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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向警予的红色湘女之情

    时间:2021-01-22 21:05:48 来源:工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工作范文网手机站

    向警予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杰出的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一位女权主义者。古来至今的中国,能大声为女性的社会地位呐喊的人鲜有,能大声呐喊且本身即为女性的人更少,而女性能大声呐喊诉出不平并向男女平等迈开大步做出有效的实际行动的人更是罕见,而向警予则是。读了《向警予文集》,感受更为深刻。

    一、男女平等,向警予的红色湘女之理想

    向警予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与杰出领袖。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向警予不同凡响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和解决了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开展妇女运动,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她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国民革命相结合”,以及“劳动妇女是我国妇女运动的主力军”等观点,突破了“五四”以来国内女权运动多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局限,将之上升到推动女性整体、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更为难得的是,这一系列的理论主张,不仅局限在思想界的争论中,在向警予的努力践行下,作为一种政党理论,在中国妇女解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开启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缔造者

    1.1.主张“男女两造为社会进化的两车轮”[2]。向警予申明的是一种男女平等(包括教育平等、婚姻平等、参政权平等等),互助进步的观念。社会若要健康快速发展,那它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男尊女卑不行,女尊男卑不行,有男无女不行,有女无男不行。这个观点提出的作用至少有三点:一是反对以社会发展需要牺牲女性的理由损害女性地位和权力的错误观点,二是为女权运动的发展提供正当理由和吸引“路人”的支持,三是明确表明女权运动是追求男女平等的人权运动而不是索要女强或女尊的运动。

    1.2.妇女解放思想的内核:四质问,三层面。1920年的5月,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 一文提出中国的女子解放应朝着怎样的一个方向走。她质疑:妇女解放“是应从旧家庭解放到新家庭去么?是因从个人的苦痛的地位解放到个人快乐的地方去么?是应从家政的窟窿里解放到去参猪仔代议政么?是应从附属的经济地位解放到个人的私有的经济独立么?”

    新家庭是改良派提出,妇女不缠足,上新学,断文识字,恋爱自由,家庭婚姻自主,妻子有权处理家庭内务,不再是听命于婆婆公公。向警予认为如果妇女的解放只是为了从旧式家庭走入新家庭,这样的妇女解放只是从一个旧的圈套解脱出来,又送入一个新的圈套,所谓欧美的小家庭是否就美满,看看欧美的女子难以在社会建功立业,就明白不过,这个所谓男性知识精英的解放妇女的新家庭模式,向警予是深表怀疑的。

    她认为,家庭的养老育儿,衣食住行,应该尽量由社会共同组织专门人才来协调办理,应该社会化,这时候女子才能真正解脱家庭事务的羁绊参加社会公共服务之中,“公众社会劳动是社会性成人身份的物质基础 ”妇女只有投身社会公共事业才能解放自己。

    第四问更是尖锐,是应从附属的经济地位解放到个人的私有的经济独立么?向警予认同经济独立作为女子解放的惟一条件,接着她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以为女子既是个人,即有消费,即当生产,为消费而生产,为生产而准备技能,组织团体,共同生活,实行互助,一方面为一般女子解决了各个生活的困难问题,他方面为全体社会建筑了共同生活的良好根基,寓经济独立于共同生活之中,这是较为的当妥善的方法。”

    向警予在四个质问之后提出妇女解放的三个层面,其一,生产,主要观点为:女性应具备生产能力,独立于社会,负担自身的生活消费。其二,婚姻自由。其三,养老育儿社会化;包括组织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组织妇女工读;妇女合作社。

    1.3.女子教育与近代教育结合。向警予认为近代教育目标是促进学生养成自动性和责任心。也与女子解放的教育形式共识,有利于将女子从“礼教”囚徒教育中解放出来,拆解宗法社会对女子的束缚。学校的专制教育与学生的近代思想解放的教育要求构成的矛盾导致中国教育迟迟难以上进。因此,在教育上,学校应该培养学生自治自由的精神。学生管理自己的事情,管理学校的事情,参加校务及教务会议,教师进退须得学生会同意,允许学生种种思想行为的自由。

