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伦理与家国隐喻

摘要：对传统社会的父子伦理进行批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命题。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采用拟儿童视角，在秩序失范的小说世界里书写极端的个人体验，对父子伦理进行批判和再造。这部小说不仅透露出余华重造家庭伦理的意图，而且预示了先锋文学的整体转型。

关键词：余华；父子伦理；家国隐喻；先锋文学

一

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己”为中心，“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向外逐层扩展而形成的。这种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事业社群”性质的“小家族”，它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以亲属伦常为基础，依靠一套使个人自动服从家族的差等次序而得以长期绵续。[1]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逐渐意识到：要想建立以国民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把个人从传统的家族伦理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存在。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将批判锋芒指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儒家三纲”，父权至上的家族普遍被视为专制主义罪恶的渊薮。1916年，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摒弃传统的儒家三纲之说[2]；胡适发表《我的儿子》、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相继批判“父为子纲”的伦理关系和封建家长制，开始了对传统意义上父权的挑战。此后，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作品无不揭露中国传统社会父权专制所导致的家族的罪恶和个人的堕落。但个人的解放以及平等自由的现代家庭关系衍生出的社会关系是否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得以完成呢？李泽厚在考察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史时指出，“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却笼盖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了“文革”历史悲剧的发生。[3]因此，“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国作家再次对组成现代社会的家庭以及家庭结构中难以撼动的父权进行沉痛的讨伐。洪峰的《奔丧》《瀚海》，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等文本对此均有涉及，但相较于其他作家，“余华无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对父子伦理着笔最多、最深的一个”。[4]

二

《四月三日事件》的主人公有着“狂人”般的心理感知和行为方式，其癫狂分裂的精神症候下潜隐着家庭关系的破碎，尤其是“父亲”的冷峻虚伪所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对父亲形象进行了强烈讽刺，“父亲”的教诲成为荒谬的存在。及至《鲜血梅花》，作家将传统的为父报仇处理成意图不明的游荡，当杀父之仇变得暧昧麻木之时，维系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父子关系也遭到动摇。接下来，余华塑造了诸多暴戾、狰狞的父亲形象。父辈不仅为了自己的存活撞死孩子（《死亡叙述》），而且依靠牺牲年轻一代的贞洁与生命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世事如烟》）。父权的罪恶在冷静有力的叙述之下渐渐浮出地表，显露出触目惊心的可怖。

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政治转向后时代氛围骤变，先锋写作的艺术资源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在多重困扰的交织下，先锋文学整体上陷入困境。而这时，余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即《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对父亲形象的毁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父亲孙广才在“我”六岁时把“我”送给王立强领养，在养父自杀、养母离家后，“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回到南门的家。由于“我”的回家导致整个家庭的食物更加匮乏，孙广才对“我”厌恶至极，动辄打骂，以至于“我”对家庭毫无认同。更为糟糕的是，这位父亲的人品十分低劣。“我”的弟弟孙光明献身救人，但他的死仅仅成为父亲谋求“英雄之父”这一光荣称号的筹码。当成为“英雄之父”的希望落空后，孙广才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当着家人的面大摇大摆地去和寡妇鬼混，还屡次骚扰自己的儿媳妇。这位在家里暴戾、强横的父亲，面对王家兄弟的拳头，只落得狼狈不堪的挣扎。作为儿子，孙广才想尽一切办法让老去的父亲孙有元早点离开人世。在孙有元弥留之际，孙广才误以为他已经死去，手舞足蹈地欢呼；当孙有元终于死去，他“如释重负地笑了”，连声说“总算死了”。[5]不仅如此，小说中“我”的祖父、苏宇的父亲、国庆的父亲等一系列父亲形象均显得不堪入目，父亲形象仅存的一点尊严丧失殆尽。

作为父子一伦的推演，小说对兄弟关系也进行了解构。“我”的哥哥孙光平延续了父亲对“我”的仇恨，用镰刀砍破“我”的脑袋。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他故意制造假象，在弟弟孙光明脸上同样划一道口子，让弟弟诬告是“我”先挑起事端。在“我”遭到父亲的毒打时，我的两个兄弟却当起了帮凶。无论是对父子关系还是对兄弟关系的颠覆，这部小说对父权发出的强力挑战都足以震颤人心，如此决绝的写作姿态着实令人惊异。

