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相关问题研究

　　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维护党的团结，建设一支昕党话跟党走的人民军队，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作保障，才能取得新长征的伟大胜利。下面是工作范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相关问题研究，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长征（以下简称“红军长征”），1936年10月胜利结束。伟大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所创造的人间奇迹，是革命与反革命和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是一次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探索。伟大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与此同时，红军长征过广西，既进行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恶战――湘江战役，又是长征以来所要通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因而红军长征过广西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的影响。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还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深刻启示。

　　一、红军长征

　　长征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在这一意义上，红军长征包括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四支队伍，历时两年，行六万五千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为此长征被习惯地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1933年9月至1934年夏，蒋介石用重兵向中央苏区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当时，在党内由于深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加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党中央代理书记博古的错误决策和指挥，使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在各路战场上屡战失利。到1934年4月底，广昌陷落于蒋介石之手，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破。至此，中央苏区已经丧失了60%的地盘，打到最后只剩下6个县城。在此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开始作退出中央苏区地的准备，并决定派两支部队为前导，退出湘赣边区根据地，一支向湖南中部转移，即红六军团西征；另一支由闽浙赣边区北上，即红七军团北上。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军队向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总攻击，红军完全陷于被动。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实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为“长征”）。与此同时，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1934年冬，国民党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红二十五军和红十军团于当年11月分别从河南?_山、赣东北开始长征（红十军团长征不久就失利）。1935年9月，国民党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4月向西转移，1936年4月张国焘的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静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此外，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党和红军为什么要长征时，应当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开来。尽管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但又不能混为一谈。一方面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愈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可以说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直接原因。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央苏区的失败，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因此，红军长征从战略转移的决策来讲，则是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伟大探索。

　　（二）红军长征的主要过程。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红军长征共历时两年。红军长征史大致上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也有的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一1934年10月10日）。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于1934年7月先后派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主力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二是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期间，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相继突破了敌军设置的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中，红军伤亡2万余人（对于这一数字在史书和一些资料上存在多种不准确的表述，笔者考析认为是2万余人）。与此同时，鄂豫皖苏区的红十军团从赣东北开始长征，不久在皖南遭敌军伏击，除先头部队突围外，余部全军覆灭。三是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6月14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四是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5日-1935年10月19日）。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先是阻扰中央北上方针，后又提出南进主张，并另立伪中央。对此，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于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结束。五是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20日-1936年7月1日）。10月底，中央红军在甘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提出“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大任务；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与此同时，张国焘在南下途中不断受阻，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激战中损失惨重；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南下行动失败。为此，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六是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2日-1936年10月23日）。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改为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9日和22日，红四、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三）红军长征的基本情况。我们通常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里程，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则为6.5万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2.5万里，红二方面军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1万余里，红二十五军约1万里。一些史书和文章中所说的红军长征横跨11省，实际是指红一方面军所途经的省份。对于红军长征所途经省份，如果按现在的行政区划为15个省（市、区）：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重庆、四川、青海、河南、湖北、甘肃、宁夏、陕西；按长征时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则为14个省：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C、陕西。其中，红一方面军历时12个月零9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零3天，途经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陕西8省；红四方面军历时19个月，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径河南、湖北、陕西、甘肃4省（不少史书和文章中将安徽也计人其中，误也）。在长达两年的长征中，党和红军进行了三方面的斗争，第一方面是同国民党的军事斗争，第二方面是同党内的错误思想斗争（与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第三方面是同自然的艰难险阻斗争（以过雪山草地最为艰难）。其中在军事斗争方面，红军共进行了近600次战役战斗，师以上规模约120次。其中重要战役、战斗有：红一方面军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战役、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战斗、腊子口战斗、吴起镇战斗等；红二方面军的澧水沅江战斗、乌江战斗，乌蒙山回旋战役、甘南战役等；红四方面军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绥崇丹懋战役、百丈关战役、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等；红二十五军的独树镇战斗、庾家河战斗和劳山战役等。此外，还有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进行的包座战斗，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进行的岷洮西战役等。红军在长征中毙伤敌军数万人，俘敌少将以下官兵2.4万余人；红军在长征中翻过的大山有18座24条大河，其中主要的有：越城岭、苗岭、大娄山、乌蒙山、大雪山、夹金山、邛崃山、岷山、六盘山，章水、贡水、信丰水、潇水、灌江、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小金川、渭水等。红军长征先后经过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等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

