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喻”探幽

摘要：以比喻的功能为标准，将比喻分为“象喻”“情喻”和“理喻”，是一条不同于传统修辞学的“喻学”研究新路，为“喻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好的“理喻”可以化繁为简，将抽象的道理变为有形可感的体验，其中“化理入喻，以喻说理”，是“理喻”运用的关键。在我们的心智都为现代语言——抽象的技术术语所麻痹的今天，对“理喻”的发现和运用，将会对提升思维、开启智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喻学” “理喻” 语文 教学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修辞学将比喻定位为一种特定的修辞方法或表达手段。如《辞海》解释为：“修辞学名词。比喻亦作譬喻，借彼喻此，所以曲达事理，增强 文势者也，如孟子梁惠王‘犹缘木求鱼也’皆是。”①《现代汉语词典》说：“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②传统修辞学认为比喻包含三个要素——本体、喻体和喻词，三要素的运用决定了比喻的三大分类——明喻、暗喻和隐喻以及其它几十个小类，如博喻、较喻、否喻、引喻、倒喻、曲喻、回喻和互喻等。这样分类是基于一种修辞学上的习得而生成的，重点强调的是语法形式，如三要素的在位与缺失、喻词的形式与运用。但它完全抛开了语义、语用、语境方面的考虑，显然，这样的定位对比喻学的研究是过于呆板和狭隘了。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果没有“臭皮匠”（“常人”）、“诸葛亮”（“智者的化身”）、“三”（“多”）这样的文化背景的储备，那就完全不能领会其比喻的所指了。再如，“这个小姑娘的眼睛像葡萄一样”“共产党像太阳”“初恋是一场革命”，虽说都是比喻，但其中所传递的说话人的思想、感情、智慧、理性是全然不同的，其中除了文字的比喻外，背后还蕴藏着丰富的言语信息，而这些信息用传统修辞学的比喻认知是无法解读的。

这里，我们试图以功能为标准将比喻分为三类：“象喻”“情喻”和“理喻”。“象喻”就是为事物作形象描绘的比喻，如“这个小姑娘的眼睛像葡萄一样”；“情喻”就是假借外物以喻意的方式表情，看似喻意，实为抒情，如“共产党像太阳”，实际是以“共产党”和“太阳”的类比，来抒发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敬仰、热爱之情；“理喻”就是讲道理的比喻，所称不全在于形象，旨在揭示、印证事物的性质、关系、本质、规律等抽象的内在意义，如“初恋是一场革命”，既无形象的（外貌相似的）比拟，也不是科学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是通过这个比喻（理喻），将“初恋”和“革命”在所指意义的共同点——“本质的第一次改变”——相互联系在一起，极其贴切地传递了“初恋”在人生中的意义。正如阎庆生先生所言：“‘理喻’的形式是‘喻’，而其内容是‘理’。作为形式的‘喻’与作为内容的‘理’这两个因素的连接、渗透、完美的统一，便是衡定‘理喻’优劣的标尺。”③简言之，即“化理入喻，以喻说理”。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比喻大师，他比喻理论上有着独到而深刻的创见——比喻之“二柄”说和“多边”说。钱钟书先生在分析《周易》和《诗经》中的比喻运用情况时，提出了比喻的两大分野，即说理陈义者之比喻和词章之比喻。他说，说理陈义之比喻见于说理性文章，词章之比喻见于文艺作品。阎庆生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明确提出，运用比喻说理是比喻的一大功能，而阎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了“理喻”这一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与传统修辞学截然不同的“喻学”研究新路，避免了泛泛论述比喻的功能，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在不同的文体中比喻的实际表现的不同，为“喻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二、“理喻”辨析和举例