三

在故事的開端，叙述者“我”讲述了一段凄迷冷绝的梦境般的记忆，随着感觉的流动和记忆的转换，叙述者把读者带入他的家庭处境当中。养母李秀英为了考验“我”故意把钱放到窗台，这个病恹恹的女人给予“我”的温暖实在有限；养父王立强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不惜对“我”施暴，“我”只能以绝食抗争。寄人篱下的凄楚生活本无亮色可言，可在“我”回到南门后，孙荡的生活竟也成为略带甜味的回忆。在南门的家里，“我”非但遭受父亲的冷眼、兄长的排斥，连母亲也视“我”为外人。家庭的冷漠让“我”陷入绝望的深渊，而更加残酷的是，“我”身边的人物无不生活在绝望之中：失去希望后与寡妇偷情的孙广平，活得腻烦、只求死后有个棺材的孙有元，身败名裂后持手榴弹疯狂报复的王立强，失去丈夫后无依无靠的李秀英，无法抵挡寡妇诱惑而走向堕落的苏医生，靠出卖身体度日而不得的冯玉青……叙述者以一个儿童的视角目睹了这一切，成人世界的秩序在叙述人游离故事之外的冷静视角下自行解构。在秩序失范的世界里，年轻一代又有着怎样的行为方式呢？孙光平凶狠残暴，依靠武力在孩子群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苏宇难以抑制性欲的冲动，将罪恶的双臂伸向路过的少妇；苏杭、林文更是胡作非为，在年老力衰的老太太身上释放自己的兽性；失去父母的国庆在感情遇挫后，把菜刀架到了慧兰的脖颈。由此观之，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长辈的恶行只会传袭给晚辈，年轻一代的兽行甚至变本加厉。

小说中的人物在绝望的泥潭里苦苦挣扎，却只能越陷越深，发出凄厉而无望的“呼喊”，在扭曲变态的恶行不断冲击着人之为人的底线时，让我们回到小说叙事的起点——1965年。余华曾谈过：“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来说，‘文革’也永远不会过去”。[6]尽管这部有关记忆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已被虚化，但小说人物的种种恶行不断控诉着这个狂乱失序的世界，“文革”的创伤始终弥漫在叙述的各个角落。值得重视的是，在排斥人欲的“文革”时代，小说世界里的人物却总是不知不觉地堕入无所不在的性诱惑的罗网。“我”和朋友们青春期的隐秘渴望自不必说，长辈们的媾合不断消解着时代压抑，接连的偷情、强暴从相异的路向使得那个时代扼杀人性的企图欲掩弥彰。父权至上、扼杀人性带来的秩序失范让人不得不反思“文革”这一“历史之父”。在这重意义上，笼罩着所有人的父权统治正是开篇那黑夜里的绵绵“细雨”。

四

追问“历史之父”已然成为小说启动叙事的关键，然而，这部小说与余华之前的创作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却在于那凄厉的“呼喊”，那种绝望中隐隐渗出的温情，那种向死而生的希望。如果我们只看到缠绕着叙述者的绝望，恐怕会忽略余华小说中某些异质性因素已然在这里隐秘伸展。祖父孙有元晚年的苦难生活已足够悲惨，但作者对其死亡过程的叙述却闪现着“黑色幽默”——正如摆脱昏迷状态之后孙有元冲着挖坟人的嘿嘿一笑——苦难生活里坚韧的生命力由此生发。

作家在对父亲形象进行颠覆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重构，而这种形象的再造是通过“代父”的形象设计完成的。我们认为，余华小说中的“代父”形象可分为两类：一是非血缘关系的养父，二是履行父职义务却非血亲父亲的其他亲属形象。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到，余华作品中的“代父”形象在《一九八六年》中已初现端倪。小说中，养父对女孩无微不至的关照已让她忘却生父的存在，以至于生父的再次出现成为全家惊悚的噩梦。而《在细雨中呼喊》里的“我”俨然已把王立强当作真正的父亲。其实，这只是余华小说父亲形象复归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四部长篇小说中，余华精心塑造的父亲形象都是以“代父”身份出现在小说里的。《活着》里的福贵以“代父”身份继续对苦根的赡养；《许三观卖血记》情节发展的高潮无疑是许三观作为“代父”为了挽救一乐的生命，不顾生死、千里卖血的详尽叙述；《兄弟》里的宋凡平对儿子（包括非血亲关系的李光头）铭心刻骨的爱成为苦难生活里的一抹亮色；及至《第七天》，“代父”杨金彪对杨飞超越生死的爱以及二人在生死之间互相追寻的父子情，成为冰冷世界里的一股暖流，贯穿了整部小说。两相对照之下，余华重造家庭伦理的意图已然明了。或许在余华看来，血缘血亲关系中滋长出的家庭关系并不可靠，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到的温情反而能使漂泊的孤魂得到安宁，而这种温情的寻觅成为此后余华小说创作萌动的生命存根。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告别革命”的年代，普通民众不再关心国家政治改革，转而关注日常生活。在小说领域，长期以来的宏大叙事逐渐淡出读者视野，个体经验的表达开始占据文学的主流。1991年，余华以心理自传的方式写出了这样一部挑战家庭伦理而又回归温情的小说，这在其小说序列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为了反抗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余华此前的小说（甚至可以说此前的先锋文学）常以“虚伪的形式”追求“精神真实”，小说人物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不断冲击着读者的日常经验，因而这些文本对人性之恶有着天然的亲近。而《在细雨中呼喊》却流溢出日常生活的溫情，闪现着人物性格的幽默。这表现出作家叙述控制上的松动，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的书写悄然侵蚀着冰冷决绝的挑战精神。可以说，这是作家“扬弃”现实之后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它恰恰具有先锋文学向隐匿转折的过渡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历史转折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路向。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9-67.

[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1916（6）.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9.

[4]李立超.论余华小说的“颠覆”与“隐喻”[J].小说评论.2016（3）.

[5]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83.

[6]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220.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