　　二、红军长征过广西

　　从广泛意义来讲，在红军长征中，先后有红六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两支队伍途经广西桂北地区。但客观地讲，在红军长征之初特别是在进入贵州之前，并没有提“西征”，更没有“长征”一词。因此，严格地说，当年红六军团西行途经广西和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行过广西时的称呼都应为“西进”。但为了把这两支红军部队过广西相区别，在广西专家学者和党史界中，将红六军团西进过广西和中央红军主力西进过广西分别称为“西征”和“长征”，即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红军长征过广西。

　　（一）红军长征过广西的两支队伍。第一支队伍是红六军团。1934年8月上旬，任弼时（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肖克（亦称萧克，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等奉命领导红六军团9700余人（存在多种说法，笔者考析认为9700余人，在广西渡湘江时有9000人左右）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突围西征，发展游击战争。9月2日拂晓，红六军团前锋第二十二团向湘桂边的蒋家岭发起攻击，后绕道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文市地域（今资源县地域）。当晚，红六军团主力进入广西灌阳文市桂岩村。9月4日，红六军团在全县（今全州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域。红六军团进入西延山区后，新桂系派廖磊率第七军进行“追击堵剿”。根据军委的补充训令，红六军团主力于9月9日进入湖南城步县的蓬洞，后卫部队于9月10日离开广西。从9月2日至10日，9天时间，红六军团长驱210公里，历经当时灌阳、全县、兴安3县（今灌阳、全州、资源3县），胜利通过广西，完成达到了预期的横渡湘江、进军城步的目的。第二支队伍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在1990年以前的史书和资料中，存在众多说法，此后基本统一认定为8.6万余人；进入广西时为7万余人）开始长征。11月上中旬，中央红军先后突破敌人设置在赣、粤、湘三省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作出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向西翻过越城岭进至湘西南地区，以期与贺龙、肖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按照上述总的部署，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进入广西向湘江地域前进。11月25日午夜，先锋部队红一军团二师的四团、五团前出湘江地域。11月27日，红一军团二师占领了从全州屏山渡到兴安界首的湘江渡江点。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先后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了湘桂敌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减员2万多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即进入越城岭山区。12月4日下午，军委一纵队开始翻越海拔2100多米的主峰猫儿山左侧的险峰老山界，至6日止，中央红军3万多人，分别从不同的路线翻越了老山界山脉，迳向龙胜的江底、马堤一带山区前进。13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桂北，进入湖南通道县境。中央红军从1934年11月25日由湖南的蒋家岭进入广西地域，至12月13日离开，其间历时19天，途经当时的灌阳、全县、兴安、龙胜4县（今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5县），行程达296公里。

　　随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主要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央红军总部、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5个军团）等；党政军领导人主要有：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等职）、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八军团中央代表等职）、邓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何克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等职）、李德（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等；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主要领导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也称黄?d），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有的史料误说成是何长工，实际上何长工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担任此职）。 　　（二）红军长征过广西的主要战斗与主要烈士。红六军团西征在广西的主要战斗与主要烈士。红六军团西征在广西主要进行了5次战斗：蒋家岭突击战（1934年9月2日拂晓，红六军团前锋经过同湘桂交界的蒋家岭、永安关一带的守敌激战后，从清水关进入广西）、文市两次阻击战（9月3日上午红军后卫在灌阳文市的文村阻击追敌，下午在文市的灌江东岸和河西相继阻击桂军）、鲁塘阻击战（9月6日红六军团后卫在全州鲁塘一带同前来偷袭的桂军激战一天）、蔡石界空射敌机战（9月7日红六军团前?h在资源蔡石界对低空轰炸的桂军进行空射还击）。中央红军长征在广西的主要战斗。中央红军长征在广西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其中较大的有六次：抢渡湘江中的三大阻击战（1934年11月27日下午至11月30日午后的灌阳新圩阻击战，红三军团第五师同桂军夏威部7个团激战数日；11月29日夜至12月1日下午的兴安界首阻击战，红三军团第四师同兴安方向来犯之敌和从平乐前来增援的敌军激战数日；11月29日上午至12月1日中午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红一军团3个师同湘军4个师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5个师激战数日）、西进越城岭山区途中的两次阻击战（12月5日的兴安千家寺阻击战，红五、红八军团同前来偷袭的桂军四十三师又民团仓促应战；12月8日至9日的龙胜两河口阻击战，红三军团第四师与桂军七军十九师进行激战2天）、失散中央红军的系列战斗（12月3日，未能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余部1000余人突围重人灌阳后，先是在灌阳、全州一带迂回作战一周，后又进入湘南同江华、道县、宁远三县的保安团战斗数日）。

