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福柯“话语——权力”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其进入中国语境之后的三个阶段的论述，阐释其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有促进意义，也有消极影响，且隐性影响仍然作用于当今学术界，旨在论证西方文艺理论与当代中国语境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应该引起我们关注与反思。

关键词：福柯 话语权力 中国语境 文学批评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和多元文化的渴望，大量西方文艺理论涌入中国，对中国文学批评与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也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知识界开始对福柯进行广泛介绍和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至今，已经有30年的时间。在这30年中，福柯的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本文认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适时进入中国语境，开启多元文化的新局面；第二阶段，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入研究；第三阶段，理论自身的局限以及学习过程中的误读而引起文化反思。下面，我将结合福柯相关哲学理论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关于“主体”的审判

自笛卡尔的“我思固我在”以来，再经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发展，主体论思想便逐渐取代古代的形而上学占据了西方哲学的核心地位，因而“主体”在西方现代哲学体系中具有不可撼动的优越性。主体主义者面前，人成为一切的中心，具有无限的能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柯却大胆提出“人之死”的观点，认为“人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历史，人已经开始在自身存在的深处恢复一种与人本身具有的根本联系的历史性，只有这种历史性才能反映人的形象。而其他东西已经缄默并折回自身。”并宣称“人将被抹去，就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这富有挑战意味的观点无疑撼动了“主体”的权威地位，同时也震惊了整个世界，开启了人们对于哲学的新思考。这种对于主体地位的反思与颠覆，也为其顺利进入中国文学语境并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

“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作祟于现在”（引自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37），用米歇尔·德舍陶这句话来形容福柯哲学理论进入中国语境的时代背景最合适不过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由于长期政治意识形态压迫以及“一元化”导向的压抑，中国文学急切渴望摆脱之前的种种束缚，呼唤“主体”回归。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启对生命主体的重新发现，到“改革文学”突出和强调“人”的主体力量，再到“寻根文学”从文化层面探询民族精神，80年代的文学思潮体现出一种“内在精神”的诉求，整个社会呈现出浓郁的“文化”气息。文学批评同样有着相应的变化：“李泽厚联手刘再复在‘康德三大批评’和对中国20世纪思想史深刻观察基础上提出了‘主体论’、‘启蒙与救亡论’，并对‘四人帮’倒台后兴起的‘人的文学’和‘纯文学’思潮做了最准确的命名。”于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则悄然呈现出从“社会批评”向“纯文学”批评转换的现象。此时，康德以降的主体性思想、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韦勒克的“内部研究”的形式派文学理论为人们所热衷，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念与视角，同时也对于文学自身审美功能的挖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文化的诉求欲望越来越强，知识分子在沉浸纯文学的世界之外，同样开始将自己的视野与思考发散到文学之外。1985年后，由于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化心理研究等涌入国内，一种知识型分析开始逐渐冲击当时流行的“纯文学研究”，学界内人士也开始纷纷反思并寻求新的理论支持。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文化氛围的更迭，知识界则现出更为复杂的争论与分歧。在这个时候，贴着“后现代”这个时髦标签的福柯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也似乎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

很多研究认为，福柯进入中国文学批评界主要源于其“颠覆权威”、“多元化”的后现代特征适应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需求。但是，本文认为，福柯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当时国内文学批评界的高度重视，还在于他“第三条路”的选择，以及较为中性化的政治立场。九十年代，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中国社会机制改革危机日益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下，学界内“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则既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不同于主观现象学研究，“走了语言学形式化技术（符号学）和哲学解释（解释学）之间的第三条路”，于是，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全新视角，并且回避了政治立场的对立与讨论。因此，福柯“话语——权力”理论顺利进入中国文学批评界，并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实践。

二.“话语”背后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不仅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它不再将文学研究放置于语言表面或者凌驾作品之上进行社会批判分析，而是努力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层信息代码，阐释“话语”产生的机制与原理，探究“话语”背后沉默的文化真相。于是，一些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定义与挖掘，文学作品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思维领域。

