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比较完整的现代化观念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五四”以前，中国的现代化观念萌芽于应对英国入侵的海防思潮，洋务自强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历经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和辛亥革命，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认识和探索仍然处于被动地位。“五四”以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学外国”发展到高潮，广大的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逐步形成了涵盖物质、制度、文化、思想等重要层面的现代化观念。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找到了以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由被动转为主动。

〔关键词〕近代中国;“五四”时期;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432.9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46-08

现代化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对一种新的“文明形式”的统称，它的内涵起源于资本主义，但在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中又超越了资本主义范畴。现代化的目标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型。作为一种动态地体现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的思潮，现代化特别强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艰辛探索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振兴中国，从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到领导辛亥革命“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中国人在探寻现代化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艰难摸索，一个方案失败了，又尝试新的方案。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市民、工商人士等社会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抗议北洋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变动和深刻的思想革命，即五四运动。“五四”前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重要历史转折期，“现代化”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一、“五四”以前的现代化思潮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很早就产生了现代化的萌芽，比如明朝中后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采矿厂和纺纱厂，雇佣了工人，突破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从16世纪开始，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势力的冲击下，中国与诸国还是有不少通商贸易往来的，并没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隔绝。但是，这样的萌芽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思潮。那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是从哪里萌发出来的？是在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中被动地发展起来的。

1793年正处盛世的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建立通商关系的请求，并在致英国国王书中写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向以“天朝上国”自诩，视“华夷之辨”为天经地义，不愿去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满足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把允许外国人来华贸易作为一种礼节性的恩赐。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量的方面再发达，也无法抵御先进的生产方式带来质的冲击。康乾盛世的落日辉煌和优越感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终于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

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就这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进入长达百年的“危机——反应”发展路径。为了应对英国的侵略威胁，林则徐、魏源等统治阶级内部的先进人士奉行“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了解世界、从异国寻求卫国之法的新风气，这是中国社会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只不过这时的“长技”和“法”更多的指船舰和枪炮等，即所谓“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为防英国挑衅，从美国旗昌洋行购买了一艘千吨级的商船，后改装为兵船，装有34门大炮。通过对比，他还发现英国的帆舰优于中国的师船，因此决心仿制英国帆舰。有西方人士记述道：“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3〕除了购船和仿造船，林则徐还提出了加强海防工事、整顿水师、建立兵民联合作战体制等御敌方法。准确讲，这一时期“御夷图强”的思想还不属于现代化思潮，只是保家卫国的海防思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林则徐等人的主张没有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自然就不可能获得中国社会的普遍重视。他在向道光皇帝提出创建近代海军的密奏中称：“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加”，皇帝朱批曰：“一片胡言！”〔4〕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5〕由于内部不具备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条件，而外部的民族危机也没有严重到能够撼动整个封建体制的程度，因此，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先进思想不可能变为一种社会思潮。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到来，中国的内部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晚清政府维持统治的压力更大，既要“靖内患”，又要“御外辱”， 一系列内忧外患不是购买或仿制一些西方的船炮就能解决的。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制度方案冲击着晚清的政制，同时，随着通商开放口岸的逐渐增多，与西方人打交道的领域扩展到贸易、传教、航运、语言文化等各方面，中西普通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更加频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资本主义以它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的民族，在侵略和扩张的同时逼迫中国改变数千年的传统封建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剧烈变化，反映政治经济变化的观念形态也必然发生变化，洋务思潮兴起。