　　红军长征过广西的主要烈士。红六军团西征在广西战斗中牺牲了数百名官兵，其中团以上干部主要有3人：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刘式楷在文市阻击战中牺牲、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团长张鸿基在鲁塘阻击战中牺牲、五十团政治部主任在文市阻击战中牺牲（资料的缺失，不知其名）。中央红军长征在途经广西桂北期间，牺牲了2万多名红军将士，其中团级及以上的指挥员大约有20人：现已知其名且无异议的有12人（正团级8人、副师级和正师级各2人）、不知其名的副团级3人、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有5人（正团级2人、副师级3人）。对此，笔者依据现有的相关资料对这20名指挥员进行简要介绍如下：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男，湖南浏阳人，在失散中央红军的战斗中牺牲（遵义纪念馆的资料中误记为在四渡赤水中牺牲和湖北阳新人）；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男，湖南长沙人，在失散中央红军的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男，湖南宁乡人，在灌阳新圩阻击中牺牲；红四师参谋长杜宗美，男，陕西兴平人，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牺牲；红三十四师代理参谋长张福升，男，福建上杭人，在进入广西境中牺牲（史书上误记为广西、湖南交界的百都突围战役中牺牲，笔者考析认为是灌阳县文市镇的北斗之误）；红三十四师参谋长袁良惠，男，河南济源人，在湘江战役中牺牲（有的史料记为在川西作战中牺牲，但其史料的真实性有待考证）；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蔡中，湖南攸县人，在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战斗中牺牲（关于蔡中牺牲的时间和地点有诸多不同记载，有待考证）；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男，广西凤山（今大化）人，在灌阳新圩阻击中牺牲（有的史料误记为兴安界首阻击战中牺牲）；红四师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男，湖南浏阳人，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牺牲；红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男，湖南浏阳人，在觉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红三十四师第一?二团团长吕宫印，在赶往灌阳枫树脚接防的激战中牺牲（资料缺失）；红三十四师第一?二团团长梅林，男，四川人（资料缺失，笔者据梅氏家族资料考析为四川人），在失散中央红军的战斗中牺牲；红三十四师第一?一团团长苏达清，男，福建永定人，在失散中央红军的战斗中牺牲；红三十四师第一?一团政委彭竹峰，男，湖北枣阳人在失散中央红军的战斗中牺牲；红三十四师一??团政委侯中辉，男，在失散中央红军的战斗中牺牲（资料缺失）；红五军团某团政委梁茂富，男，福建长汀人，1934年11月在广西赤水与敌作战中英勇牺牲（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都有待进一步考析）；红三十四师第一?二团团长周子安，男，湖南邵阳人，在灌阳新圩战斗中牺牲（笔者从红三十四师的建制史料考析，周子安没有担任过一?二团团长）；红五师第十四团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3人在新圩阻击战中相继牺牲（资料缺失）。此外，一些史书上误说红五师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在新圩阻击战中牺牲（实际是负重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86年4月因病逝世）。

