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人口及其生存区域的历史演变

摘要　汉族自先秦形成之后，其空间分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由相对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和汉水流域逐渐向四方扩展。明清以前，汉族人口的大规模的迁移多与战乱、军事防御和灾荒有关。清代以来，汉族人口的经济性移动增加，其对各地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人口流迁和朝代鼎革过程中，汉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增加，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之中。

关键词　汉族人口，迁移，生存区域，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K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2-0003-06

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目前中国境内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民族，而且汉族人口分布广泛。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除西藏和新疆外，汉族人口在各个省级单位所占比重最大。这一状况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本文拟从汉族人口的起源、分布变动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角度，考察汉族人口及其生存区域的变迁历史。

一、汉族人口的起源

汉族人口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前新石器部落文明时期。至公元前5000年，在黄河流域，区域性的部落联盟形式开始出现。

根据传说，黄帝、炎帝等部落居于黄河上游、中游，太嗥、少嗥等东夷部落居于黄河下游，南方的长江中游是苗蛮部落的根据地。

黄帝氏族与炎帝氏族同出于少典氏和有蜥氏，“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炎帝的发祥地大概在今陕西的渭水上游，东可能到今山西；姬姓氏族的区域，传说在今陕西的东北部和山西的南部。两个部落区域以后逐渐扩展。炎、黄集团是北方的部落，其生存之地西到今陕、甘一带，东与东夷部落交错，南与苗蛮部落为邻。

东夷居住的地方很广阔，大约相当于今天山东、江苏以及河南中部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一支可能在商末周初从今江苏、安徽逐渐沿长江西上，到达现在的湖北一带。东夷较早与黄、炎系统的部落融合，成为后来的华夏族(汉族人口的主脉)。

二、汉族人口分布的变动

(一)先秦时期的汉族人口

夏、商、周王朝建立和维系所依据的主体力量是以华夏族为基础的。

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西部、中部，东可达今豫、鲁、冀三省交界之地，西到渭水下游。在这一地区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新石期遗址有：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类型的文化。

商朝先祖居于黄河下游地区。夏朝建立后，商族部落也在不断发展，形成与夏族东西对峙的政权，最终推翻夏王朝，建立商朝。

周朝先祖是一个古老的姬姓氏族，很早就和姜姓氏族组成了部落联盟，他们灭商前以今天陕西泾渭一带为立足之地。

周建国之后，实行分封制。西周时，除了同姓(姬姓)贵族被分封于各地外，异姓功臣也被分封。据说，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些分封之地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汉族人口基本生存区域，进而奠定了汉族人口向四周发展的基础。

按照西周制度：“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即赐功臣可供驱使的民众和土地，令其建立诸侯国。授封者要向天子进贡，为天子派出力役、兵役，还要定期前往都城述职。周王朝由此获得了对广阔区域土地和民众的控制，这同时加速了中原文化向四周的扩展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中原地区，而且中原周边地区的“汉化”程度得到提升。因为周朝贵族的封国遍布各地，华夏族的分布范围大大扩展了。

(二)秦汉时期的汉族人口

秦汉时期，汉族人口的生存基础逐渐由黄河流域、江汉平原向周边地区延伸，分布范围更为广大。

秦王朝和汉王朝由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所占比重最大。其中主要是与疆域开拓和戍守有关的人口迁移。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命将北击匈奴，“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在北方，秦始皇派大将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为加强对北方匈奴族内扰的防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徙五万家于云阳”。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令募民十万口徙朔方。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又将山东灾民70余万迁于西北，置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迁移的对象“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秦和西汉时期将短期性军丁防守与长期性移民实边结合起来，为新拓展疆域的巩固起到一定作用，开启了内地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居民向边境地区长距离迁移的先河。

(三)东汉以来汉族人口的几次重要南迁

东汉末年以来至唐、宋时期，北方地区有几次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动乱，社会空前震荡。为避兵燹，北方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众(以今天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辖境为主)纷纷踏上南迁之途，其中最为突出的迁移流有三次。而其时南方地区人口相对稀少，为北方南迁民众提供了生存空间。

