尔、巴赫金、福柯、海登·怀特、吉登斯等。后来批评兴趣减弱，转向文学史研究，又改读黑格尔、马克思、梁启超、王国维、柯林武德、韦勒克和沃沦、法国年鉴派、克罗齐、柴尔德、安托万等人的书。

我近年来感兴趣的书籍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柴尔德的《历史的重建》、安托万的《历史学二十讲》。近几年的文学史研究，受梁启超、柯林武德、柴尔德这几本书的启发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