　　（三）红军长征过广西与广西各族人民。据统计，红军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广西桂北地区是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所进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国民党新桂系当局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造谣污蔑的反动宣传，造成广西桂北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产生隔阂，也给红军长征过广西增加了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高度重视并采取三大措施做好广西少数民族工作。一是相继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对苗瑶民的口号》13条等指示、口号，阐述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并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党组织、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二是采取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口头宣传、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方法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与民族团结政策。三是用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结政策。模范遵守铁的纪律，做到秋毫不犯；关心群众疾苦，发动群众镇压恶霸地主，为民除害；注意发动和依靠少数民族群众，团结少数民族首领。以上措施挫败了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广泛支持：踊跃参军，先后有数百名桂北各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参战支前，灌阳各族群众为战斗中的红军磨米煮饭、抢运伤员、挖战壕等，灌阳、兴安等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架桥，龙胜瑶民沈姓兄弟掩护被敌人围堵的32名红军脱离危险，资源铁匠粟传亮向地主借高利粮护养红军伤员；帮红军带路，其中资源瑶胞唐家银兄弟两和龙胜侗胞伍户斌等为红军带路当翻译直至出广西或出湖南进贵州边境才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广西各族人民为红军长征过广西所做出的重要历史贡献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广西创建的以广西壮、汉、瑶子弟为主体的红七军、红八军，其主力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是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红五师的骨干力量，为中央红军顺利度过湘江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以广西壮、汉、瑶、苗子弟为基本力量的桂西红军游击队，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在云南富州举行武装暴动；当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时，又实施占领归朝、佯攻富州的军事行动计划，减轻中央红军过云南的压力，为确保中央?t军北上做出了贡献。红军长征过广西还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如“红军岩”（红四师首长在龙胜白面瑶寨旁的一块巨石下，会见瑶族起义首领，赠送一批枪支弹药鼓励他们继续革命，为纪念这段历史，当地各族群众将这块巨石称为“红军岩”）、“红军楼”（为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国民党特务纵火烧龙胜县侗寨鼓楼，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现场指挥红军战士救火，并命令红军保卫人员密查抓获和公审处决了纵火特务，为纪念这段历史，当地群众就把“杨氏鼓楼”改称为“红军楼”）、怀念朱毛红军石壁诗（中央红军离开广西以后，受尽苦难的瑶族同胞们在兴安县才喜界观音顶岩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戊孟冬月，瑶胞把家还。”生动地反映了瑶族同胞对朱毛红军的怀念之情）等。

　　三、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相关史实辨析

　　红军长征过广西特别是湘江战役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不少党史军史书刊中，存在诸多误述，需要加以考析订正。

　　（一）有关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若干内涵考析。笔者在此主要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内涵进行考析更正。

　　一是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内涵。“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简称，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改编）、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始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于1936年10月22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由此可说，“中央红军长征”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是在一些党史、军史书籍和文章中将两者混淆起来，导致诸多事实错误。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类：第一类错误表述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省份数，将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省份数等同于红军长征途经省份数；第二类错误表述是红军长征的行程里数，把中央红军长征的里程当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总里程；第三类错误表述是红军长征结束的时间，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时间当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结束时间。

　　二是关于中央红军长征两次过广西时的初始内涵。“长征”概念的使用是不断变化的。“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突围”“西进”等等，“西征”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提出来的，“长征”一词始于1934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做报告中（把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进称为“长征”），但在国内则是始于1935年2月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过去一般认为始于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随后又相继提出“万里长征”“一万八千里长征”“二万余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概念。所以从初始概念讲，无论是红六军团还是中央红军主力过广西时，不叫“西征”，更不叫“长征”。20世纪80年代，广西党史界专家学者为将红六军团过广西同中央红军主力过广西相区别，而称之为“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

　　三是一些重要机构的称谓问题。有的史书和文章在记载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历史中，混淆了一些重要机构的称谓，如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误写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4年1月之前为“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则为“中央政府”）；将“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混同使用（“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简称，“中革军委”则是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隶属关系、任免程序、工作重点等方面的不同，如中央军委不直接指挥、管理军队，中革军委则管理红军和指挥作战行动）

　　（二）有关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若干时间和数字问题考析。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时间和数字问题需要加以考析订正。

　　一是湘江战役历时的天数。主要有四种说法：4天说、一星期说、9天说、18天说。笔者认为历时11天较接近历史事实。其理有三：第一，从中革军委的决定、电令等文献资料看，清晰地说明中央红军是从1934年11月23日开始作湘江战役的准备工作。第二，从战役的内涵来讲，湘江战役应包括战役准备、战役进攻、战役决战、战役尾束四个阶段，其历程为11天（11月23日-12月3日）。第三，上述诸说在算法上皆存在缺陷，如4天说是指湘江战役中的三大阻击战的作战时间，18天说则将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三道封锁线的时间纳入其中。