“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变而来，“夷”字变“洋”字，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精神和价值的动摇。中国历史上的中外交往发展中，“夷”相对“华”“夏”而言，是对异族或外族的贬义称呼，到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人也被列入“夷”的范围。“夷”字代表着封建王朝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但是到了近代，中西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对外族居高临下的蔑视已经极不现实，部分开明的清朝官员开始主动使用“洋”“洋务”等称呼。另外，西方列强对自己被称为“夷”也颇为不满。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7〕这个规定本质上是列强用不平等条约要求的所谓“平等”。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晚清政府和民间对“夷”字的弃用，意味着世界观的重大改变，这是现代化观念形成的基础。1840年划时代的意义，其实1860年代同样具有。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长达30年的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开始了。自强以御外辱成为自觉意识，求富观念的变化，意味着统治阶级开始正视中西差距。洋务运动正式迈出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从“制洋器”“采西学”到办企业、创办新式文化教育等，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突破了军事化的狭隘认识，在经济领域移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新设同文馆等近代意义的学校、译介西学书刊、派遣留学生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朝顺乎历史潮流的方向发展。洋务自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应付“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晚清政府中的开明官僚总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9〕虽然“中体西用”的方案仍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基础，但这是中国近代首个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现代化方案，承认中学具有不足之处，主张用西学来进行弥补，在当时的条件下，终究打开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大门。

1895年，舰船实力占据优势的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宣告洋务自强运动破产，中国人在实践中意识到，光靠器物层面的优势仍然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洋务思潮向维新思潮过渡。为什么数十年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拥有“坚船利炮”后还是不能御外辱？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变法势力，而且促使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从制度层面来思考如何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因而有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在技术变革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一步。康有为提出要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实行变法，以为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后来居上，快速成为一个强国。但維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秉持维新思想的一些人士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只靠变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维新思潮向革命思潮发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一步，但后续的历史发展令人悲观，民主共和的实践依旧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生机，所谓民主共和乃“共和其名，专制其实”。

至此，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及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次入侵和挑战下，从1840年至“五四”之前的近80年间，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步从变革技术发展到变革制度，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认识到，在大变局的时代必须进行大变革才能救亡图存。“五四”之前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现代化观念有三个特点：第一，起源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我们从魏源著《海国图志》的目的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0〕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于清朝的军事技术，例如从西洋购买船炮，或者更为进步的理念则是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根本目的都是抵抗侵略、战胜来犯之敌。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第二，启动于拯救民族危亡的自强运动。师夷长技的目的从“制夷”转变为“自强”，手段从学习和变革技术上升到制度层面的变法，这是现代化观念的巨大突破，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运动正式进入早期阶段。但是，这种突破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框架内的量变，与儒学自强不息的思想实属一体，向西方学习是在华夷有别的排外情绪下被动进行的。第三，现代化的动力既来自于应对西方挑战，也包括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主要方面是回应西方挑战。

二、作为转折点的“五四”时期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五四”前后是中国“现代化”观念初步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议题都在这一时期得以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也上升到新的高度。

第一，“五四”是中国近代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近代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破旧立新的过程。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实质是破封建主义的“旧”，立资本主义的“新”。在这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五四”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取代封建专制主义;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1939年5月1日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中国的革命队伍出现了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11〕在他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之前的革命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之后是无产阶级。此外，“五四”之后的革命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后来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2〕

第二，推动“学外国”走向近代的高潮，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3〕这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从自强运动开始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取得的基本共识，但“学外国”并非易事。究竟要不要学外国？要学习哪一个外国，哪一种现代发展模式？在“五四”之前，中国学习西方首先是“睁眼看世界”，取代“天朝上国”闭关自守的观念。中国社会的普遍封闭是长期的和根深蒂固的，虽然最初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一批介绍异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面世，但总体上晚清的整个统治阶级是不了解世界的，直到清末仍然如此。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大学士、义和团的幕后发动者徐桐嫉恶西学到连算术都斥之为“洋鬼子的学问”的地步，鲁迅讽刺道：“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14〕在开始了解和接触西方国家的基础上，中国首先最想学列强的坚船利炮等器物和技术，后来进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依葫芦画瓢”却不得其果。因此，“五四”之后“学外国”就上升到深层次的文化方面了。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5〕这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指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提出的“欧化”（即西化）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的学习思路，主张在中国引进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从文化层面改造中国、拯救中国。至此，对“学外国”的理解进展到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精神。虽然“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冲突的争论十分热烈，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是，“学外国”的共识普遍形成。因此，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的方案传入中国时，中国人亦不会感到惊讶而是热情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