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向警予六年感情长跑

他是党的杰出理论家，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以“蔡和森的理论”而著称，也因此被“左”倾中央阻止与“毛泽东的实践”相结合；他被错误地派往香港，直接导致落入敌手；在敌人残酷的屠刀下，他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

向蔡同盟，

划时代浪漫婚礼

没有喜酒，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没有婚宴，有的只是一间小小的木屋，和一屋子的欢声笑语、衷心祝福……

这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异国他乡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在法国蒙达尼公学的一间小木屋里，同是25岁的蔡和森与向警予以最简单最新潮的方式，宣告了他们婚姻的缔结。

参加婚礼的，除了他们的学友外，还有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与妹妹蔡畅。婚礼上最精彩的节目，就是一对新人朗诵他们共同的诗作《向蔡同盟》。

他们都反对旧式婚姻，向往冲破封建礼教的新式婚礼，于是，在异国他乡的这间小木屋里，便有了这场俭朴而浪漫的婚礼。他们把两人同读一本《资本论》的结婚照挂在墙上，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以《向上同盟》（一说《我们一起向上看》）为题，结集出版，赠送给亲朋好友。他们的好友萧子升看完诗集后幽默地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字而已。”由此，朋友们更多的称之为《向蔡同盟》。6月7日，蔡和森给好友毛泽东寄去诗集《向蔡同盟》，同时去信说：“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毛泽东则回复道：“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所谓“拒婚”，即反对旧式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他认为这种不要婚姻的“向蔡同盟”，为广大青年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蔡和森与毛泽东曾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同时师从于杨昌济、徐特立等进步教师，也是杨昌济最为得意的两名学生，杨昌济在逝世前曾给章士钊去信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他对两人的器重。

蔡和森与毛泽东共同求学期间，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课余则一同出去散步，一同去老师家请教问题。在这两名优秀学生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学生。1918年4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在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组织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该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规定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至五四运动前，该团体会员数量发展至七八十人。

新民学会成立后，已到北大任教的杨昌济给蔡和森来信，向他们介绍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代表新民学会赴京筹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激发了蔡和森的爱国热情，他积极组织在京湖南青年投入运动，同时加快了留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的步伐。为了实现“女界同时进化”的愿望，他返回长沙后，积极动员母亲葛健豪与妹妹蔡畅赴法勤工俭学，并让蔡畅邀请当时在湖南任教的向警予到长沙组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三十多人，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先到马赛，后至巴黎，随即来到巴黎郊区蒙达尼。

葛健豪以54岁的年纪与儿子、女儿一道赴法勤工俭学，在当时传为轰动一时的佳话。《大公报》在一篇题为《向外发展》的文章中说：我最敬佩的还有两位，一位是徐君懋恂（徐特立），一位是蔡君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教育，真是难得。

蒙达尼是位于巴黎南面的一个小县城，蒙达尼公学分别设有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蔡元培、李石曾都曾在男子中学就读。此次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大都进了蒙达尼中学，蔡和森进了男子中学，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进了女子中学。葛健豪除了在蒙达尼女校学习法语外，更多的时间从事刺绣，以贴补家用，支持蔡和森与蔡畅专心读书。

蔡和森和向警予结婚后，两人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帮助，向警予学习刻苦，对蔡和森起到激励促进的作用，蔡和森曾对朋友开玩笑说：“警予呀，常常在深夜还研究问题，有时还要拉我讨论，闹得我睡眠不足，真苦！”

此间，蔡和森以“猛看猛译”的方法阅读了几十种法文小册子，研究了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情况，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的重要章节，此时的蔡和森已经认定，中国革命应当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只有像俄国革命那样，先把军阀政府推倒，才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

蔡和森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同时积极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1921年3月，勤工俭学学生的代表李立三、赵世炎给蔡和森写信，建议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以统一领导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蔡和森回信建议成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表示赞成。

不久，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工学世界社”联合起来，先后开展拒款斗争和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致使蔡和森、李立三等104人被法国军警拘捕并遣送回国。

1921年12月11日，蔡和森抵达上海，与李立三、陈公培一同来到铭德里2号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经陈独秀与陈公培介绍，蔡和森与李立三一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他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向警予回中国后，夫妻两人携手并肩，共同奋斗。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蔡和森在会前根据中央指示撰写了《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法兰西工人运动的最近趋势》两篇文章，刊登在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上。

蔡和森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其后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大会文件，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

会后，蔡和森开始参与编辑《先驱》，并在该刊第九期上，开全国报刊之先，第一次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对蔡元培、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提出反对，并发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一文。

1922年7月，蔡和森和向警予一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蔡和森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警予当选候补委员，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夫妇二人皆为革命领导人，这在中共早期党史中绝无仅有。

向蔡分手，

莫斯科再觅知音

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在中共党史上曾被传为美谈，结合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两人在互相扶持下，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一个是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人们都非常看好这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姻缘，不料这看似坚不可摧的感情却在两人结合五年后遭到摧毁。

1925年初，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之际，蔡和森因身体多病不再出任宣传部长，专职主编《向导》，宣传部长一职由中共另一位领导人彭述之担任。为方便工作，蔡和森夫妇与彭述之夫妇及秘书郑超麟同住宣传部的寓所。