　　二是桂军撤离湘江防线的时间。主要有1934年11月16日、21日、22日、25日四种说法，笔者在此持11月22日说。其理由主要有四：第一，11月22日一说，从11月20日李宗仁发给蒋介石的电文、22日蒋介石同意的复电和23日何键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可以得到证实。第二，持11月21日撤防的《长征新探》一书中的前后两则史料相悖（第89页持21日撤防观点，第100页则说是11月22日白崇禧命令退守）。第三，《伟大的长征》一书中所说的11月16日撤防则是明显的误述。第四，11月25日桂军在蒋介石责令下开始返回了。

　　三是中央红军西进进入广西时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人数和进入广西时的人数原则上已认定为8.6万余人、7万余人。但近年来有不少的史书和文章对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牺牲的人数夸大为2.2万余人，这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相符合。第一，从历史背景来看。在红军转移前夕，中央红军就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就地停战等五项协议，红军一路未遇粤军顽强阻截，就相继突破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这有诸多史料可为证。第二，从历史相关记载来看。原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当时的日记和长征大事记等的记载，可以看出战争“伤亡数千人”。笔者也曾对这一情况进行过分析考证，因战争损伤、落伍掉队、疾病死亡和逃亡等有1万余人，这与出发时8.6万余人同进入广西境7万余人是相吻合的。第三，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时的建制来看。建制基本完整，全军辖有7万余人。因此，进入广西前的伤亡不是很大。第四，从上述夸大数字来源的书籍和文章来看。其数字记载都存在前后逻辑性的错误。如在书中相继说道：“中央红军86000余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突围转移作战月余，部队损失2.2万余人”；“进入广西……建制基本完整。全军辖有7万余人。”8.6万队伍损失了2.2万，怎么还能说是建制基本完整；8.6万人损失了2.2万人，怎么还有7万余人，当然也许会说途中有兵员补充，但在当时的战争急行军情况，兵员补充不多。 　　四是湘江战役中红军伤亡的人数。在现有的史书和资料上，有九种说法：2万人、3万余人、3.4万人、3.9万人、4万人、损失过半、5万人、5万多人、6万人以上。笔者认为2万余人较为接近史实。其理由主要有四：第一，据广西兴安县党史办王宪民等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旁征广证，以及笔者在1992年前后整理《兴安县志》过程中的考析，综合估计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为2万人余人。第二，李德（时任军事顾问、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回忆说：当时“战斗部队肯定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直到遵义，兵力人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笔者认为中央红军进入广西时的兵力为7万人左右，如果说湘江战役损失2万余人，以及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湘江东岸和中央红军主力在西延山区损伤近1万人，再加上途中新兵入伍，就与李德后来所说的4.5万人大致上接近。第三，说红军突破湘江战役后损失过半，其说法既不准确，又欠科学。从现有的史料看，湘江战役结束时中央红军尚未统计实有兵力数，说损失过半缺乏说服力。同时这一说法还否定了红军突破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中的兵员折损。第四，3万余人、3.4万人、3.9万人和6万人以上诸说都存在各种显现问题。如3.9万人说不但其计算超出湘江战役范畴，而且说十八团损失8000人明显有误；6万人以上说以敌对方的统计数据推算，明显夸大。

　　五是桂军参与湘江战役的实际兵力数。在现有的史书和资料上，主要有四种说法：2万人左右、3万人左右、3万多人、3.8万多人。笔者认为3万人左右或3万多人较为接近史实。其理由有四：第一，从1934年11月23日、24日香港《循环日报》的报道来看，桂军参与湘江?鹨鄣谋?力为3万左右。第二，据查新桂系第七军和第十五军官佐及士兵人数统计表得知：第七军12335人、第十五军17042人，总计29377人。另有桂林民团1080人。因此，桂军参与湘江战役的实有兵力为3万余人（正规军加民团共30457人）。第三，说桂军参与湘江战役兵力约2万人的证据是刘斐（桂军高级参谋）的回忆：“两个军十六个团总共只有二万余人。如果我们以二万人去堵二十万人，肯定会被红军吃掉。”显然，将29377人说成2万余人或2万人，其差距极大。第四，3.8万多人说中的“3个地区的民团约1.8万多人”，不仅人数有夸大，而且实际只有桂林区民团1000余人参战。

　　（三）有关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若干史实问题考析。主要有以下四个问题的史实需要考析修正。

