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口文化内涵界定与解读

总结出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最真实的价值形态。

乔清举认为，河流不仅具有自然的生命，而且具有文化生命，河流的文化生命（the culturallife of rivers）是“河流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而不单是纯粹的自然现象所具有的生命，是河流对人类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文明类型的积极的启示、影响和塑造。河流的文化生命不是河流静态、单向地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而是人与河流相互交往、对话、诠释的产物。河流的文化生命表现为人与河流的相互交往所形成的理念，是人与河流关系的升华，表达了人与河流的互动和同构”。显然，河流的这种文化生命，其核心是人类和河流交往与诠释，而这些交往虽然包含着“实践”，但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涵，在人与河流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某些“非物质”的理念和精神符号往往演化成为河流文化生命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

于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黄河口文化定义的问题可以转换为一种定义的两个角度，一种是广义的角度，是置于社会学视野下的，根据这样的理解，黄河口文化则应被定义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第二种是指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以其所蕴含和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价值形态所做的界定，亦即文化本身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其内涵亦即余秋雨先生所言，“黄河口的文化旅游价值在于，这里是千古母亲河伟大的归结之处，很多伟大的地方去了之后会让人感到很激动，黄河人海口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母亲河的概念，并不仅是指黄河千百年来‘灌溉’了两岸的百姓，更重要的是黄河从文化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一些基本的性格”。这两个角度所给出的定义不是分割开来的，而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由此，黄河口文化可以定义为：黄河口文化是黄河文化、齐鲁文化等多元文化在黄河人海口区域碰撞、汇聚、融合所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是一种具有母亲河归结处象征性的文化，内容体现为有史以来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的总和，其核心要素体现为其本身所蕴涵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自信心等价值形态。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化元素注入其中并相互交流、融汇，这种多元文化的汇聚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其内涵，共同构筑了黄河口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体系。

对于这一定义应特别注意四个关键点，缺少任何—点来理解黄河口文化的内涵都是不完整的：

一是黄河口文化地域上虽然囿于黄河入海口地理区域的限制，但是在内涵上早已突破了地理疆界的束缚，它所代表的是黄河这条文化大河所孕育的文化体系核心价值一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在其人海之地的集中体现；

二是黄河口文化体系所包含的在黄河人海口区域形成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黄河口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注入的新的文化元素如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是黄河口文化一定历史时期（现代）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传承的载体，它的形式与内容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体现出较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

三是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黄河口文化体系的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虽然黄河口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赖以传承的载体形式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她所代表和蕴涵的这一主题几千年来一直贯穿于其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正是这一主题的本质所在赋予了黄河口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扬弃。

四是，这一定义本着历史的态度把黄河口文化体系分为了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一是其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即其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二是其内容或表现形式，即黄河人海口区域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在此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军垦文化的因子或其复合体。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嬗变，往往随黄河入海口流路的变迁而变化，但本体特征、基本形态和核心要素基本保持着稳定性。

二、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文化的定义和对其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重要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文化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思想。而黄河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则是一漫长的客观历史过程，它孕育于黄河文化哺育华夏民族成长、壮大的历史，产生于黄河入海口区域人类世世代代的生产活动过程之中，其内涵产生于实践，但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容。

1.黄河口文化发展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贯穿于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是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引以自豪的母亲河。早在远古蛮荒之时，她就哺育着两岸的华夏民族，孕育了最初的华夏文明。在中华文化发生、发展、壮大的悠悠历史长河中，黄河文化不仅是重要源头，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占有主体的地位。同时，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中，“黄河”始终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她有超出单纯自然现象的“神性”，这是由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和黄河的交往史所决定的。在殷代，他叫做“高祖河”；在汉代，她又叫“中国河”；她至今还被叫做“母亲河”，这些都表达了她的“神性”。这种神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潜在地发挥着作用。而这种“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可以总结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

在大河人海之地，多种文明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交织，而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大河与大海的交汇之地得以集中展现，尽管因其多泥沙，河道“善淤、善决、善徙”导致入海口多次变迁，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华夏儿女在大河人海之地百折不回、繁衍不息。

2.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黄河入海口是整个黄河流域河流的汇聚，是黄河流域各地土壤的聚积，同时黄河口也是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碰撞之地。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元素带入黄河口，与其本土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农耕文化元素在此杂糅融会，同时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又注入了现代石油文化、革命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从而在它的入海口孕育出独具特色、兼容并蓄、博大精深、集黄河文化之大成的黄河口文化。

（1）齐鲁文化

东营境内以广饶（古乐安）、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西周至战国时期均为齐国地，秦代属齐郡。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首置广饶县，广饶曾一度被封为侯国。从传统文化的脉络看，当时以广饶县、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应属齐鲁文化的区域范围，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在文化的主流上承延了齐鲁文化的脉络，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凸现着齐鲁文化深邃和厚重的特点，鲁文化的儒学思想和齐文化的商学思想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使这一地区具有较肥沃的文化土壤，同时也培植了一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精英。如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干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以及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崇文尚武、擅农重商、富民兴邦、以德化民的古齐鲁传统文化对黄河口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中国造船史》指出“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黄河、长江与海洋共同孕育了中国的舟船文化”。《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今广饶一带）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使得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另据历史记载，现在东营市的广饶、利津一带周朝为齐地，秦朝时属齐郡，依据靠海的优势，大兴渔盐之利，又兼农桑垦殖，自先秦以来创造了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同时当地居民世代与海打交道，靠海、吃海、用海，创造了这一区域灿烂的海洋文化。自黄河在此入海以来，黄河文化便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共同融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黄河口文化体系。

黄河下游地区作为海洋文化的典型，集中在山东沿海，而由于黄河经常改道，黄河入海口便成为理解其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点，而不论黄河在哪里人海，它都赋予海洋文化以新的内容。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尽相同的是，黄河新旧人海口对龙王的崇拜要远远盛过对妈祖的崇拜。今天的滨州、利津，包括整个莱州湾的黄河冲积扇平原，尤其是神仙沟、甜水沟（今东营市境内）一带为集中地，道教文化具有绝对优势，其中的泰山神崇拜，特别是碧霞元君的民间信仰，是黄河下游地区民俗生活中极其突出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