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西学思想探究

摘要：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主导者，他以“援西入儒”和“托古改制”的方式引领了近代封建改革思想的潮流，康有为走了一条既不同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改良道路，也不同于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道路，以其西学思想为主导的变法运动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康有为；西学思想；援西入儒；托古改制

作者简介：陈巧玲(1963-) ，陕西科技大学，女，陕西府谷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素质教育研究。

张江卉（1987-），陕西科技大学，男，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1-0232-02

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中西观念的碰撞、争辩和化合成为了近代文化躲避不开的主题。其中康有为对中西思想的化合是比较有特色的，他的改制思想既依赖封建制度也没有固守君主专制，一方面“援西入儒”一方面“托古改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中庸”地处在 “中体西用”和“全面欧化”之间，康有为对西学的理解和中西文化的融合有着独立的理论体系，对近代文化的向前迈进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康有为与西方知识的初步接触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传统儒家思想浓厚的家庭，其在自编年谱中提到：“祖赞修，又名以乾，号述之。道光举人，升用教授连州训导”“父达初，字植谋，号少农，提举衔，江西补用知县”。自幼至二十二岁，康有为师从不同的老师学习儒家经典，在与西方思想接触前，康有为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

同治十三年，康有为在十七岁的时候“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在七桧园读到了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西书。在光绪五年二十二岁的时候，他的西学理论学习踏上了实践的道路，“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之后康有为重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西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些年对西书的涉猎和香港之游对其的震撼奠定了康有为日后进一步学习西学、“援西入儒”的基础。一八八二年顺天乡试落榜后他途经上海，上海自从鸦片战争成为通商口岸后，成为了西学在中国内陆的传播中心，办有墨海书馆、徐汇公学、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西学教育研究场所，还有中国第一份科学研究刊物《格致汇编》，这为康有为学习研究西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记载道：“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从此之后康有为就力图在诸多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及社会思想和中国儒家经典之间搭建一座座“桥梁”。

在这段时间内，康有为并不是一味地学习西方学说，也有一些中西结合的著作，例如在《实理公法全书》中把几何学的演绎方法首次应用于社会科学，写作结构上模拟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编写形式，每篇都包括“实理”、“公法”和“比例”三个部分，分门别类地表示人类必须共同遵守的各项约定俗成的社会公私关系基本准则。《实理公法全书》的突出意义在于用“实理”和“公法”挑战封建社会的“天理”与“私法”，书中叙述“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在谈到什么是“实”的问题时康有为分为“实测之实”、“实论之实”以及“虚实之实”，这些“实”都可以在实践中考察辩论得出的。而“理”更非宇宙的最高本体，而是能够被科学和实践证明的真理，是事物内在的客观规律。“实理”和“公法”作为康有为心中衡量社会制度、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标准，对社会制度中的礼、刑、教、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形成了与传统封建思想对立的思想体系，它使康有为早期的思想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灵魂。

从康有为早期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开始使用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民主思想的西学理论武器，崭露了其认为中国落后并不是因为“器不如人”而是政治制度落后的思想端倪，开始走向了与洋务派不同的救国道路。同时这些思想奠定了康有为进一步引用西方思想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并在康有为以后的著作，如《康子内外篇》、《春秋董事学》和《大同书》里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充盈和发挥。

二、“援西入儒”的理论主张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人学习应用西学的领航人之一。他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广泛的涉猎和探索，但他不能认定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他首先是以政治家的视角去汲取科学知识，并站在改革家的角度简单的利用自然科学知识论证其政治观念的合理性，试图在鸦片战争后混乱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寻找自己独特的立足点。