　　一是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过重庆、西康、宁夏及其长征途经的省份问题。对于重庆，笔者据查有关史料得知，1935年1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中的红一军团长征途经了重庆市的綦江县，由于重庆在当时属于四川省，所以没有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对于西康，西康原为四川一部分，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1955年撤销），所以红军长征过西康时应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对于宁夏，1929年宁夏建省，从历史资料来看，红军长征也确实经过现今宁夏固原市的西吉县和隆德县，为此史书上和红军长征线路图都记为经过当时的宁夏。但事实上红军长征并没有经过当时的宁夏，因为民国时期的宁夏与当今宁夏的行政区域是大不相同的，其中红军长征所经过固原地区在当时属于甘肃省（1958年划归宁夏）。

　　二是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兴安和资源问题。从广西历史地理来考察，资源县历为全县（全州县）、兴安县地，1935年7月析全县的西延区8个乡、兴安县的车田、浔源2个乡建县，1952年8月，撤销资源县建制，1954年6月恢复资源县建制。红六军团西征仅经过当时兴安县的车田地域，所以就现今行政区域来讲，则没有经过兴安。然而不少的史书和资料，在表述时存在各种错误。如有的按当时漏了兴安县或多了资源县，按现今则多了兴安。

　　三是中央红军是从湘南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根据中革军委1934年11月25日的总战略部署，中央红军拟分四路纵队从四个关口向湘江地域前进，当时中革军委制作的湘江战役示意图上也是按四个关口进入广西。为此不少党史、军史书刊中沿袭了这一行军路线。事实上，第三纵队在邓家源受阻（山道不通）改由雷口关进入广西灌阳水车地域；第四纵队在三峰山攻击前进中受到桂军阻击，也改道强行军从雷口关进入广西，这样就改变了原计划四路进军的局面，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显然，诸如上述的表述不加以说明，就会造成以讹传讹的现象。这是众多党史军史书籍和资料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表述的症结所在。

　　四是接替红二师四团防守界首阵地的是红四师。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委）在《聂荣臻回忆录》中、杨成武（时为红四团政委）在《忆长征》中都说是红六师接替红二师四团防守界首阵地，不少史书和资料中也持此观点。但事实上接防界首阵地的是红四师。其理由有四：第一，从《红一方面军长征过广西大事记》来看，1934年11月28日晚是红725、727、31四师接替红四团防守界首阵地，此时的红六师还远在灌阳境。第二，中革军委进军部署可为佐证。28日，第六师到达泡江、长塘坪（灌阳境）；30日晚，军委发现全军12个师，尚有第六师等8个师没有过江（即尚未到达界首），为此向全军下达作战令。第三，吴西（时任红六师敌工科长）的回忆可为旁证。他回忆说：“11月28日，我红三军团六师十六团接受了在灌阳县城东北（新圩）阻击敌人”的任务。而红六师另两个团则尚未到新圩（还在灌阳水车地域）。第四，红四师为红三军团前锋师，红六师则为后卫，从逻辑推理来讲，应该是红四师接替防守界首阵地。

　　（四）有关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若干人物问题考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人物生平问题需要加以考析订正。

　　一是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中的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的籍贯辨析。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龙云，长期以来被误记为湖南人、湖南湘阴人、湖南浏阳人。据贵州省锦屏县史志工作者多年的党史资料调查和挖掘，于2011年发现红十八师师长龙云是贵州锦屏县人。笔者现将这一发现的资料梳理为三个方面的依据材料：第一是历史物件实证，即1934年10月的“剿匪司令部”电报（敌方文献资料）、当年同月的“红纸条喜报”（红六军团文献资料）。第二是龙云家乡老人们的回忆和族谱佐证，即龙云女儿龙莲英、堂弟龙治海等亲人的回忆，龙英麟、龙康银等当地龙家老人的回忆，龙家族谱记载。第三是反证材料的佐证，持龙云是湖南浏阳人一说，源于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的回忆，但浏阳市党史部门在2000年前后的党史资料普查中，未发现有龙云。 　　二是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中的师及师以上职务担任者辨析。在对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中团级及以上干部的职务担任记载中，笔者发现有46人的职务担任问题需要订正或者补漏，限于篇幅，文中仅对9个正师级及以上职位担任者进行考析。红九军团政治委员是蔡树藩，有的史料误说成是何长工（何实际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担任此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由袁国平兼任，有的资料分别误说成是罗荣桓（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何长工（时任中央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兼政委）、李志民（时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刘少奇（刘实际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兼任过此职）。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是曾日三（亦即曾日山），有的史料误记为罗荣桓（罗实际是1935年初部队缩编后任此职）。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是黄火青，有的史料误说成是李涛（李实际是在1933年担任过此职），还有的史书图片中误写为黄火星（黄奉命留下，未参加长征）。红四师师长是张宗逊，有的史料误说成是洪超（洪早在1934年10月下旬牺牲）、彭雪枫（彭实际是到达陕北后才但任此职）。红一师政治委员是赖传珠，有的资料误说成是黄苏（黄实际是1935年初部队缩编时担任此职）。红三师政治委员由蔡树藩兼任，有的史料说是程子华（程早在1934年6月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红十三师政治委员是罗华民，有的史料误记为罗荣桓（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李雪山（时任红五军团三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谢良（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此外，红八军团参谋长一职的担任者有待进一步考析。从现有的资料看，在长征中先后有张云逸、唐浚、毕占云三人担任过，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失，加之红八军团存在的时间仅2个多月，所以要确切地记载难度大，但笔者认为，先是张云逸担任后由唐浚接任此职，较接近历史事实。这是因为唐浚1935年牺牲时，红八军团早就不存在了。