    二、妇女运动,向警予红色湘女之践行

    2.1,女权运动与中国的政治运动结合。向警予将女权运动与中国政治运动结合,提出“中国妇女运动,业已带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中国妇女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驱,以开女权之路”[3]。这样使得中国女权不是少数人的自话自说,而是放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让“妇女解放” 得到社会进步人士各阶层的认同,成为主流话语。妇女在国民运动中一方面要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政见,另一方面要代表全体妇女的利益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要宣传政见,唤起民众尤其是妇女群众的觉悟,使之自觉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后盾。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民主,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向警予还提出妇女关注政治,并参与中国的解放事业当中,中国的独立解放事业应当有妇女的功劳。追溯近百年来中国妇女发展之路,事实证明,向警予的理论具有前瞻性,中国妇女在中国解放事业中已产生英雄形象和不朽业绩。

    2.2,女子参政不等于女权参政。向警予在阐明妇女解放理论时着重指出这一点。有女子在政界成为很少见的女子官员,然而却屈服于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压迫或者迷失在权利中心,或者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或者将政治权利当成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完全不把自己当成妇女解放事业团体中的一份子。所以说这种女子参政不等于女权参政。女权参政应代表妇女团体的共同诉求。因此妇女组织起来,形成团体诉求成为向警予大声疾呼并为之奔忙的社会工作。

    2.3,重视宣传,发动妇女的工作。向警予是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她深入到各阶层妇女中展开演讲、交流、发放小册子,组织创办女性刊物,亲自撰写发表文章,揭露女性问题,在《妇女日报》、《前锋》和《妇女杂志》等报刊杂志上进行妇女解放思想宣传。此外,她还深入妇女运动的第一线,为劳动妇女办夜校,组织罢工运动。

    2.4,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小家庭派、职业派、浪漫派。小家庭派的女性专心全心一心负责家庭内务和教养子女;职业派的女性追求“生活独立”和“为社会服务”;浪漫派则不满社会现状,将自我放纵当妇女解放。向警予对于中国知识女性寄予殷切期望,希望她们走向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工作,走进劳动妇女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践行者。

    2.5,提出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力军。向警予不仅仅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目标,还全身心投入大革命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1922年7月,向警予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之后的1923年6月,向警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她起草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强调应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大会决定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选向警予任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同年七月一日她发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将中国当时的妇女运动分为“劳动妇女,知识妇女, 基督妇女运动三派。 ”对三派妇女运动的特征作出分析。

    向警予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最有希望的是劳动妇女,她们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资本掠夺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三、引入“性别”, 向警予人物分析的新思路

    向警予出生于1895年,在1920年,向警予撰写并发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提出了女权主义的立场和分析思路,已经形成非常完整的女权主义的理论体系。收入《向警予文集》的百余篇文章中,论述妇女解放主题的有48篇,几乎占到文集的一半。

    几乎在各类百科词条中对向警予的简介都有“中国女权领袖”这样的评价。然而这位领袖是怎样诞生的?她是如何突破性别之围? 如何改变自己的社会从属地位?

    美国布朗大学潘布鲁克妇女教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joan.w.scott),致力于妇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她在《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4]一文中所说:“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此文中,斯科特接着转述了女权主义史学家的观点:“我们知道,将妇女载入史册意味着要重新定义和扩展占据史学家重要地位的传统观念,要包容个人经历,主观经验、公共活动及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样尽管这样起步艰难,但是,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意味着这不仅是在撰写新的妇女史,也是在撰写人类的全新的历史。”这种新史学不仅包括妇女史,而且解释了妇女的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性别”一词演变成一个分析范畴”。

    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对向警予作人物分析,将其性别作为社会关系组成成分,具有四个相关因素:

    第一,“九九”文化象征的多种表现:从向警予的个人生活经历.我们看到她出身在一个有着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溆浦商家,家中兄妹十人,向警予的乳名“九九” ,作为有着众多兄长的小妹妹,“九九”是向警予家庭的掌上明珠。是深受父母兄长厚爱的满妹子,她有四个兄长先后出国去日本留学,1903年,年仅8岁的向警予考入溆浦城西文昌阁小学,这是一所她的大哥向先钺与地方进步人士共同创办的新学,向警予的入学“开县城女子读书之先声。”

    “警予幼时正当康梁改革运动继续发展。这运动在湖南的影响很大。警予的大哥是这运动中的活动分子之一。他提倡“新学”,在淑浦县本乡也早就建立起新式的学校。警予是这新式学校中有名的女学生,她会做热烈的民族色彩的小论文,会操体操,尤其会“翻捍(杠)子”。在学校以及在每次全县学生比赛运动中,警予是最耸人听闻的“文武双全”的第一名。在这种社会的奖励空气之下,愈加把这个新式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子兴奋起来,于是她自早到晚想做“天下第一个伟人”,睡梦中都是这样的想着。[5]”从小就受到民主主义思潮熏陶的向警予,她的大哥是她的启蒙教师,她开明的家庭给予她宽松的成长环境,从小她向往成为花木兰似的的女英雄,少年时期就立志“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阅读史料,我们不难看出,向警予对自己的性别,对自己作为女性的人生较早有着明确的目标。

    其次, 社会风气的影响: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变化,在向警予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录[6],1922年年度统计数据,当时上海的劳动妇女举行罢工18次,参加的工厂有60余家,女工近三万人,主要是香烟厂,丝厂,纱厂的女工。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成为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女工”,家庭或家族包办的婚姻关系也就发生很大的变化,随之各类妇女的政治团体,宗教团体也不断涌现。

    在思想界,西方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妇女解放,在中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就连主张新儒学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的梁漱溟等改良派,也在主张妇女解放。社会主义者主张解放妇女,是认识到妇女社会地位的从属性,类似无产阶级的命运,并因此受到父权制的剥削和压迫。而当年新儒学的知识精英男性们主张妇女解放,是将中国的软弱,落后挨打,归结为中国妇女身体受到摧残——缠足,认为中国的妇女作为国民之母,裹足必然导致传种的弱势,为了强国富民,必须解放妇女。当然,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解放妇女。这两种解放妇女的呼声曾经都有助于中国妇女的解放。除了以上两类来自知识男性的呼声在致力于解放妇女之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呼吁解放妇女,这就是来自知识女性的女权主义(feminist)的呼声。

    第三,社会网络的支持。向警予的家庭影响着她的成长,她投身社会活动之后,她的结社交友更是给了力量。向警予的大哥是孙中山同盟会成员,少女时代她的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思考着感受着社会急剧变革的风气,在向警予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在接受来自西方的人权启蒙新思潮时,在家庭内部有过热烈的讨论,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兄妹还身体力行的办新学,参与变革社会的实践。翻阅《向警予生平大事年表》,向警予从小就随母到大哥任教的常德居住,在大哥的影响下,开始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也是从求学年代开始,向警予就得到兄长和母亲支持,积极结识同仁,参加社会活动。1911年,年仅16岁的向警予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与七位志同道合的女生结拜为七姊妹,此后,在1912年向警予与七姊妹之一蒋胜眉等人赴省会长沙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1914考入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后,向警予更是认识了毛泽东,蔡和森一批革命家以及蔡畅,劳君展,魏壁,陶斯咏等妇女解放运动骨干。1919年,向警予成为新民学会成员,从1920赴法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蔡和森恋爱,结为革命夫妻。向警予短暂的人生奉献给了红色理想。与她的亲属影响,同盟者的支持与合作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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