福柯一直致力于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挖掘“话语”背后的沉默历史，正如他在《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癫狂的历史》前言中所说，“我不想撰写这种语言的历史，而是要对这种沉默的考古学进行研究”，因为在福柯看来“世界历史的巨著无可否认地伴有著作的缺陷，这种缺失每时每刻都在重演，以其不可避免的空洞贯穿历史”。因此，“探询词语的空间、词语意义的呈现或湮没，希望说的话和实际阐发之间的疏漏”，即“话语”背后所隐含的内容成为福柯研究的目的地。综上，可以看出福柯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停留于现象表面，而是向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前行，企图打开那些尘封的记忆以及埋藏于历史背后的真相。这种深层话语机制的探讨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进展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一大片未曾涉及的领域被呈现于世，一系列文学作品的潜在意义也被重新挖掘，对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再思考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干预的减弱，文学评论界对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相关作品的评价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一系列曾经的经典作品、样板作品因其较低的文学审美价值和较为粗糙的艺术创作手法而被给予了较低的评价。然而，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下，一批学者变换了视角，回到历史深处重新挖掘他们的生产机制，去暴露那些显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盖、被涂饰的历史复杂性。这方面的代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一书。李扬主要依据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考古学”方法：“在不考虑话语对错的前提下，研究某些类型的特殊话语的规律性，以及这些话语形成所经历的变化”来“关注那些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李扬认为：“这种方式将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通过‘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使文学史的研究转变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平等对话，这不是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文学性、同一性、意向和历史的连续性，而是力图把这些因素视为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 原则、方法与可能性(J).北京:文学评论,2000(3)）就这样，李扬借助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把文学作品放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过程之中，探讨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于是一批文学作品被重新解读，并赋予更为深刻的内涵，例如《林海雪原》——“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红旗谱》——“时间”、“空间”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青春之歌》——“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等等，一系列隐含于话语背后的沉默浮出历史表面，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篇章。此后，很多文学作品（古今中外）的研究都积极借鉴这种研究方法，努力探究文本的深层意义与价值。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皮埃尔·马舍雷曾说：“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询作品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恰恰在这样的意义上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借鉴“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话语”内部的运作机制，以及“话语”与“权力”“欲望”之间的复杂内在联系，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知文学作品本身以及形成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环境，进而挖掘出一批具有研究价值且沉默于历史之中的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三.思维之于思维的悖论

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的消极反应，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乔纳森·卡勒曾说：“理论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因此，福柯的理论虽然具有某种工具性质：借用福柯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我们创造出一些列研究成果。但是福柯的理论毕竟也是一种之于思维的思维，因此它同样具有思维的缺陷与漏洞。因此，本文认为，福柯自身理论建构的多变性、广阔性以及暧昧性，不仅增加了其进入中国语境过程中被误读的可能性，同时也直接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福柯的哲学思想，前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后期研究更关注“关系”的探究与建构，这同样是对其前期“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即福柯已经不满足对“话语”自身的研究，而是尝试建构“话语”与“权力”“欲望”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其中的规律。然而这样的工作并非那么容易，就连福柯自己也说：“欲望、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并不一定是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想要行使行为力；那些想要操作权力的人也并非想操作权力。”虽然，福柯热情地宣告了主体的死亡，挖掘沉默记忆的工作在精神病历史、人文科学等领域取得了成果，其所宣扬探究“话语”背后的运作机制的理念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处理好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因此，当这种相对“暧昧”的理论思维进入论证环节时，必然会呈现种种思维之于思维本身的悖论。

自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进入中国文学批评界以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回到历史情景、触摸历史、将历史历史化等等，当然这种研究不仅挖掘了一些作品的隐含价值，同时也提供了深化历史研究的契机。但当这样的思想泛滥之时，我们渐渐走进了福柯的理论“陷阱”之中：人为地将文本与历史语境刻意相连，主观构建权力、欲望的运作机制。表面看似是科学的研究论证，其实往往多为主观臆想，因为除了可以参考的一些史料加上人为判断之外，我们并没有一套学科的建构体系，将“话语”与历史相联系。面对这样的局面，北大学者陈平原曾抱怨道：“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懂得了福柯，动不动往权力、往阴谋、往宰制方面靠，每个人都是火眼金睛，看穿你冠冕堂皇的发言背后，肯定蕴藏着见不得人的心思。不看事情对错，先问动机如何，很深刻，但也很无聊。”（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P132）因为，这样的解读不仅不能加深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领悟与理解，还容易让我们对于作品造成本质上的误读，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没有意义的能指游戏。

最后，本文还需强调的是福柯的理论进入中国文学批评语境后，被不同程度地简化、机械化，将其简单地用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忽略其哲学体系的整体性以及前后分期的变更，以偏概全的理解和应用。这方面最重要的影响，是对于文学审美功能和评价体系的消解。文学的审美功能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基本元素，也是评价文学作品优劣好坏的重要标准，假如机械地使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抛弃文学审美的评价体系，单纯进入“话语”研究和“历史还原”分析的话，那么所有作品都将被拉到同等的高度，此时《红楼梦》和《艳阳天》究竟孰好孰坏也变得模糊不清。这样，文学批评自身不仅出现了重要残缺，同时也影响到它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

综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有积极的意义，也隐含着潜在的危机。因此，如何处理好对福柯理论的解读和应用，无疑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界应尤为注意的问题。虽然“福柯热”已经过去，但是福柯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却已经从一种实际理论的应用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隐性思维。西方文艺理论在进入一个全新语境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与变异，因此学习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如何建立本土理论体系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参考文献：

[1]福柯.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2]福柯.知识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3]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D].上海:复旦大学,2003.

[5]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6]樱井哲夫.福柯:知识与权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8]马晶晶.福柯的话语和话语下的文学[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4.

[9]李扬.抗争宿命之路[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10]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程光炜.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J].文艺争鸣,2010(5)

景欣悦，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