　　三是红军长征过广西中的几位烈士若干。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烈士，湖南浏阳人。1934年12月3日在全州蕉江乡地域突遭敌炮弹轰击牺牲。但遵义纪念馆的图片陈列室误将程翠林标示为：“在赤水（四渡）中牺牲的高级干部、湖北阳新人。”红三十四师参谋长袁良惠烈士，河南济源人。从遵义纪念馆图片陈列室资料中显示，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也有的史料说是1935年12月在川西作战中牺牲，但这一说值得进一步考证（红三十四师未能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烈士，湖南攸县人。1934年11月、12月间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也有的说是1935年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牺牲，更有的说是1967年逝世。后面两种说法值得推敲，特别是最后一种说法查无此事。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烈士，广西凤山（今大化）人。1934年11月30日，在灌阳新圩阻击战中中弹牺牲。但有许多史料却误说在兴安界首阻击战中牺牲。红三十四师第一二团团长周子安烈士，湖南邵阳人。据平江起义展馆资料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记载，1934年12月初在广西灌阳新圩战斗中牺牲。但笔者查阅红三十四师的建制史料，周子安没有担任一二团团长一职的记录。此外，还有一位特殊的烈士，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烈士”，河北省易县人。时任红十五团团长，1934年11月在灌阳新圩阻击战中负重伤。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史书中却说白志文在新圩阻击战中牺牲了（实际上他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6年4月在河北保定逝世）。

　　四、红军长征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伟大意义与经验启示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丰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红军长征过广西，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及其胜利，还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红军长征伟大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长征是以党和红军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斗，所以长征胜利宣告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的罪恶阴谋破产，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并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长征沿途地区广大人民的革命斗志。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与此同时，长征的英雄事迹，也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震惊了世界。长征的胜利，还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深深植根于中国各族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二是长征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一方面长征的伟大胜利在陕甘宁地区形成了新的革命大本营。在红军长征出发以前，全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但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上百万大军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使得革命力量在南方难以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意义上，红军长征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会师取得长征胜利，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位于西北的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完成了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实现了我们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长征的伟大胜利还翻开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长征途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这不仅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而且还是我们党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及其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在革命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三是长征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长征的伟大胜利，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并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红军和革命事业化危为安，不断打开革命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证。长征的伟大胜利，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红军的力量在长征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从长征出发前的近20万人，到达陕甘宁地区不足6万人。但红军长征的胜利保留了各路红军的骨干，且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大大地增长了其才干，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与此同时，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是我们党和军队最可宝贵的财富，他们当中还有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新中国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长征的伟大胜利，还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新中国时期仍然在鼓舞着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二）红军长征过广西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前后虽然只有28天，但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是红军长征过广西是遵义会议酝酿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酝酿的内容来看，遵义会议前的酝酿是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而展开的。由于当时党内盛行着教条化和神圣化倾向，只有“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彻底暴露出来，人们才有可能从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正是湘江战役促使党内军内对战略进军方向问题开始思考。从酝酿的作用来看，湘江战役促进了认识转变。在广西湘江战役中，“左”倾军事路线使红军陷入被动，只是由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牺牲2万多红军将士，才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此役使“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彻底暴露，也使大家看到，不改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广西途中的争论则是酝酿遵义会议的思想基础。湘江战役使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怀疑不满情绪达到了空前，毛泽东因此提出了讨论失败问题的建议，经过沿途持续争论，教条宗派集团内部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分化出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通过。对此，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二是广西湘江战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湘江战役保存了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决定进军广西抢渡湘江西进时，蒋介石妄图以湘江为屏障，调集30万大军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湘江战役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浴血奋战，保证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了敌人的罪?阂跄保?对红军以后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湘江战役是一次反思战役。红军强渡湘江付出折损2万余人的巨大代价，广大红军指战员不仅对这一巨大损失感到悲痛万分，也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思。在反思中，从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层到全军指战员都出现了对“左”倾机会主义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局面。再次，湘江战役促进了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战略计划的实现。红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使继续西进成为可能；湘江战役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引起反思的深化，为红军西进贵州战略计划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湘江战役所引起的高层不断争论，为红军摆脱李德的错误进军路线和西进贵州创造了有利条件，并逐步得到实现。从此，红军取得了主动权，在艰难的长征中一步步走向胜利。