一般而言，关于“象喻”和“情喻”较多见，也较易理解，所以这里我们重点分析“理喻”。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从认识论和人类文化的来源着眼，把基于神话和诗歌的象征语言和思维方式，称为“隐喻思维”，认为它是相对于逻辑概念和表达方式而存在的；美国人莱可夫和约翰逊说：“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体系。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历、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主要和基本的方式。”④这里所谓的“隐喻”，从宏观上理解就是“比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比喻的本源是神话，神话的思维是比喻的思维。维柯说：“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要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⑤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理喻”的思维过程，人们在展开思维时，就是从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事物展开想象和联想的，在选择“理喻”时，亦是如此。

如果说人们在表达思想观念时存在着比喻思维的话，那么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天地万物中探寻与主观思维（情感、意识、态度、心境等）相匹配的客体，在它们相异的表面找出意义层面上的共性，从而表达出两类事物融合后所产生的新意义。而“理喻”，就是在上述的思维联想过程中经“化理入喻，以喻说理”而实现的。

传统观点认为比喻主要是一种形象思维，所以“象喻”的运用最为常见，而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为了抒情的需要，“情喻”的运用也就非常普遍。相对而言，“理喻”似乎就不那么常见了，其实不然。“理喻”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整合运用，“理喻”的思维是开放型的，特别重视喻体和本体的本质联系，并不局限于形象的需要，所以“理喻”的思维更具跳跃性，就是人们所说的“同类不比”。钱钟书先生在评论宋代诗人忽视对现实生活源泉的挖掘时说：“把支流当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的流行性感冒。”⑥事实上，“理喻”的运用的确能起到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点石成金的作用。在冗长、枯燥的说理议论中加以巧用，不仅可使文章形象、生动，还能提高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一般地说，西方人更擅用“理喻”来说理议论，如马克思就有很多精辟的“理喻”，如把“逻辑学”比喻为“精神的货币”⑦（《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称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中世纪文化是“人类动物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世纪“国王的最高国务活动就是他的生殖活动”⑨（同上书）。

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与《修辞学》中，对比喻做了较详细的分类，并赞誉：善用比喻是天才的标志（《诗学》第22章），对比喻的运用推崇倍至。后世如西塞罗、贺拉斯和昆体连也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和运用。当然，在西方文化的另一源头——希伯莱文明或者说《圣经》中，更是有着大量的比喻。著名的文化学者叶舒宪在其新著《<圣经>比喻》一书中，从比喻的角度给《圣经》做了一个意蕴丰瞻的解读。他将《圣经》中的比喻，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经文中具有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如“混沌”“禁果”“方舟”“十字架”等，这些意象大多源于远古先民的神话传说，其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比喻象征；二是《圣经》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中所使用的修辞性比喻，如“神吐气如火”“你的肚脐像圆杯”“性欲乃是一种欲演欲烈的火焰”等，这些比喻均是以一种形象或象征来论理说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三是带有说理、劝戒或讽刺目的的比喻性小故事，如“陶匠弄泥”“两只大雁”“浪子回头”等，把深奥的教理或观念用通俗的故事体现出来。实际上，如此艰涩难懂的时空观念、生命起源、人生的意义、痛苦与幸福、婚姻与生育、死亡与复活、罪恶与救赎等，怎样能顺利地为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早期教民所接受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运用“理喻”，化理入喻，以喻说理，“就近取譬”，以身边熟事、琐事来阐释那些宏大命题，化繁为简，变生为熟。使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贫民、婢女、渔夫、猎人、老人、儿童都能听得懂、喜爱听上帝的声音。下面撷取几例，加以说明。

（1）“依然活着的人，总怀有希望，因为一只活狗胜过一头死狮。活着的人至少知道自己必死，而死了的人却一无所知。他们不能再得报酬，也不再被人怀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一切都成了过去，世间的事，再没有他们的份了。”（《旧约·传道书》第9章）

生命与死亡是人类的终极话题，作为一种宗教，不可避免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上述“活狗胜于死狮”的比喻（“理喻”）体现了基督教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源于一种珍爱生命的基本人生态度和立场。一个宏大的终极话题，在这样一个通俗的“理喻”中立时明了了。

