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理论回归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双赢诉求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宏大理论开始回归，到1970年代宏大理论再领风骚。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引入现代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界受内外因素的塑造，逐渐形成了受自然科学方法支配的实证研究风气。这是一种进步。但中国社会急遽转型所需要的宏大理论言说，遗憾缺席。这一缺席造成中国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搭挂于他者社会的尴尬状态。而且在宏大理论建构尝试与实证研究之间，陷入相互不屑的窘迫状态。中国社会科学既无成功的宏大理论创制，也无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实证研究。人们试图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并且与中国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以期产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宏大理论，就必须致力于建构宏大理论，与实证研究相互促进，变中国社会科学的双失局面为双赢结果。

关键词：宏大理论；回归；中国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003-12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84）

在充分肯定中国社会科学近期取得了显著进步的前提条件下，需要对中国社会科学远远不适应中国社会变化需要、而且根本不能说明当下中国社会状况，且常常处于失语情形的痼疾进行不留情面的反省。简而言之，由于中国社会科学没有能力挣脱、甚至是自愿沉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套路，呈现出令人十分忧虑的双失局面：一是足以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对人与社会本性进行系统建构的宏大理论完全缺失；二是试图反映中国社会急遽变迁现实的经验研究，常常扭曲了人们仅凭常识就可以体认的中国现实，丧失了描述真实中国的微观能力。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以宏大理论的建构，来为微观经验研究提供理论支持，进而促成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

一、现代社会转变引发宏大理论强势回归

回顾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界限分明的时段，且呈现出鲜明不同的理论风格：1900-1950年代的世界社会科学，呈现出主流的科学化研究与非主流的宏大理论交错而在的局面。相比而言，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科学之科学化研究的模式，领尽风骚、风光无限。尽管1950年代宏大理论的重建起风扬帆，但直到1970年代，宏大理论才以其精彩纷呈的理论展示，显出它蔚为壮观的争锋主流能量，重新获得它丧失了半个多世纪的话语主导权。

在1950-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原生地即西方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发生了研究趣味上的趋同性转变。恰如昆廷·斯金纳指出，对人文社会科学家而言，“企图制定一般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其结果无非是被看做一个混乱而过时的失败，跟不上科学时代。与此相关的是一条正面律令：放弃对过去的宏大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他们那描述成分与评价成分的无能混合，以便能够继续执行那真正科学的和据称价值中立的任务，即构建后来被称为关于社会行为和发展的‘经验理论’”1。

这种禁止性与倡导性同在的趋同性选择，是西方社会科学界长期研究实践的沉淀结果。远在19世纪中期且绵延到跨世纪的20年代，一些迷醉自然科学精确知识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像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赫伯特·斯宾塞和马克斯·韦伯等人，就明确推崇对人类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开风气之先的孔德对这一研究取向的表述，很具有代表性。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应该归结为在一切方面对存在物作系统评价，并放弃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该领会到，这种对现象的研究，不能成为任何绝对的东西，而应该始终与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状况息息相关。在这两方面，人们由于承认我们各种思辨方法的必然缺陷，就看到我们非但不可能全面研究任何实有的存在，而且还不能肯定哪怕是肤浅地认识一切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并未掌握真实存在的主要部分”2。基于这样的研究预设，以自然科学看待世界、建构知识、解释社会的进路，成为此后西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这一取向，彻底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理路，寻求客观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解释。“科学”也就成为相关研究必须加上的限定词汇。

这是一种将价值问题排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之外的研究取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排斥，一是因为价值的“诸神之争”久决不下，以至于无法对现代社会进行共识性的研究，因此必须以“价值中立”为前提才能有效研究现代社会。二是因为研究者认定价值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因此无需就价值理念或其他终极问题进行繁复论述，仅需就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受这类判断的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认定诸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不再担负为合理的社会生活提供辩护的职责。于是，道德哲学仅仅成为语言分析，政治哲学演变为词汇解析，社会哲学远离所谓意识形态话语。关于人与社会本性的系统理论即宏大理论终结了，纯粹经验的社会科学顺理成章地全面主导相关领域的研究。

仅仅着眼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问题，无法解释急遽变化的现代社会演进。尤其是在1950年代旧殖民体系瓦解，西方社会自身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更加显示出沉入琐碎经验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空前乏力。“1968风暴”全方位呈现了这种危机：发达国家的信念世界崩塌，既定制度的效用明显衰变，社会阶层与集群间的对立情绪加剧，诉诸战争手段维持特定制度体系的尝试归于失败。那种仅仅着眼于语言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或者说仅仅着眼于解释人们的行为动机、过程与结果的研究实践，陷入自身的危机状态不能自拔。宏大理论因此强势回归。在1950-1960年代还处在自然科学、语言分析阴影中的宏大理论，也就是对人和社会本性的系统理论建构，重回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舞台。“时代当然已经变了。就在上一代人那里，乌托邦社會哲学再次重操旧业，同样受到鼓吹；马克思主义复活了，并且以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形式繁荣起来；由于拉康（Lacan）及其追随者的工作，精神分析学获得了新的理论方向；哈贝马斯（Habermas）及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其他成员对马克思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持续反思；女权运动也增加了一揽子先前受忽略的洞见和论题；在这整个混乱漩涡中，英语世界社会哲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城堡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和侵蚀，包括诠释学者、结构主义者、后经验主义者、解构主义者以及其他的入侵部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