　　三是红军长征过广西实践和丰富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长征之前，由于我们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汉族地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并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广西桂北地区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期间党和红军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首次制定了具体的民族团结政策，如《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制定了《对苗瑶族民的口号》13条，从多方面阐明了红军对待少数民族的主张和希望；采取书写标语、口头宣传、召开群众大会等措施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遵守铁的纪律秋毫不犯，帮助解决困关心群众疾苦，镇压恶霸地主为民除害，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开展革命活动。以上民族团结政策及其实践，使党和红军很快就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并得到广泛支持，这是党和红军民族政策初期的成功实践，成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的策源地之一。

　　此外。红军长征过广西还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新圩阻击战战场遗址、光华铺阻击战战场遗址、脚山铺阻击战战场遗址等见证了红军渡湘江历史，“红军堂”“红军楼”“红军洞”等证了当年的军民鱼水情深和民族团结。

　　（三）红军长征胜利的丰富经验与历史启示。红军长征胜利的光辉历史，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而且还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是要注意防止党内的“左”倾错误。在历史上，我们党犯“左”的错误时间比较长，造成的损失也最大。在革命时期的长征是在王明“左”倾错误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背景下进行的，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中止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路线，但在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我们党的历史证明，红军长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都是在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之后，才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既要注意反右，更要注意反“左”；必须始终坚持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二是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红军长征是在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中进行的，在长征一路上既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严酷无情自然环境的种种障碍，又遭到党内“左”倾错误和分裂主义的干扰，都没能阻挡红军胜利长征。就是因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始终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红军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但暂时的失败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明确而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这是共产党人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信念。

　　三是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史。红军长征中的艰苦奋斗，集中表现在一往无前和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以苦为乐和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敢于胜利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了这种气吞山河的大无畏革命英雄气概，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正是这种在艰难困苦中磨砺出来的长征精神，使中国革命从失败中奋起，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征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气概，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四是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长征途中，不但面临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而且物质极其匮乏，连基本的生存条件也不具备，但党和红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相联的关系，这是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我们党执政以后，掌握了政权，既有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的问题。

　　五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靠的是坚信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回顾长征，在我们党和红军生死存亡重大历史关头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全党全军力量，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胜利，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在当今的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全国人民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自觉维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维护党的团结，建设一支昕党话跟党走的人民军队，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作保障，才能取得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注释：

　　①红十五军团是1935年9月由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整编而成。

　　②资源县在当时分属全县和兴安县，红六军团经过当时兴安县的车田乡（现为资源县行政区域），没有经过现今的兴安地域。）

　　③综合整理于：郭化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上、下[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1.范宝俊，朱建华.中华英烈大辞：上、下[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栾振芳.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J].福建党史月刊2010（22）：92-100.林强.创造历史奇迹的人们――记长征时的福建儿女[N].福建日报2006-8-17.

　　④笔者根据灌阳史志研究者提供的线索和实地调研，认可这些关于少数民族的工作指示和口号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总部在灌阳文市玉溪制定的。

　　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38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难忘的岁月》第132页（何长工回忆录，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一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93、99、102页（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等多方面的史料印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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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任浩明