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姻危机正是源于彭述之的出现。

彭述之与蔡和森一样，也是一位风流才子，但他和蔡和森不同的是，他将工作和生活区分得恰到好处，每天显得轻松愉快，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而且将自己打扮得整洁潇洒，言谈又富幽默感，一下子攫住向警予的心。

而蔡和森的生命里只有工作，他废寝忘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缺少对家庭、子女的关心照顾，同时不拘小节，不注重个人卫生，加上哮喘病时常复发，让向警予感到生活单调无趣，死气沉沉。

多年和蔡和森一同工作的张国焘曾说：“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连朋友尚感到如此，何况是朝夕相处的妻子。

蔡和森在工作上成绩突出，但在家庭里，却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向警予生下蔡妮仅四个月，就将女儿送到了长沙五舅向仙良家中；生下蔡博不到一个月，就交给了大姑妈蔡庆熙哺养。1923年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两个孩子便长期留在了祖母身边。如此一来，蔡和森和向警予之间便少了一份来自孩子的感情。

两人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肯为家庭多做一些牺牲，加上当时中央领导没有工资，只有基本生活费，而蔡和森通常没有兼职工作，因此无固定收入，向警予又不善理家，蔡和森家里便经常断炊。也正是为了解决蔡和森家庭贫困的问题，李大钊为蔡和森推荐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时，曾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和森很穷，专待此（《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

面对实实在在的生活，“向蔡同盟”时的种种浪漫消失得无影无踪，向警予对蔡和森的感情也随之冷却。彭述之的出现，重新点燃了向警予的热情。与彭述之同住一个屋檐下，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感情迅速升温。

1925年6月，蔡和森因领导五卅运动，过于劳累致使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疗养。

蔡和森的离开，给向警予和彭述之制造了机会，两人更加频繁地往来，彭述之对向警予的关爱触动了向警予内心中柔弱的情感，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此时郑超麟在一旁看得清楚，心中暗暗着急。蔡和森在北京疗养三个月后，返回上海。

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刚刚宣布散会，蔡和森突然站起来，称：

“在我离开上海期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她已经向我坦白了。”

蔡和森话音刚落，举座哗然。会议结束后，向警予责备蔡和森说：

“你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这方面，才提出问题来讨论，你太自私了。”

“这是我的自私吗？我只是希望我们重归于好。”

党中央为了挽救蔡和森和向警予之间的感情，决定派两人同赴莫斯科，也就是离开彭述之，让两人有机会单独相处，冷静地做出选择。蔡和森到莫斯科的任务是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向警予则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10月，蔡和森与向警予从上海启程，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李立三及其妻子李一纯。

蔡和森原本以为向警予与彭述之分开，他与向警予能够重归于好，但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一路上，两人没有过多的交谈，到达莫斯科后，向警予住进中山大学，蔡和森虽然经常去看望她，但向警予有意回避，两人关系渐渐疏远。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蔡和森在失去向警予的时候，却有另一个女人闯入他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

由于旅途劳顿加上心情抑郁，蔡和森到莫斯科后哮喘病复发，向警予又不在身边，李立三夫妇便经常前来照料。尤其是李一纯，照顾病号比李立三要细心得多，而蔡和森失去向警予后正需要填补感情的空白，来自李一纯的照顾充满了温柔与体贴，令身心疲惫的蔡和森精神为之一振。一来二往，蔡和森与李一纯之间产生了感情。

经历了妻子移情别恋的痛苦之后，蔡和森又给李立三造成同样的痛苦，但这一切的决定权并不取决于他，而取决于李一纯。最终，李立三被迫接受这个现实，于1926年1月，与李一纯平静地结束了三年的婚姻。为了安慰李立三，李一纯将自己的妹妹李崇善介绍给李立三。

此后，李一纯全心全意照料蔡和森，蔡和森虽然深感有愧于李立三，但他并不后悔，如果说他与向警予的结合是充满着浪漫色彩，那么，他与李一纯之间则是生命之恋，在蔡和森身心遭受打击的时候，是李一纯挽救了他，这份患难真情，令蔡和森深深为之感动。

1926年底，蔡和森找到向警予，平静地向她坦白自己与李一纯的感情，他说：“曾经我破坏了你和述之的感情，如今我也体会到你们当时心中所承受的痛苦，我很抱歉，我同意与你离婚。”

向警予听后略显动容，她深深祝福蔡和森和李一纯。就这样，“向蔡同盟”在维系了六年半后无疾而终。

1927年3月，蔡和森携李一纯自莫斯科返回中国，他们一路有说有笑，夫唱妻随，回到上海后，两人共同投入革命之中。有了李一纯的照料，蔡和森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大为好转，工作也发挥到最佳状态。

而与向警予，蔡和森虽然无法与之维系夫妻关系，但两人之间友情尚在，仍是革命道路上的好同志、好战友，这种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向警予牺牲。

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捕，蔡和森听说后心急如焚，立即给在国民党做官的友人发电，请求营救向警予。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悲痛欲绝，挥泪写下《向警予同志传》，深切悼念向警予。

1931年6月10日蔡和森在香港被捕。8月4日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