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良妻贤母观的合理内核及其借鉴

【摘要】良妻贤母观是近代日本女性观的基本内容。良妻贤母观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强调对传统妇道的恪守；二是重视对知识素质的养成；三是强化对国家兴衰的责任。良妻贤母观的推行使女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成为可能，其强调女性的教养与知性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强调打造人力资源强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家庭的今天，良妻贤母观的合理内核可以为我所用。

【关键词】良妻贤母；女性观；合理内核；借鉴

“良妻贤母”，意即善良的妻子和贤惠的母亲。良妻贤母观是近代日本女性观的基本内容。良妻贤母作为近代日本女性的行为规范，对塑造善良的妻子和贤惠的母亲，提高日本妇女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良妻贤母观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没有使日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然而它的推行使女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成为可能，其强调女性的教养与知性的理念具有积极意义。良妻贤母思想的精髓可以为我所用、合理借鉴。

一、良妻贤母——女子教育理念的确立

良妻贤母观诞生于明治启蒙期的贤母论。在此之前，由于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三从四德的儒家女性观占支配地位。明治维新时期，西方男女平等、实行女子教育等理念传人日本。“造就好的母亲是建造好的国家的基础”，源自这种西欧式的思想，一些启蒙思想家和开明人士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人开始力推基于“贤母论”的女子教育的必要性。

“良妻贤母”这个词最初由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中村正直（1832～1891）在《明六杂志》中提出，他认为把女性塑造成善良的妻子和贤惠的母亲，是社会文明开化的一个象征。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森有礼（1847～1889）将其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女子教育比之男子教育更重要”。1885年，时任伊藤内阁的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在一次演说中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需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是否发达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森有礼将女子教育与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站在国家的角度把女子教育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不过，这只是一部分的思想启蒙家的言论，这一时期“即便是初等教育对女子而言也是不必要的”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良妻贤母观”尚缺乏女子教育的实践根基。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国家主义思想开始急剧滋长。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日本社会将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归功于中日两国教育普及的差距上，女子教育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1899年日本颁布了“高等女子学校令”（高等女子学校对应的是中等教育阶段），规定到1903年之前，全国各府县至少要设立一所公立的高等女子学校。进入1900年，各地渐次设立高等女学校，女子中等教育迅速地完备起来。

时任文部大臣桦山资纪将良妻贤母教育明确作为女子中等教育理念提出。他指出“高等女子学校的教育在于培养学生于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的素养”。具体来说，良妻贤母的女性形象应具备“优美高尚的气质和温良贞淑的性情”且“通晓中流以上生活所必需的学术技艺”。继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继承这一观点，将推进女子中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而“高等女子学校是为了实现这种天职而进行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机关。”

这样一来，良妻贤母主义经由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亲说”，森有礼的“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密切相关”的认识，再加上之后两任文部大臣的力推，成为了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具体内容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良妻贤母都是国家公认的理想女性形象及女性规范。即便在今天的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依然拥有很高的社会认同感，一旦结婚便辞去工作投入家庭的女性不在少数，足见良妻贤母思想长期以来对日本社会影响之深。

二、良妻贤母观的基本内涵

良妻贤母作为一种近代女子教育理念，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强调对传统妇道的恪守。《高等女子学校令》强调发挥女子“特性”，比起男子中学，外语、数学、理科的内容及授课时间要少很多，取而代之家务裁缝、手工艺等课程占用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女子实业学校（高等女子学校的一种），这种课程上的安排更加明显，教学内容中家务和修身教育占很大的比例。

1902年由文部省编篡的《高等女学校用修身教科害》中明确规定了修身教育的内容即妇德的涵养。要求做到尊敬父母，顺从丈夫，强调贞操观念，防止女学生由于知识的增加而背离妇德。

（二）重视对知识素质的养成。中国古代的女性规范中有如“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淫”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女性观也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社会的普遍认同。女人不必有知识，孩子的教育主要应当由父亲承担，女人有了知识容易不安分。而良妻贤母思想思想的推行打破了这一观念，认为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文化是良妻贤母的一个重要标准。把“知识”和“教养”放入女性规范中，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高等女子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学校课程中修身、国语、地理、数学、理科、家政、裁缝、习字、图画、音乐、体操为必修科目，外语为选修科目。在难度上，与男子上的普通中学相比有所降低。在学年上普通中学是5年，女子高等学校则是4年。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女子高等学校的课程中，知识性的课程在总课程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高等女子学校的教育目的在于让女子掌握基本的知识和学问，使之得以与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男子相匹配，成为好的贤内助，同时具备更为先进的育儿知识，教育出优秀的下一代国民。

