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鹅情歌》的创新意义

新创者，指最新创作的剧目，同时也蕴含着强烈的对戏剧艺术创新追索之意。甘肃省陇剧院新创作的大型陇剧《官鹅情歌》（编剧曹锐，总导演王亨），在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创新的意义。

剧作家以其面向当代的创作灵感与勇气，悉心拓展戏曲的深度空间，在一个可见可摸的物质化的艺术世界里，以人文精神来观照把握题材，构建人物心灵，为今天的观众推演出一个凄婉而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时候，鹿仁寨氐族与金羊寨羌族为争夺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而经常发生械斗，两个部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这一次，氐族首领之子官珠为了复仇，潜入羌族金羊寨，却被首领之女鹅鳗的真情深深打动，双方都抛弃了复仇，选择了爱情。然而就在中秋佳节的迎亲盛会上，这一对氐羌两族恋人却在亲人的利箭下惨烈地殒灭了。也正因为如此美好的恋人倒在血泊之中，才终究化解了两寨之间的世代仇恨。为了永久纪念官珠与鹅鳗，两族人民就把他们最美丽的地方命名为官鹅沟。甘肃的宕昌，春秋战国时为羌人居地，公元424年南北朝时期，羌族首领梁勤在这里建立宕昌国。剧作家依据自己对陇南历史文化与生活的积累，依据人们对位于宕昌的官鹅沟大自然奇异美景的独特感受，产生爆发性的创作灵感与激情，这则凄婉动人而又具有强烈戏剧性冲突的传奇故事便诞生了，官珠与鹅鳗也随之在剧作家的脑海里出现了“形象的受胎”。而官鹅之间的人世珍爱恰恰是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才情与智慧升华之后的结晶，是剧作家审美意识与客观现实精巧结合的产物。一般来讲，因山水奇景的民间传说触发而创作的作品，具有较为厚实的大众基础，却又往往局囿现实束缚而使剧作显得拘泥，缺乏更大的自由与灵气；而在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故事的情况下，剧作家“应物斯感”，神思飞动，想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具有更大的创作自由，而风险与不测随之相生，但凭借作家的才情，作品也会出现崭新而奇妙的景象。《官鹅情歌》就是剧作家富有创造性的灵感使然，艺术构思出现了质的突破，形象的孕育发生了神奇而新颖的飞跃，这正是戏剧创作最需要的境地。我们所期望的创新正是表现在剧本创作上本质意义的飞升，而非表层物质（如舞美灯光服饰）上的现代化。《官鹅情歌》的主创者没有把创新的笔端停留在从“无”到“有”的精巧传奇故事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编撰上。官鹅沟历史的、民族的和自然风光的灵气蕴藏，在与主创人员不断的解读与创造中获得新生；而作为戏剧的《官鹅情歌》更在于借人物的内心真情与行为，揭示超然于一般的“男女婚恋”“民族团结”“山水传说”而上升到当代具有世界性的普适至理。官鹅的情歌，其精神内核是“合则两利共兴旺”。第五场，鹅鳗劝说铁布大哥道：“仇恨的河水流不断，流到哪里才算完，羌人的胸襟宽无限，跑得马来行得船。你争我斗生祸患，氐羌和睦有平安”；一个能把羌笛吹得美妙绝伦的氐族小伙，他的心灵也一定与我们相通？官珠答道：“我俩的血液在一个血管里流淌”。这一对人物心灵的外化自然、纯真、朴实而大气，且具有世界化“通感”。这种世界化的通感又深蕴着世界普适的人文关怀。表面看，两个部族的两个真爱的青年殒灭了，惨烈得使人有点透不过气来；但正是他们生命的终止才给更多的人们带来对人最具生命意识的关怀，真正体现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人生真谛的终极关怀。和睦和谐，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正是我们当代的戏剧人应该追索和守望的本质意义上的创新。