首先，康有为将西方进化论的观点引入春秋公羊学说，用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指认为“据乱世”、“生平世”和“太平世”, 康有为指出：“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此盖借三统以明三世，因推三世及百世也。夏、殷、周，三统递嬗，各有因革损益，观三世之变，则百世可知也……”他认为人类社会必须按照“据乱、生平和太平”三世的顺序向前发展。这种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和中国传统的今文哲学中变易的哲学观点融为一体，为其今后的变法改制在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中双双找到了立足点。第二，在价值观方面注入了西方理念，康有为将儒家学说的“仁者爱人”解释为“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人为先”，将“仁”的根本理解为“博爱”，最终推及为“人人平等”，这样“仁”成为以博爱、平等为基本体现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观的演变和解释为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思想奠定了价值基础。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康有为将西方议院两党之争附会在孔子的论语中，其《论语注》中说：“故议院以立两党而成治法，真孔子意哉。惟议院哗噪，或致殴争，此则无揖让之意。”文中的“揖让”取于《论语》中“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康有为此处将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争”与“议院之争”联系起来不免显得牵强，但是可以看出康有为在“援西入儒”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又如，《论语·卫灵公》中记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焉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康有为在《论语注》中将此句话解释为“舜任官得人，故无为而治。盖民主之治，有宪法之定章，有议院之公议，行政之官，悉由师锡，公举得人，故但恭己，无为而可治。若不恭己，则恣用君权，挠犯宪法，亦不能治也。故无为之治，君无责任，而要在恭已矣。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

因为家庭的影响以及早年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康有为对于原始儒学孔孟思想的信仰是比较坚定的。首先但作为一位主张变革维新的人，康有为反对彻底消灭君权的民主共和制度，但更反对固守封建君主专制，而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其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了顺利推行其改良维新思想，康有为不得不为其新思想找到一个合理强大的依靠。所以，康有为自始至终是借儒家的孔孟思想来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的。诚然，在康有为把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联系在一起的探索中，虽然有不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以及随意攀岩比附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映射着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尽管这些努力也许是不自觉的，只是迫于时局和社会的局限与压力。

三、以西学为指导的改革实践和社会影响

鉴于帝国主义的势力逐步渗入中国内地，民族危机四伏，康有为于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日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当政政府诉求改革。上书中写道：“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巳境，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康有为首先将帝国主义的入侵与西方科学的发达联系起来，试图将统治者的目光转移到对西方的关注上。后来又说：“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数年之内可至珲春……”康有为进一步表明了日本、俄国等国家就是因为变法兴现代科学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外国的发展进一步加重了清朝的危机，这就向清廷统治者表明了务必维新改革的政治态度。在其后的上书中康有为又说道：“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而后在强国的政策中全面提出了操练军队、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举措，历次上书中也包含“设议院以通下情”、“立科以厉智学”的主张，可以看出康有为进呈清廷统治者的改革主张中大部分源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公车上书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政之风，更重要的是，它把某些个别事件的发生引向了整个国家政治改革的方向，制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光绪帝曾经颁布“举人才诏”和发交各省督抚的“会议奏覆”等上谕，其中“举人才诏”提到“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专长，俾资节取。” “会议奏覆”上谕中也提到筹饷、练兵、恤商、惠工等，这些在康有为上书中都曾提及，可见此次上书对于光绪皇帝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在积极上书后，康有为进一步创办学会和报刊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北京强学会和《万国公报》。强学会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康有为和梁启超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又有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等帝党官僚；既有洋务派官僚或其代理人，又有清廷其他派系的文臣武将，但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以维新派和帝党官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这是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在夹缝中生存的资产阶级本身的孱弱有关的，各种势力都以自身利益为基础加入或者资助强学会和《万国公报》。

在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了许多关于开民智、移风易俗、用人行政等社会改造的改革意见，光绪皇帝在评论国内民智未开时说：“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可见康有为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已经影响到光绪皇帝。后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主讲内容中西并包；在经济方面注重以工商立国，保护商务；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方法，制造西洋兵器；变法的宗旨是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可见康有为中、西之学的融合思想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四、结语

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推广西学、启发民智、维新改革的举措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鸦片战争后学习西学和介绍西学的文人志士很多，但是像康有为这样七次上书、创立学术团体、创办报刊和主持变法维新等在各个层次积极将西学付诸实践的人却仅此一位。洋务运动中的主导思想是“西体中用”和“西学中源”，虽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天朝上国”的思想还是高高凌驾于那些“奇技淫巧”之上，学习西方仅仅停留在形而下者之“器”的层次。而康有为则全面借用进化论、民约论和人人平等的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提出了改革意见，其改革思想已经上升到形而上者之“道”的层次。

康有为为主要领导的维新派在政治上归于失败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其中既包括满清政权内部腐朽昏庸，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希望中国富强的外部因素。所以评价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以成功或者失败为唯一标准，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和共产主义诞生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康有为给中国进一步引入和发展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这些西学思想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前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社会的发展是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康有为引入西学思想并且极大地付诸于社会实践，这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唤起了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意识，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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