（三）强化对国家盛衰的责任。良妻贤母思想主张女性通过在家庭中发挥作用，进而间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它客观上使女性地位得到了提升，女性被列入近代国家国民的行列。高等女学校教育强调女性应具备作为近代国家国民的自觉性，倡导女子要胸怀国家观念。日本文部省1902年编纂的《高等女子学校修身教科书》中将“照顾家人”、“教育子女”等行为与“淳风美俗”、“国家的盛衰”想联系。不仅如此，各地高等女学校校训及校长训话中也往往可见类似的表述，如女子的“个人行为关乎到国家盛衰，因此尤其需要留意自己修养的提高”。“作为未来中流家庭的主妇，也是未来国民的中坚力量，双肩担负着国家的命运”等等。近代日本人充分认识到女性力量对于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且在国家发展的实践中力图积极发挥这种作用。

良妻贤母思想及以此为核心设立的女子高等教育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认为女性能力较男性处于劣势，将教育内容的难度限定在与男性相比较低的水准；认为女性的“特性”决定女性应该为家庭服务，女性适合间接地为社会做出贡献等等。这就对一些希望走进社会发挥自身价值的女性构成了压抑和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良妻贤母思想的出现提升了女性受教育的水平。希望走上社会成为职业女性的人，由于获得了学历，有了与男性竞争的资本。尽管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尽管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应该服务于家庭，但有了不逊于男性的学历客观上还是让女性多了一份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女子教育带来女教师、女记者、女事务员等职业女性出现，至1930年，几乎所有行业中都有了女性的身影。

三、良妻贤母观合理内核的借鉴

在任何一个国家，占全部人口半数的妇女知识、素养的提高，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肯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日本良妻贤母女子教育理念的推行，促进了女子知性和教养的形成，也使日本女子获得了“教育妈妈”的美称，其对近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应当说良妻贤母思想的一些合理内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一）增强母亲的道德修养，担当起孩子最初教化者的职责

修身教育是日本女子良妻贤母式教育的重要内容，强调妇德的涵养，值得我们借鉴。随着教育的普及，中国妇女的文化素质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作为母亲的人格素养状况却令人堪忧。人们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孩子最初的教化者。大量例证表明，母亲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对子女健全人格形成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母亲是孩子的模仿对象，如果母亲是庸俗粗暴的，大抵子女也难以做到温和礼让；母亲是友善豁达的，子女通常也是开朗大度的；如果母亲是一个生活井然有序的人，子女也会养成遵守时间和遵从秩序的习惯。而子女的不良习惯也往往是通过耳濡目染从母亲那里因袭而成。所以，母亲应该加强自身的人格及道德修养，以良好的德行为孩子树立仿效的榜样，不要让自己品格的瑕疵污染了孩子纯洁的心灵。

（二）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担当起培养未来建设者的责任

孩子不只是属于家庭，更重要的是属于国家！因为他总有一天要离开家庭，成为国家的建设者。梁启超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推动世界的手是母亲的手，母亲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担负着民族发展国家兴盛的重大历史使命。母亲作为家庭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承担者，她们不仅是家庭人口数量的生产者，而且更是家庭未来人力资源开发质量的掌控者。母亲教育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她们必须承担起促进社会进步、提高民族素质的重大使命。早在近200年前，日本启蒙思想家森有礼对此已有真知灼见：“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是否发达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日本的贤妻良母教育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注重女子“善良”“贤惠”品性的养成，使只有舔犊之情的“自然妈妈”转化成聪慧善良的“教育妈妈”，进而使更多的下一代成为兴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其成功的女子教育实践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

（三）掌握科学的家政方法，担当起营造和谐之家庭的义务

在现实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内容中，中国女性没有受过如何做母亲、如何管理家庭的专门训练。作为独生子女的母亲无从积累教育子女的经验，一个孩子的教育成功是百分百的成功，一个孩子的失败则是百分百的失败，她们对孩子的教育充满了“试错”的风险，并且无从获得“纠错”的机会。在新中国，“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女性观，使妇女社会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然而，也使许多女性身上温柔、贤惠的美德越来越少，不屑做贤妻良母的人越来越多。许多“职业妇女”工作上是一把好手，却拙于履行母职与妻职的技能，有人甚至对家庭事务管理一窍不通。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娴静典雅、彬彬有礼、善于持家、教子有方的贤妻良母妻子仍然是中国男人对女人的普遍心理期待，也应该是社会评价女性的客观标准。鉴于现今中国女性“持家”、“育儿”能力的普遍缺失，笔者呼吁应当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设立更多的女子教育和母亲教育的专门机构，增加如何做现代贤妻良母的教育内容，致力于帮助女人完成从盲目的“自然母亲”成长为合格的“社会母亲”的转变，使家庭和谐具有坚实的女性素质依托。惟其如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和谐、协调发展才会有最重要的社会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