《官鹅情歌》是陇剧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一部新创的大型剧目。观看他们的演出，我们感到从文本到剧种再到演出都在进行着一场基于继承、敢于创新的艺术实践。这充分说明作为陇剧主要载体的甘肃陇剧院对地方特色剧种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通过创作主体与观众受体的共同磨合，我们有理由认为陇剧的创新步伐进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阶段，这对其他剧种和艺术样式的衍变同样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陇剧是由陇东道情以说唱为主的艺术形式发展为一个地方性戏曲剧种的。以渔鼓击节伴奏和声的“道家之曲”，时至今日将何去何从？以唱经扬道为根本的“有道之情”之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又如何产生新的戏剧作用？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课题。有人慨叹“现在没有地道的道情了”，对传统意义的陇东道情十分恋想，同时又对曾经有过的陇剧音乐“歌剧化”现象表示非议。在我看来，原生态的陇东道情确实需要继续挖掘、保护，保留它原来的特色韵味。但作为原有陇东道情的陇剧艺术不应该是古董，她必须经过自我调理，不断地从当代文化生活中，从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中汲取各种营养，以完善和发展自己，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创新，才是最好的保护手段。《官鹅情歌》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由传统的根基出发，“随时而变”。在这台陇剧的开场戏中就有歌剧或音乐剧的某些特征：“官鹅沟——凝聚了日月星辰的灵秀，滋润出风云雨露的温柔，回荡着官珠鹅鳗的呼唤，凄婉的故事流传到永久”。你说这种唱词与背景音乐的旋律就不是陇剧的唱词，陇剧的音乐吗？我感到，普通的观众觉得好听，还能随声吟唱就好，不必刻意地在这些旋律上去寻找当年陇东道情的符号。这台戏在开场、收尾及某些场次场景的衔接部分有些歌剧的韵味也不是不可的。陇东道情原本也叫“道歌”、“道曲”，某些音乐元素还是来自道教音乐的，其实这就是陇东道情的人民性。将原生态的陇东道情与现代生活的内涵精神“融合”，展露当代陇剧的音乐风韵，这就是创新。因此，这台戏的艺术性与学术性同在。今天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严肃的工作中，必须要考虑“变”与“亘古不变”的问题。原始的文化资源要完好地保存，它的学术性就体现在原汁原味上；生活中的陇剧艺术要“适者生存”，它的学术性就主要体现在艺术创新上。在不变、求变的论争中，我们首先要考虑保护“非遗”的终极目的，这就是要通过有生命力的文化艺术来张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符号，让我们的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并促进人类的文明进程。《官鹅情歌》正是在这些深层的文化蕴含中体现了创新的价值。

这台戏两次在兰州上演，观众对她的舞台呈现的手法给予认定，比如把灯光和影视框架式的切割手段搬上戏曲舞台的场景转换，给人以新鲜感；鹅鳗在飞流直下的山泉中沐浴，用现代舞美技巧代替了戏曲的虚拟表演，让人感触到话剧写实的魅力；人物服饰的标新立异和采花节上的群舞歌队都给人以现代感。这些都是戏曲创作内部的一种适度革新。《官鹅情歌》打破过去戏剧创作相对封闭的局限，全面地走向开放，把戏剧创作的外部环境的开拓当做非常重要的突破口，把院团的主体工作与旅游的资源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陇剧创作的新路子。边肖和雷通霞两位梅花奖得主饰演剧中的灵魂人物，因为艺术的创新与社会生活挂钩而更显现出他们的名人效应。没有陇南特有的人文积淀，创作者们不可能产生艺术情感的冲动；反之，没有宕昌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官鹅情歌》有可能只成为“案头剧”而被闲置，两位梅花奖演员也将无用“舞”之地。总导演王亨在这方面深有体会。他认为当代戏剧应与现实社会生活“三贴近”，陇剧是地方特色的剧种，更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走出剧院的大门，戏剧本身没有使经济腾飞的任务，但与今天的生活成功衔接就有可能引动一方的经济气脉。我很赞同这种观点。

很有一段时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提法直接影响了戏剧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也有一段时间，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完全割裂开去，戏剧不去关注时代的衍进和生活的追迫，而只在自己的圈子里较劲，抑或在更小的学术圈子里逗留，以其模式化的思维及争先恐后的大制作营造感官刺激，一门心思的追拥什么奖项，这一类戏剧创作实际上脱离了当代丰繁的生活土壤，走上一种歧途，毫无创新可言。使我惊诧的是，有不少观众观看了陇剧《官鹅情歌》后才知道甘肃有个宕昌，才了解到宕昌确实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有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哈达铺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有以官鹅沟国家级森林公园为代表的绿色生态资源，有以宕昌国遗址和羌藏民族原生态习俗为代表的古色资源。正是这台戏，使我们向往宕昌，也使宕昌之名广为传播。这是一种绝好的艺术与经济生活的互动。戏剧内部的创新是戏剧质量提升的必经之路，而戏剧外部环境的创新则是戏剧生存价值的体现；忽视戏剧与当地人民文化心理的相互需求，艺术上的所谓创新也将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