（2）“黑人怎能改变他的肤色？豹怎能除掉它的斑点？你们这些惯于行恶的人，怎能行善呢？”（《旧约·耶利米书》第13章）

这是一个排喻的“理喻”，借黑人的肤色、豹子的斑点这样的天生特点，类比恶人的恶性生而有之并不可改变，语出《旧约》应该反映的是犹太教的道德观。中国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大意相当，都是在指出人身上的一些恶性出自天生又不可改变。

（3）“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犯罪，都会引起主的愤怒，然而性欲乃是一种欲演欲烈的火焰，怎么也扑不灭，只能任其烧成灰烬。一个人如果沉迷于淫欲之中，那就无可救药，只能被欲火焚毁。”（《圣经后典·便西拉智训》第23章16节）

如同中国人所说的“欲火中烧”“欲火难耐”一样，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理喻”，这种“理喻”的运用使看不见摸不着的“性”欲念形象化、具体化，并且凸显了其可怕而巨大的破坏力。

其实，正如在上边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也有着蔚为大观的“理喻”运用，如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

（4）“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用“风”和“草”比喻君子和小人“德”的不同性质，顺利得出“草上之风必偃”的结论。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没有议论说理，但结论却是不证自明。

（5）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

孔子用堆山平地为喻，实际上是在阐发一种人生哲理：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宰，究竟是少一筐土而费，还是加一筐土而成，决定权把握在自己手里。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全靠自己。

（6）“世俗之君子借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谓之黑。”（《墨子·鲁问》）

墨子用人们对白、黑的不同认识比喻人们在“窃国”和“窃物”的认识上的糊涂观念，简洁明了，一语中的。

（7）“假与马者，非利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

荀子用“假与马者”和“假舟楫者”为喻，阐述“君子善假于物”的道理，说理透彻，易于接受。

（8）“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庄子用“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比喻“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说明事物受着时间和空间等条件制约的道理，耐人寻味，深刻隽永。其实《庄子》许多篇章都常用“理喻”来论说道理，如用“不龟手之药”比喻“不识深妙高远”的作用等，均含义深长，富有哲理。

三、“理喻”的启示

综上所述，不仅西方文化传统和希伯莱文化传统中，有着娴熟的“理喻”妙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喻”的运用同样源远流长。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人类的思想和语言是同步发展的，人类历史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这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应的三种语言则是“家族时代的语言”（无声的语言，如符号和实物等）、“英雄语言”（徽志、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等）及“人的语言”（约定俗成的符号）。人类最初都是借助神话、寓言、比喻来进行思维和交谈的，所以也有人把比喻称为“人类最初的语言”。

两千多年前，《圣经》和《论语》，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智者，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著述和言论中，在论辩和演讲时，对“理喻”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撇开环境、时代与语言发展进程的规律不谈，其显见的原因就是“理喻”在说理议论时，确实有着化繁为简、从易入难、变生为熟、由近及远的效用。

今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仍然可以看到原初的比喻语言和思维在古圣先贤们身上的积淀，而这种积淀经由“化理入喻，以喻说理”的形式在比喻的世界里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此，我们隐约又看到在古希腊的广场街头，智者们论辩的身影，听到亚里士多德的赞叹：善用比喻是天才的标志！在为现代语言——抽象的技术术语所麻痹了的今天，“理喻”确是一座“智慧的金矿”，特别是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能够把握住“理喻”的要旨，以一种全新的视域和方法，撇开传统的“喻学”概念，将最为原初的比喻意义重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去认知和解读“理喻”。发现、学习和运用“理喻”，不仅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有重大的帮助，而且对于锻炼思维、开启智力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辞海》编委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②中国社科院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版。

③阎庆生，《鸿影小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④转引自冯广尧著《汉语比喻研究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7页。

⑤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第158页。

⑥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7页。

⑦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6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4页。

（张丰年，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