1，晋“永嘉之乱”与第一次汉族人口南迁。

西晋元康年间开始、持续十余年的“八王之乱”不仅使中央政权统治力量削弱，而且黄河流域生灵涂炭；永嘉年间，移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不堪苛政，趁机起兵反晋，乱象加剧(史称“永嘉之乱”)。中原民众为避乱而向南迁移。移民迁入地主要是淮河以南地区，其中江苏最多，其次为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陕西南部。

2，唐“安史之乱”与第二次汉族人口南迁

汉族人口第二次南迁肇起于唐“安史之乱”发生后。从唐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宝应二年(763年)，持续八年的安史战乱使河北、河南、陕西关中地区民不聊生，其中不少人被迫向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南方地区流徙。他们或就近落脚淮南(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或远至福建、岭南、蜀汉等相对偏僻地区。可见，较之第一次南迁，第二次汉族人口南迁范围更为广大。这些汉族民众对移入地区的开发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唐末五代时期，河北、山西等沿边地区汉族百姓因中原政权厮杀不断，被迫向北部少数民族契丹所建立政权——辽控制地区迁移流动。

3，北宋“靖康之变”与第三次汉族人口南迁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朝军队突破宋军防御体系，大举进入中原。靖康二年(1127年)春，北宋都城汴梁陷落；五月，赵构建立南宋，后以临安为都(今杭州)。在这一朝代鼎革过程中，北方幸存汉族人口形成新的南迁高潮。短期内，“江、浙、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实际上，南宋建立后与入主中原的金朝之间战事不断；以后蒙古族崛起，1234年灭亡金朝，复

向南宋进攻。元朝最终于1279年灭南宋。这期间，不仅北方汉族民众，甚至南宋境内的汉民不断南迁。今天广东一带的客家人就是这一时期从福建、江西等地迁移过去的。

(四)元末明初汉族人口迁移

需要指出，元末明初，出现中国传统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汉族人口迁移，当然它与前三次以南迁为特征的流徙有所不同。这一次是全方位的迁移，是汉族人口分布的一次重要调整。当代华北、两湖、西南等地许多宗族追溯其始祖时多至元末明初。史载，河北雄县人先祖“多系永乐自小兴州内徙”，河北南部的大名府民户“十之八”不是土著㈣，而是明初从各地迁来。山东菏泽清光绪时有望族14家，土著居民4家，其余为明初迁入者，占71％。平阳望族13家，宋代迁入2家，元末1家，其余为元末明初迁入，占84.6％。河南新安县民国时有望族46家，世居者4家，宋代迁入1家，清代顺治年间迁入1家，其余为元末明初迁来，占85％；这40家中，来自山西洪洞、闻喜、翼城、介休等县32家，其余8家为山东4家，陕西2家，本省洛阳l家，南京1家。

长江以南的湖南益阳，元代以前的“旧族什不及一，其仅存者，亦日就零落”，新族绝大多数为元末明初迁来。醴陵县迁人百姓“考其时皆在元末明初之际”。

西南地区明初汉族人口大量迁入。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平定云南，留兵戍守。同时“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云南楚雄一带，“明初所来官军商民落籍，其数极多”嗍。贵州平越，“来自中土之民颇多”。

这期间的人口迁移使汉族人口的分布大势基本确立下来，特别是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的分布格局基本确立下来。

(五)清朝汉族人口的迁移特征

清朝建立后，初期在局部地区实行政治性迁移策略，如为防止汉族民众与沿海抗清势力联络，将闽、粤等沿海居民内迁50里。

清朝在中期之前，政府基本上限制民众的自由迁移，特别是限制内地汉族人口向周边地区迁移。清中期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加快，中原、关中、江南和西南等人口稠密地区民众生存压力加大，自发向边远地区流迁寻求新的生活区域现象增多。因此清朝民众的迁移流动具有很强的经济色彩。

清朝汉族人口的迁移呈现出外部扩散和内部充实的态势。外部扩散的含义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民众违禁向口外和东北地区迁移。口外迁移以山西民众为主，东北迁移则以山东、河北百姓居多。由于边远地区原有居民稀少，不便管理，清朝政府限制内地民众出入，而东北则被清王朝视为发祥圣地，为保护“龙脉”而禁止百姓前往垦荒。内地民众为寻求生计，常常私闯禁区。一当政府发觉，那里已有成千上万人立足。政府若硬性驱逐势必导致官民冲突，因此只好做出让步，承认已进入者的合法存在，而对继来者实施严格禁令。实际上，一当后来者形成规模，清政府对其又无更好的处置办法，只好默认现实。这已成为其对待东北、蒙古地区汉族为主体移民的基本政策模式。

内部充实是指，由于人口压迫，稠密区民众进入内地一些由森林覆盖的丘陵和山区开荒造地(史称“棚民”)。垦荒导致山冈水土流失，河流淤塞，外来“棚民”与当地原著民发生利益冲突，形成土客矛盾。清政府对这些迁入者多持驱逐之策。但因棚民规模大，并且历经多年，其原籍已无可垦之地维生。当无力驱逐时，清政府则将其编入地方保甲体系中。乾隆年间规定：棚民人籍二十年以上，置有产业，葬有坟墓者，应听其入义学读书。五年后许报明该地方官准其读书，于额外酌量录取。

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实施屯田制度(初行于雍正年间)。乾隆朝中期为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基础，政府开始移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将甘肃和新疆接壤的居民(其中既有汉族，也有回族等少数民族)迁至乌鲁木齐垦荒，并“给与车辆口粮，送往安插”。而且这些移民都有较大规模，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武威等县户民“情愿前往乌鲁木齐垦种地亩”，一次共计1887户。

内地汉族向台湾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在明末清初即已开始。1661年郑成功在大陆抗清失败后，率领部众退守台湾，与盘踞台湾多年的荷兰侵略者交锋，并最终将其驱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但清政府对闽、粤等沿海民众前往台湾谋生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违禁流入者不准其家属前往。雍正年间以后禁令有所放宽，允许已入台者将眷属搬去。至乾隆初年：“闽之漳泉，粤之潮惠，相携负耒，率参错寄居，故风尚略同内郡”。

(六)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族人口迁移

这一时期，汉族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变化是近代城市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农村人口向新兴城市迁移流动。至1937年，上海人口达到400万，北平为140万，天津110万，南京为101万，广州近100万，他们多是外地迁入者。

另一迁移特征是内地汉族人口大规模向东北三省移民。1851年，东北三省仅有人口290万，1891年为551万，1911年增加至189.1万。其中，1891－1911年20年间，增加2.3倍，计1300万，平均每年增加65万。这主要是冀鲁豫三省人口的迁入。1912－1946年，关内各省人口共向东北迁移人口1900万，其中返回1070万，定居830万。

(七)新中国成立后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迁移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边疆地区开发和建设过程中，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移民起到很大作用。

其中包括农业开垦(以新疆、青海和黑龙江、内蒙古等地为主)和边疆工矿企业建设。

1954--1984年，新疆净迁入人口276.01万人，约占新疆总人口的20.5％，平均每年净迁入9.2万人。

从1954年至1958年，黑龙江省北大荒，有十多万转业官兵前往开垦。从1955--1959年，黑龙江省净迁入21万人，1960--1964年净迁入86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由自治区成立初期的561.7万，至1982年增至1936.9万，增长2.45倍，其中迁移增长部分占整个人口增长的1／3。这些迁入者主要分布于工矿区和林区。

三、汉族人口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合

可以这样说，当代汉族人口并非由一个单一的民族人口血统传承下来，她包含有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的血脉。

汉族人口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合东汉以后比较突出。这种融合与少数民族人口内迁和汉族人口生存区域扩展有直接关系。

(一)被动融合行为

1　强制和招抚性移民促使民族融合

秦和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北部边境多采取防御少数民族内扰的政策。而三国时期，各政权将少数民族强制迁至内地作为壮大统治基础的重要策略。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在北方大败蹋顿(乌丸族首领)于柳城，将其降众“万余落”“悉徙”内地，“族居中国”。在西部，曹操因担心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徙氐五万余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